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叔公的故事

小叔公是我爸的小叔，大我爸两岁，我们叫他爷爷。爷爷八十七岁那年摔了一跤，医生诊断为“压缩性骨折”，瘫痪了。

我去看望他，我说：“爷爷，您活到八十七岁，中共政治运动看的多了，那‘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人的衣服烧烂了，头发还在，放汽油的雪碧瓶还夹在大腿里，雪碧瓶开水一烫就坏了，烧不坏呀？电视里那个医生说给他们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等记者去采访时，那个小姑娘还会说话唱歌，气管切开了，还好说话、唱歌吗？我十六岁时瘫痪了，在医院里三个妹妹伺候我的，医生说我到老了还要瘫的。我的两个同学跟我一样的病，都死了。你家对面楼里那个女的，跟我一样的病，瘫了九年，六十三岁死的。我炼了法轮功，现在一点病都没有了。爷爷，身体是自己的，年纪大了，好手好脚，不要小辈的手脚，是小辈的幸福。法轮功是修佛的，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都信神佛的，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佛就会护佑您。”爷爷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说“谢谢，谢谢”。

三个月以后，我在新村社区医院门口看到他，我很惊喜，我说：“爷爷，您好了！”他说：“好了，好了。”

爷爷今年九十四岁了，生活自理。他告诉我，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天天念。

二、小姨和小姨夫的故事——信与不信两重天

小姨是我妈最小的妹妹。我妈还有两个弟弟，二舅和小舅。

这里必须提到我两个舅舅。二舅和小舅曾被打成右派。小舅曾是某高校的讲师。二舅曾是市里的干部。听大姨说，二舅就因为说了句“我们不要样样跟苏联学”，就被打成右派。后来中共与苏共吵翻，二舅就写了申诉书，又说他是右派翻案，打成现行反革命，从此杳无音信。直到八三年右派平反，他才回来。他关进去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记得他是个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他现在脖子细细长长，皱皱的，象个老鹅，我也三十几岁了。

小姨夫也是市里的干部，就是因为有这两个右派小舅子，他非常小心谨慎，在人前从不轻易开口。

我到北京去上访，被非法劳教，关了一年零九个月。我跟小姨夫单独在一起时，跟他谈到了劳教所用吸毒的、卖淫的折磨法轮功学员，有的卖淫的用针刺法轮功学员下身，拔阴毛等，让他们放弃修炼。小姨夫听到这，狠狠的抽了一口烟，骂了一句粗话。

零九年，听说小姨夫得了淋巴癌，已做了手术。我赶到医院，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我说：“小姨夫，您入党的时候，不是要对着‘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旗子’宣誓吗？那‘烈士的鲜血’不是死人的血吗？你对着死人的血发誓，不是跟鬼走啊，共产党也不代表中国，中国五千年了，它是跟着马克思走的，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上说‘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不是鬼吗？外国鬼。我们把命留给自己，做个中国人。您亿万富翁没有身体，钱还是别人的。我给您退了吧，我们做给天看的。”小姨夫说：“好。”后来，我又多次去看望他，给他讲真相，他也接受了护身符。他现在已经八十岁了。身体还算健康。

小姨是某中学的语文教师。她得了胃癌，手术打开后又缝上了，医生说只有三个月时间。她一直不愿听真相，她说：“我听了就难受。”我给她送去了师父讲法录音，她能吃饭了，还能吃肉。她仍然说是按摩师给她按摩了才好的。后来进了医院就再也没出来，至今死了六年了。

小姨在九六年也学过法轮功，还打电话叫我学。九九年“四二五”以后，她不但不学了，还对大法有抵触。

三、金婆婆和计公公的故事

金婆婆是我厂里托儿所的婆婆，计公公是她老伴。金婆婆快八十了，计公公已经八十多了。他们老俩口住的离我家不远，不和孩子住一起。

我和她谈到 “三退保平安”的事，她说，什么也没参加。

有一阵子，计公公身体不好，我数了一百粒黄豆装在一个小盒子里，让他早饭后，天天念一百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什么也不想。后来金婆婆看见我说，老头子的高血压正常了，糖尿病的指标也正常了。她说谢谢我。我说：“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是我师父的本事。要谢就谢我师父。”她说她经常对着天给师父敬香。计公公看见我就是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以上是我举的几个例子，还有好多好多，由于共产党多少年的残酷镇压，有的人给批斗过，有的家人给整死了，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所以有的人受了益还不敢说。要是没有江泽民利用共产党对法轮功十八年的迫害，将会有更多的人受益。善良的人们，请看一看法轮功的小册子，听一听大法弟子的肺腑之言，了解一下法轮功，你将会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