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已七十多岁了,我觉得大法弟子要珍惜时间,所以,我每天坚持三点多起床炼功、学法,还要抓紧时间讲真象。99年大法蒙冤遭迫害后,我曾三次到北京证实大法,我想,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和大法,去掉执著与怕心,就会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
2000年阴历4月份(以下均为阴历),我决定一个人到北京证实法。我想,这么好的法受迫害,我做为大法弟子要走出来证实大法的清白。那时我只有一念:我们走得正,我谁也不用怕。
到天安门后,我与另一个女大法弟子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法轮大法好”,当时她怀中抱着一个只有七个月的儿子。很快警车就过来,我们两个被抓上车,送到驻北京湖南办事处。到办事处里我不配合他们的审问,没开口,也没吃饭,盘腿坐在地上。第二天办事处的人把我送到火车站,让我自己坐火车回去,还告诉我不要再来了。我在北京住了半个月与同修交流、讲真象后自己回家了。
2000年5月份,我从北京回来不久,另一位同修想到北京证实大法,我就与她一同去。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分别打横幅,那一刻我感到自己顶天立地,一点也不怕。最后我被强行送到北京一拘留所关押,他们把我一只手扣在床边。我对面有位江西来的大法弟子五十多岁,被警察折磨,两只手高高吊起来,两脚尖支地,两脚还不能动,稍一动那恶警就狠狠用穿皮鞋的脚踢他。我看他快支持不下了,头一晃一晃的。我想,我们是大法弟子做好人,怎么能受这种刑。我打招呼,叫一个警察过来让他放了那位大法弟子,他说不能做主。我看到一个穿皮大衣的象个当官的,我就招呼他过来,说:“我有话跟你谈谈。”我年纪大,讲方言他听不懂,就找了一个湖南的警察作翻译,还让我到他的办公室谈。我很严肃的跟他说:“我是七十来岁的人了,什么事都经过,土改时,打倒的第一批人一枪就解决了,第二批时,吊起他们七、八个小时,最后七窍流血而死。那位被你们折磨的不是一般人,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再受苦难也决不屈服,但你们这样对待他就不行。”
最后穿皮大衣的叫人把大法弟子放下。放下时两脚已站不住,放在床上昏迷了一个多小时后才慢慢醒来。后来他们去买东西,给我也带来了一排酸奶,还说谢谢我。几个警察在大门边唠叨:“那个老婆婆,你别看她,好厉害的。”其实我也不是很凶,但我坚信自己是来助师正法的,我谁也不怕。不久湖南办事处把我接走,一个星期后,释放了我。
2000年11月份,我第三次一个人到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证实大法。天安门警察把我直接送到办事处,这一次办事处打电话到我们当地叫来接人。当地公安、派出所不来接,说我家没钱,街道也不管我。最后我们市有一位大法弟子上访,单位去北京接,派出所就让他们也顺便把我带回来。
我刚下火车,就被带到派出所,他们要我写保证,我不写,他们晚上把我关在置留室里。冬天的深夜又寒又冷,置留室里只有一张凳子和家人送来的一床被子,我抱着被子坐在凳子上就这样睡着了,也不觉得冷。天快亮时,见到一个人从眼前走过,我心一动:是师父。赶快抬头,但屋里没见人,我知道是我在天目中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心中激动不已,“师父时刻都在大法弟子身边看护着大法弟子呀!”
第二天,派出所提审我,我反问他们:“你们是让我讲真的好的呢,还是让我讲假的坏的呢?”他们就说:“随便你讲。”于是我就讲大法的真象。我讲,他们就记,写了好几张纸,都按我的话记下来了。中午孙女来看我,我跟她说:“回去告诉你爸爸(也修大法),我们是在做最正的事,我到哪里都不用担心,不用花那个钱来看我了。”下午,我被送到戒毒所非法关押,我在那里继续做着讲真象的事,几个月后戒毒所打电话叫派出所放人,最后我被无条件释放。
2002年,我在市场发真象资料被恶人绑架,又送我到戒毒所非法关押了1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