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勤礼说：“进狱前我身强体壮，现在的我身体残疾，连给人家看门的活都找不上。”徐勤礼在出狱时，一个服刑人员对他说：“真没想到你能活着出去。”

下面是徐勤礼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以前我有胃病（严重时吐血）、痔疮、腿关节炎、肩周炎、牙疼、夏痢疾、冬感冒、每年冬天冻得脚发紫，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我炼法轮功前有严重的抑郁症，精神不好；修炼一个月，全身的病都好了，脾气也变好了，抢着干活，很少争吵，家庭和睦了。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前后我去济南市省政府上访，与王涛、郭义森等一起被绑架到新泰市公安局地下室非法关押。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又被绑架到新泰市拘留所附近的一个场院（在新泰市区红土崖子），当时有不少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去了。

二零零一年皇历正月，不明真相的村书记徐志强诬告我，叫来警车要抓我，我被迫流离失所两年。

中共酷刑刑具：手铐脚镣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日，我在金斗山脚下、二零五国道上遭便衣警察绑架，警察还抢去我仅有的八十元钱，非法关押在新泰市公安局看守所大约六个月。因为我炼功被警察戴上手铐脚镣，一只手铐在铁棂上；我大喊：墙上写着弃恶从善，警察厚着脸皮对好人又抓又判。后来他们又把手铐脚镣连在一起，站不起来，只能弯着腰走路，白天黑夜都不放开，睡觉也睡不安宁。刘所长的关系号虐待、打骂我，打的我两臂发青，我报告警察后，犯人被戴上手铐脚镣。刘所长知法犯法，报复我，踩住脚镣踢我的腿八下，每踢一脚吼一句：叫你报告！当时就把我的腿踢紫了。为了叫众人作见证，我大喊：刘所长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你迫害善良的好人伤了天理，早晚有一天你会遭大报应的。大约喊了六遍，多数工作人员都听到了。

在新泰市看守所时每天三个小馒头，我受尽饥饿的折磨，有一次十八天才大便了一次。虽然这样，每天还要干活制造假发。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山东省新泰市法院给我非法判刑三年半，我上诉泰安市中院被驳回，后来我被劫持到山东潍北监狱。

在潍北监狱四场入监队，脸上有颗黑痣的犯人班长经常对我拳打脚踢。赵队长不给我水喝，并派恶犯李东华看管、殴打、虐待我。盛夏体罚我半蹲（不象别人都坐着）拉胶，又渴又热，出汗过多，体力过度透支，自我感觉性命难保，趁李东华不备跑去水管喝水自救。李东华疯了似的追到举拳就打，报告赵队长我喝了水。赵队长大怒，铐住我一只手，双手猛摔，摔倒再提起，反复七遍，骂不绝口。我的手脖被手铐勒的鲜血直流，膝、肘也冒着血，那种痛苦无以言表。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铐

赵队长还不解恨，大叫：快来人打背铐。李延安组长等人都来了。我以前得过肩周炎，关节僵硬。他们把我右臂严重扭伤才勉强打上背铐。我剧痛大喊，引来比赵队长官大的狱警。他问明情况，批评了赵队长的行为，命令立刻放人。我喝水，东华又报告，赵队长摇手示意别告了，从此我天天喝上了水。

虽然死罪已免，但是活罪难逃。我右臂伤重，疼一整天，不给治疗，还强迫劳动拉胶，我只能用左臂拉胶，导致过度疲劳，一天下来又热又累。赵队长打背铐严重扭伤我的右臂，到现在我只能弯曲着右臂，不能干重活，只好给人家看门挣点钱养家糊口。

晚上他们还虐待我只穿裤头蹲厕所喂蚊子，不能打不能动，老老实实地叫蚊子叮咬。后来改在外面罚蹲：一条腿蹲着一条腿蜷着，坚持不住了可以换，但是不能升高不能站立，只能蹲着换脚，累得我直打哆嗦冒虚汗，监管人员只因为我坚持不住坐下，就打了好几遍，直到九点半。我在入监队四十余天，大约有三十五天晚上喂蚊子，必须把蚊子喂饱才行。多数时候是大法弟子孙全俊与我一起受刑。还有组长虐待我，打我多次，私自扣饭，不叫吃饭，多亏了李延安给我饭吃。

后来我被送到另外一个场。犯人中有两个恶犯，其中一个叫杨立军，因为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所谓的“转化”），不写所谓的“三书”，他们每天上午打我的头，矮个子用巴掌打，高个子用鞋底抽，每次要打二十下左右再换，一头午要打一百多下。杨立军曾叫嚣：“死也得转化，不转化就别想活着出去！”下午再被提进办公室，两个警察用电棍电击。回来后再打头。天天如此受刑，大约七～八天，我的头被打的不敢摸，一摸就疼，脑子也有些愣愣怔怔，变得反应迟钝。

后来我又去了另一个场里，家里给我邮来一百元钱和十余张全家福照片寄到了我原来呆的场里，钱被办公室的人抢劫了，快件信扔在办公桌上。我呆的场里的管教股股长去我原来呆的场里有事，发现后给我捎回来。他说那一百元钱是难要回了。

后来我转到山东淮北监狱另一个场。有时打扫卫生，原来规定四个人半小时打扫完。场里领导为了虐待我，派一个干活慢的人与我组队，我俩紧扫慢扫用了四十分钟。打扫完回来时，仆工（音，意思就是犯人的头）赵会庆嫌来晚了，举手就打：你怎么才来？我解释说四人用半小时，我二人才用了四十分钟呢。他说：你觉得有理是吧？走，找队长去！

见到张观习队长，他一听顺手摸起一根木棍就打。我急忙解释。张观习说：这里是监狱，不是讲理的地方，你以为是在你家里？说着，他挥着那根长一米、宽五厘米的方木照我后背猛打下来，“啪！”的一声方木断为两截！他又问我：你冤不冤？我说冤。他又用断棍猛打屁股，打一下问一句：冤吧？只要说冤就打，一连打了六七下。我还说冤。他又换成拳头打我的两腮，打一下问一句，打了约十拳左右，打得两边大牙全都晃动了，不久左大牙就掉了一个。最后我还说冤，张观习就说：你冤，你上办公室等黄队长来说冤的吧！他把我带到办公室自己走了，有个姓段的年轻队长安慰我几句就把我放了。

因为我一直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转化”、不写“三书”，张观习给我剃头准备关小号，他说：我从来没给别人剃过头，我要给你一根一根的拔掉。他连我的眉毛都给剃光了。这是对我的人格羞辱。狱中有个叫任督钦的犯人发明刑具，用在小号里迫害大法弟子，他曾经向很多人炫耀说：我出的办法没有一个能撑过去的。一位大个子同修在小号里被折磨的腿肿的发亮，有一天半夜里他的惨叫声把我惊醒，虽然我们相隔六十米左右。

就在那段时间，有个三十一岁的大学生大法弟子在小号里被折磨致死，小号解散，我才免于被关在小号遭受迫害。

在车间，犯人杨宗德举拳就打。有一次我送不合格的成品袋子返工。袋子是一号，我就送给负责一号机子的杨宗德修理。杨一看袋子大怒，照我前胸就是一拳，抓住我受伤的右臂一拉，把我摔倒在地，又拉起我去找张观习。杨说：不是我的袋子，他送给我。张问：你的机子是几号？一号。张又问：袋子上是几号？是一号。张问明情况后，只摆摆手说：下去吧。然后张观习也扬长而去，我无辜挨了打也白挨。

另一犯人抬腿就踢。放工时，一年轻犯人在车间从我身后突然一脚把我踢倒。我爬起来见张观习就在他跟前，我向张报告。张观习不但不过问，还一脚把我踢倒，喝到：就你事多！

我打扫车间剪下的线头，然后装袋子。刘一程帮助我打扫后，赵丙志对我拳打脚踢。强奸犯李天强和组长李炳辉故意体罚我。他们叫我把一堆料倒出十多米远的地方，再运回原处。我说：你这不是在体罚我吗？李炳辉说：聪明！就是体罚你，你不干，我叫赵会庆来打，再叫张队长打。他还是强迫我倒过去一大堆料，再倒回原处。

我写申诉书时遭到犯人邓文明的告发，说我乱写。张观习拿焊接用的一厘米粗四十厘米长的特质胶棒猛抽我的头部，打了十下左右，打得我满脸泪水，头部有的地方都凹下去了。我的申诉书被扣留在办公室不给交。我问小队长庄伟华：我的申诉书怎么没回信？庄说在办公室没交。我问：我有申诉权吗？庄说有，但谁给你交？到我出狱也没给我交，一直压在办公室里。

这个队的大队长是黄谦。仆工赵会庆敲诈勒索，他向大家要了不少成条的香烟，这是连管教股股长都明说的。我被赵会庆、毕经海、李贤志（音）三人毒打，黄谦不管，张观习不问。我找到管教股股长，对他说：赵会庆叫我买烟贿赂他，我不买，他约毕经海、李贤志毒打我。管教股股长说：他要了很多的烟，告他的人很多，他都挨了电棍了，这就撤他的仆工。几天后，开周检会时，黄谦和张观习大肆表扬赵会庆，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并举例说他有个西瓜放在桌子上(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大家都吃，不像有的人有点吃头找个旮旯角去吃。赵会庆向大家要了不少成条的香烟，自己用很少，都给了谁呢？

酷刑演示：暴打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七日吃中午饭时，仆工赵会庆、组长毕经海和犯人李贤志突然围上来打我。李贤志猛踢我裆部，把我踢倒在地。三人拳打脚踢，打得我浑身疼痛，小便处更是被踢得青紫，两侧大腿也被踢的青紫一片。这件事我报告给黄谦大队长，他连管都不管。我申请到医务室检查，他叫下午去，休息的时候去。我去了三个下午都没见着主治大夫。我小便处受伤后尿频繁，我报告要上厕所，得不到允许，只好尿到裤子里，别人还讥笑我、羞辱我。

在监狱，专让我干脏活象冲厕所、挖大粪、打扫车间剪下的线头，线头破碎后就象粉尘一样，一扫就纷纷扬扬，也没有口罩，装袋后再垛起来，干时间长了，我经常咳嗽、感觉呼吸有些憋气，与队长刘善林要求在出狱前给我治疗一下，他说：“监狱里不管给你治疗这种病，你回家自己想办法吧。”

二零零六年八月九日，我被冤判三年半的刑期到了，我儿子来潍坊市接我回家，我把东西都打包准备好了，狱警一查，说还差一天，又把我关押回监狱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出狱，让我儿子难为、花钱住了旅馆一夜。

以上是我在监狱三年半所受到的迫害的一部分。

在我受迫害期间，七、八十岁的老母亲担惊受怕，听说我进监狱，更是着急挂心，一病不起，后来经常生病。我女儿肠子上长瘤子，动了两次手术，家里因此欠下很多债务。老伴身体不好，还要出去打工，每天挣二十元钱，在外面劳累了一天，回家还要照顾老母亲和女儿，一家的重担都落在她身上。打工时，有一次我老伴儿下梯子时，霉烂的梯子突然折断，把腿摔成重伤。老板不管，因没钱医治，留下了腿疼后遗症，严重时需要双手拄着拐杖行走。这一下家里更无人照管，经济更困难了。后来老板给了二百元钱，而我老伴又增添了肺病，出现咳嗽、吐血等症状。到大医院检查，医生说亟需住院。又因没钱住院，只好回家忍受病痛，实在忍不住时，就到能赊账的小诊所治疗，能挨一天算一天。

入狱前我身强体壮，出狱时右臂伤残了不能干重活，回家只好给人家看门挣点钱养家糊口，第一年在一家汽修场看家，每月六百元；后到岳家庄养猪场、搅拌站看家。再后来到一家机床场看家，有时看几个月，人家就不需要看门的了，就回家等着，到年初再找活。这样断断续续的一看就是七年。因为欠债很多，生活基本上就是煮面糊子加野菜，受尽了饥寒交迫、艰难困苦。后来因为我的老母亲时常有病，我只好回家照顾她老人家，最后带她去济南市交通医院治疗，终因病重医治无效，含冤离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连给人家看门的活都不好找。

我的宅院全是土墙，东屋、西屋、猪圈全都倒塌；西堂屋山墙歪着、裂着大缝；东堂屋南墙歪了约十五厘米，东山墙歪了，虽然用砖修了上边，但还是摇摇欲坠的，是座十足的危房，一家人住得提心吊胆。

在社会上、在村里，我们一家人也备受迫害和歧视。我家二十多个祖坟在赵家地里，赵家有种地的权力，没有扒坟掘墓的权利。他把我家祖坟挖出来，埋上他家老人。村里调解不了。

我家的果树园出路在水渠边。原先修渠时留有道路，能走开拖拉机。我听好几个村委干部说，渠边五米是属于水利单位的，不在承包之内。二零一五年五月，邻近果园堵住不让走了。北边是水库，无路可走。我现在从渠西高六米的陡壁下去，再爬上几乎二米高才进到果园内。我们每天进出非常吃力。我找村委，村干部也办不了。

二零零零年村里给我儿子批宅基地，我支付了批示手续费，在自己地里建房，占地十五×十五平方米，村里应给我补地也一直没补。同年村里占用我家自留地建变电室，应该补也没补。我找队长，找村书记，他们推辞说以后再说，十五年了至今未补。

我和家人遭受的这一切苦难，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都是江泽民流氓集团的迫害导致的。现请求司法机关秉公执法，查清江泽民的犯罪事实，依法追究、惩处迫害元凶江泽民，维护正义和法律的尊严，还法轮功清白，还老百姓公平和做人的基本权利！也希望参与迫害我的人，看清正邪，本着良心做事，弥补给大法和大法弟子造成的损失，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