我的环境比较好,家里人都修炼。丈夫认识我后,也非常接受法轮功,但我们当时人心较重,还想过人中的好日子,一直带修不修的,这样拖到九六年才和丈夫下决心真正开始了修炼,并开始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炼功。当时年轻的学员也很多,其中大部份学员在迫害后对大法都非常坚定。
一、迫害之初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已经使我及周围的同修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们炼功点上也来了一位奇怪的“功友”:偶尔来一次,从不带《转法轮》,眼睛看人也不和善。虽然不知道以后形势会怎样变,但我心里却很清楚:这么珍贵的大法得到了,什么样的魔难也不能让我放弃。虽然有了思想准备,但“七·二零”大抓捕真的开始时,还是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无法接受,当时的感觉真是黑云压顶。心想这么好的大法都要打压,这个政府太不可理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给一位我认为修的很好的同修打电话,他很冷静,在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这已经是第七个电话问我该怎么办了。”自己当时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跟人不跟法,到了关键时刻,想不起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理性的思考。
第二天,我跟许多学员一起去了市政府广场和信访办,而等待我们的是一群群手持棍棒的军警和摄像机镜头,还有许多的便衣特务。学员们聚拢了又被冲散,有的被拉到很远的地方又回来,这样反反复复,有的学员上访还被诬称为“小偷”强行被公安带走。政府并不听我们讲,当时心里非常的沉重和迷惘,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几天后我回到单位上班,单位见我“失踪”,已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此后便是公安找我“调查情况”、单位负责人轮番找我谈话,逼迫我表态和交出大法书籍。当时我身边有一群非常坚定的同修,面对着整个国家机器的打压和铺天盖地的造假宣传,面对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大家互相鼓励,坚定着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始终没有妥协。此后有些同修去了北京,走上了天安门;有些同修率先在当地印资料,讲真相,并带动当地其他同修走出来。
那段时间我的压力很大,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两个亲人被非法关押,另两个亲人生活不能自理,孩子又小,我白天上班,晚上要起来六、七次为老人、孩子接尿,往往是刚睡着又被叫醒。虽然很苦很累,因为心中有大法,所以内心很充实,精神也很好,当时我皮肤很细嫩,白里透红。单位同事都知道我修大法,所以平时我只想着要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大法是最好的,是真正的正法,所以处处事事都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也做得比较出色。多年后我回去看同事,单位里许多同事对我评价都非常高,他们跟我说,“你非常正直”、“我们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了”。
二、流离失所的日子
一年多之后,因为邪恶的迫害,也因为自己当时法理不够清晰,正念不足,在此后的几年,我被迫离开熟悉的城市,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靠打工为生。
当时不少熟悉的同修都被非法劳教、判刑,我一人在外,很少接触到其他同修。离开了熟悉的环境,面对昂贵的生活费和房屋租金(我当时所在的城市消费较高),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生存的压力很大。有一年的新年前后,只能住在公司办公室,晚上睡会议桌,没地方洗澡,也没地方做饭,经常就吃冷馒头配黄瓜。当时写字楼规定晚上不准住宿,但物业部的人对我很照顾,从不过问。生活上这点苦不算什么,对曾生活优越并习惯于集体学法修炼环境的我来说,孤独和寂寞是我当时最难逾越的障碍。那时我很少能够静下心来扎扎实实的学法,常被各种后天的观念和不好的思想所干扰和左右,没能及时排除,旧势力看到这一点钻了我的空子,导致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师父始终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几次在梦中鼓励我、点化我。
有一段时间,我只有随身携带的一本《转法轮》,和自己手抄的《洪吟》,得不到其它任何的资料和消息。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个以前认识的同修,从那里学会了上明慧网,回来后我开始从明慧下载文章并制作真相资料。开始我采取邮寄的方式,到周末先设计好路线,尽量的少乘车并保证能多投递一些分属不同邮政支局的信箱。每次出发前用旧矿泉水瓶灌上一瓶开水,走上大半天再回住处吃饭,这样一次投递二、三十封信。
后来我学会了制作VCD光碟,做好的光碟我随处发,自行车框里,楼道里,街道上,白天、晚上走哪儿顺手放那儿,有时巡逻的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发。我也利用中午的时间放光碟给公司里的同事看,使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
那几年还见到一些大学的同学,我在学校时人缘很好,大家都很惊异于我修炼法轮功。通过和我的接触他们都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当时我们班长对其他同学说,“你们看,我们中间谁最容光焕发呀?不就是某某(指我)嘛!”三退开始后,我通过电话也帮他们做了三退。
三、反迫害解体邪恶
几年后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回家不久,丈夫就面临邪党非法开庭审判。九九年迫害之后,我和丈夫离多聚少,丈夫曾经历过多次残酷迫害,始终对大法非常坚定。因为深知黑窝的邪恶,想到丈夫可能面临的残酷迫害,心里产生了一定要制止迫害的想法。
当我的念头出现后,师父已帮我安排了许多的机缘。我有幸与其他同修切磋,他们的正念和在法上的清晰认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同时通过学法,意识到自己救丈夫心切很大原因还是出自于情,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一)慈悲与宽容的力量
跟丈夫结婚后,我的收入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每年也给婆家几千元经济上的资助。但婆婆和兄弟却一直对我不满,婆婆曾当面直接说我“城里人就是吝啬”。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心里一直过不去,在流离失所的几年中也没与他们联系过。
回家后互相有了来往,当时我打电话给丈夫的兄弟,告诉他我想让婆婆与我一起去要人,对方却没有动静。在我再三催促下,婆婆终于来了。我到车站接到了婆婆,她表现出来对营救儿子并不上心,一边看窗外的风景,一边告诉我,她来玩几天就回去。她还带来了一封兄弟的信,信中全是对我及我家人的指责。当时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心想她自己的儿子面临这么大的难怎么还有心思看风景?但我营救丈夫的决心非常坚定,我知道什么都挡不住我。站在他们的角度想,因为我和丈夫这些年没有能够对他们给予帮助,而他们为丈夫读书曾付出很多,并曾寄厚望于他。我的婆婆和丈夫的兄弟都是善良的人,也是能够明白道理的人。当我看到这一点之后,心里没有了怨恨只有慈悲。我的家人在这件事上心性也守得很好,全力的配合我,一方面尽力的从生活上照顾我的婆婆,同时也跟她讲真相,最后婆婆的误解消除了,决定跟我一起去要人。
(二)正念正行解体邪恶
在整个过程中,师父时时都在呵护着我们,我也经常体会到大法神奇的力量。当时邪党法院已瞒着家属和律师秘密宣判,丈夫自己上诉到了中院。中共法院办公楼门口都设有保安,办事只能在门口打电话,没有预约不能進去。而办案人员根本不愿见我们,要当面向他们讲真相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曾见过中院院长的照片,我想我一定要见到他。第二天一大早去法院,就“恰巧”远远的见他从楼梯上走下来,我跑过去叫他:“院长!”他停住了,诧异的看着我,我说我要为我丈夫申诉,但他一听说是法轮功的案子就马上推辞说他叫刑庭庭长来跟我谈,此后一个自称是庭长的人(后知是分管刑庭的副院长)匆匆敷衍了我几句就溜了。此后我又多次拦住该院长向他喊:“我丈夫无罪!放我丈夫回家!”每次他都是匆匆跑掉。此间我给法院几位院长及刑庭都写了申诉信,揭露了相关部门几年来对我丈夫的酷刑迫害和犯罪事实。我在法院碰见他们时,我见到另两位副院长眼里的同情与钦佩。
法院门口总有许多办事和出庭的人,那段时间我和婆婆天天去法院,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有时围观的人很多,有几位还给我出主意,一位典雅的老太太每次见到我都关心事情怎样了,并出主意教我申诉。有位政法大学的老教授说我讲的好,有条有理,思路清晰。其实我本来是很内向和腼腆的人,很少在众人面前说话,也没学过法律。那段时间法院的部份保安和一些工作人员也都微笑的看着我们。
婆婆“七·二零”前曾跟我们学过法,当时天目就看见过法轮和一只美丽的大眼睛。她不识字,迫害后回老家就几乎放弃了修炼。一次接近中午,法院工作人员都出来吃饭,婆婆在旁闭目休息,她突然告诉我,她看见许多人光着身子走出来。邪党统治下道德沦丧、以权谋私,在法院工作的这些众生的确是危险至极呀!
那段时间我总是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在公共汽车上利用让座等机会讲我丈夫被迫害的情况,整车人都听得十分震惊。我清楚的知道,明白真相的人越多,解体的邪恶越多。
每次去法院我都感受到来自另外空间邪恶的压力,思想稍有不正,邪恶就拼命的干扰。我曾产生过对婆婆依赖的念头,认为老人年龄大,邪恶不敢把她怎样,没有她这件事就不好办。结果邪恶就干扰她,让她腿疼走不动路,婆婆吵着要回去。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归正了思想,去掉了埋怨的心。我当时想,婆婆回去了,我就让孩子休学,我带着孩子去申诉,直到把他爸爸要回来。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婆婆时,老人家看着孙子,说:“我不走了,让孩子继续上学吧。”
坚持了一个月,法院却没有任何回应。我决定与婆婆出去打横幅为丈夫鸣冤。婆婆来自农村,没有文化,也从来没出过远门,现在回想起来,她能够做到那种程度也很不容易。当婆婆在法院门口展开横幅时,引来了许多过往行人、车辆上的目光。婆婆后来告诉我,她一直看到眼前有非常漂亮的光。许多同修都赶来帮我们发正念,法院周围许多众生在这一天听到了大法的真相。在同修正念加持下,当天我和婆婆平安回到家中。
后来因为邪恶的强行制止,加上自己正念和意志力不够,营救没有坚持下去,这也是自己很深的遗憾。当时婆婆受到惊吓很想回家,自己一方面要面对邪恶的压力,一方面要帮助婆婆坚定信心,时间长了身心觉得很疲惫,产生了不想坚持的念头,就想婆婆实在要回去就回去吧。婆婆回家后打电话告诉我,她一上车腿就开始疼。我知道我做错了。如果我的正念更强一些,意志更坚定一些,邪恶会解体的更多,也许丈夫也就营救回来了。
这次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正念的威力,如果每个被绑架同修的家属都能够走出来堂堂正正的要人,邪恶的迫害马上就解体了,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早就回家了。
在这段时间里,当地得到消息的许多同修一直在帮我们发正念,这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海外的同修也打电话给邪党法院,当地同修还散发了大量揭露迫害的真相传单,有的还塞進了看守所大门(看守所收物品的大爷告诉我的)。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解体了大量邪恶,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本地基本没有发生迫害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同修正念正行的事例坚定了我的信心。如果说其他同修是凭着自己对大法的正信走出了一条自己证实法的路,我多少还是有些参照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时间我和婆婆相处溶洽,以前的隔阂从此都消失了,老人很喜欢在从法院回去的公交车上用浓郁的地方口音大声的跟我讲家里的事,整车人都能够听得见,每次我也都专注的听,内心是对婆婆真诚的善意与关心。只有拥有慈悲和洪大的宽容,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解体更多的邪恶。
第二年的新年我带儿子回了趟丈夫老家,我用真诚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多位亲人做了三退。现在我与丈夫家人相处很好,逢年过节兄弟都会打电话来问候,婆婆也总想跟我通电话。我也常带钱给婆婆替丈夫尽孝道。
还想说的一点是我的亲身经历让我体会到整体配合的重要性,当前特别是邪党奥运前后,我们地区迫害的很严重,许多同修被绑架,有的同修致残、致死。不少地区还是各自为阵,没有形成整体。如果更多的同修都能意识到整体配合的重要性,人人都能放下自我主动配合、协调、圆容,就没有邪恶赖以生存的空间场。
四、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走好正法路
去年有一段时间邪党人员对我和家人跟踪盯梢得很紧。家里老人就去跟他们讲真相。因为他们的干扰,我找原单位恢复工作的努力也暂时停顿下来。我意识到不能顺从旧势力的安排,我要出去找工作讲真相。我原工作单位较好,我就在简历表中如实填写,并借此讲真相。有几位老板很有兴趣的跟我探讨了许多法轮功的话题,有些虽没深谈但也表现出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和正义的由衷钦佩,还有的老总立即要我去工作,并说不因为我对薪酬没有要求就让我吃亏,有的留给我电话想有机会再深谈。后来我如愿的找到了较合适的工作,有机会接触救度更多的众生。
多年来我们一家经历了太多的魔难,开始一直是被动承受,认为修炼就得承受苦难,没有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家里老人因为负担太重没有多少时间学法,每天都是累的精力憔悴。我回家后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家里人有机会就一起学法、交流。以前在家总是我说了算,比较任性,家里人也都让着我。现在我改变了许多,即使被冤枉了也不再辩解,心里可以平和的面对不同的意见。孩子五岁时就能通读《转法轮》,六岁上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看很多历史书籍,对中国各朝代历史和人物倒背如流。他很爱看明慧周刊,前段时间我给他看了向内找的小册子,他看后主动说,“我喜欢发脾气,是魔性,要改。”
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写法会交流文章。本来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没什么可写,但看了最近周刊上同修的文章,认识到写出自己的修炼经历也是在证实法,特赶在投稿截止前写出。
(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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