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的警察都在干什么？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大连火车站前的地面上，看到很多不干胶，上面写着“假币 13322292057”，不干胶的密度很大，每平方米至少有5张，那景象甚是“壮观”，不尽的人流视而不见的走在贴满不干胶的站前广场上，“假币广告”是如此的堂而皇之。

哪怕是晚上，站前也是人流不断、灯火通明的，不禁简单的设想了一下贴假币广告时的情景：可能贴假币广告的人就是在巡警默认的注视之下，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把一张张广告贴满地面的吧。

中共邪党政权对这些“假、恶、斗”的“包容”在大连还有很多，比如各种建筑物上随处可见的办假证广告──“办证 139********”；还有大学校园外挂着“按日租房”招牌的、专门给在校学生提供未婚同居场所的情人旅馆（辽师大学和理工大学外都有）；遍布市区的“红灯区”；大家都经常收到的“本公司常年销售各种黑车、枪支、迷魂药，联系人×××”的手机短信……

感叹这种“包容”的同时，不禁同时感叹邪党警察的“不作为”，连这些以举手之劳即可阻止的败坏社会道德的烂事都能在看似文明的大连泛滥成灾，大连警察够“轻闲”的啊！可是，随即我就推翻了这两个“感叹”──大连真的“包容”吗？大连警察真的“轻闲”吗？

答案都是否定的。

2006年以来，大连地区邪党人员绑架修炼“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的数量在全国“领先”：先后绑架了李淑忠、朱本福、孙敬美、孙世珍、玉萍、陈军、老徐、洪振雁、姜富学、刘丽君、薛新凯、孙淑云、郝跃峰、刘明伟、穆春梅、韩淑华、刘芳、陈元增、都兴千、王娟、刘希勇、李淑贤、王技芝、周瑞英、王晓艳、王慧清、郭兆华、张义君（王红、王涛等一家六口）、杨萍、关越、尹志明、王德齐、杨春玲、李玉花、小王、孔庆春、宋利新、刘冬梅、尚永杰、王博、王新中、刘淑芹、姜慧琴、刘清涛、曲君、于长顺、丛丕晶、王丽、于晓丽、滕世玲、赵本帅、王金荣、从伟、张国宇、唐秀忠、高慎花、以及另外姓名不详的至少10名。

大连邪党政府就连法轮功学员头脑中想什么都要管；大连警察一点也没有轻闲，他们每天都在忙着策划和迫害这些手无寸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学员。这就叫“不务正业”，这些邪党人员们就是挥霍着老百姓的钱，放着危害社会的事不管，专管好人。

那些假币广告和办假证广告上都明明白白写着罪犯的手机号，想通过手机定位找到罪犯是很容易的事，大连警察常常用这种先进设备绑架法轮功学员。那些用纳税人的钱买来的昂贵的定位设备似乎只是用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从不用在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身上。那些推销“黑车、枪支、迷魂药”的明显危害社会的短信泛滥成灾，警察却不过问。可如果有人发了一条“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短信，就会立即面临被追找、定位、绑架、劳教、判刑的危险。（2004年10月，法轮功学员朱贵良因发短信被大连人民路派出所警察王辉绑架；2006年4月，法轮功学员赵本帅也因发短信被人民路派出所张洪伟等警察从家中绑架）。这种怪异现象似乎在宣布共产党政权的“治国理念”：中国不需要真善忍，中国需要“黑车、枪支、迷魂药”所代表的黑社会和暴力。

中国警察的职能从何时起变了呢？从“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变成了“惩善扬恶、除良安暴”。这真是警察的悲哀，也是大连的悲哀和华夏民族的悲哀。相信大连市民都在从内心深处盼望着大连警察能重操旧业，把危害社会的烂事、该管的坏人管好，而不去管那些本本份份的好人，把和谐和秩序还给这个社会。

上梁不正下梁歪，共产邪党从上到下都在“不务正业”，大连就能逆转整个潮流而动吗？共产党政权虽然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其实从来都不是为民的。《九评共产党》全面揭示了中共的邪恶杀人本质。

“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没人能逆转，目前已经超过1300万的退党及其相关组织，就是大陆民众对天意的回应，共产政权倒台的那天不会远了。相信更多人的觉醒一定会推动退党大潮来的更猛，更多人的觉醒一定会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也相信，每个真正明智的人都会在历史走过这一页之后，庆幸自己当初顺天意行事做出了三退选择（退党、退团、退队），而使自己成为识天理、识时务、顺天意的历史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