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是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被中共以绑架、抄家、劳教、判刑等方式迫害了八次，其中两次被强制送进洗脑班，两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至少五次被非法抄家。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老人在昆明市圆通山发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保安构陷，被警察带到了华山西路的派出所后，警察至今没有出示任何证明就给韩俊毅老人“取保候审”。以下是韩俊毅老人自述多年被迫害经历：

我叫韩俊毅，今年七十三岁，家住昆明市五华区普吉办事处王家桥云南冶炼厂生活区，是云南冶炼厂的职工家属。从一九九七年五月十日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一身病，有气管炎、尿道炎、肾炎、肝炎、肩周炎、美尼尔氏综合症，经常头晕，站不起来，还脾气差，但是修炼后一身病全没有了，走路一身轻，脾气也改好了，知道做一个好人，时时处处与人为善，与家人和睦相处。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诬蔑师父和大法，我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好的功法竟遭到这样的诬蔑，我一定要站出来说句话。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七日，我去北京证实法，下午四、五点时在天安门被七、八个警察抓到了前门的一个派出所，派出所里已经有至少二十个法轮功学员，警察要求我们报出名字，问来干什么，问是哪里来的。两、三个小时以后我就被送到了在西单的一个临时的地下室，地下室里大约有三个房间，一个房间关男法轮功学员，另外两个关女法轮功学员，每个房间只有十多个平方米，而我在的这个房间里就至少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个地下室是由至少两三个便衣看守。我在这里呆了五天，五天里看守人员什么也不让我们做，每天吃两顿饭，看守人员买饭，买馒头一类的，上厕所的话只能在屋里的小桶上。五天以后，有昆明来的五、六个国保大队的警察，其中一个姓黄的科长，他们把我带回了昆明。

九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昆明以后我先被带到了在马街的西山区国保大队，在那里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被送到了昆明市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呆了十五天。在看守所里我每天挑拣辣椒，一天被强制奴工大约十个小时。十五天后才回到家，当时有关部门也没有给我任何的拘留证。

二零零二年大约十月份，中共邪党人员在云南冶炼厂招待所办洗脑班，我又被厂里退休办的人构陷到了洗脑班一共呆了十天。每天都有西山区六一零的人来找我们谈话，要求我们放弃修炼。因为我不放弃修炼，后来又被送到了昆明市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呆了二十七天，每天依然强迫我拣辣椒。十天以后我又被送到了西山区看守所，在看守所呆了二十七天，在看守所里我每天被强迫往塑料袋里装豌豆，这种豌豆是用来销往外国的，每天干活十个小时。二十七天以后因为我的血压高无法送进劳教所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在厂里发法轮功的真相材料被非法抓捕，随后西山区国保大队来抄家，抄走了法轮功装订本材料十四本，法轮功光碟十一张，包面上印着吉祥如意且装有真相材料的包两个，法轮功材料三十六份，手抄经书三十九页，《转法轮》两本，《洪吟》一本，录音磁带九盘，经济损失大约五六百元。随后我被送到了昆明市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我被送到了云南省女子劳教所三大队。我在劳教所里每天非法做奴工，做针线活，做日本帽子、裙子和门帘，这些都是要出口到日本、泰国和其它国家，每天干活十个小时，在劳教所里还设有洗脑班，在洗脑班里我被要求看诽谤法轮功的片子，看诽谤法轮功的书。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七日我从劳教所回家。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日，云南冶炼厂保卫科构陷我，将我绑架到昆明市航空疗养院里的洗脑班，当时还强迫我的丈夫到洗脑班里每天逼迫我放弃信仰。在洗脑班里每个人一天要花六十五元，这些钱由云南冶炼厂出。我在洗脑班里呆了十天，在洗脑班里每天都逼迫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还有人给我们灌输各种诽谤法轮功的内容，要我们承认他们说的是对的。十天以后我才被送回家。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五日，我到昆明市小菜园附件的自来水厂发真相材料，被厂里的摄像头录下来后，盘龙区国保大队的六、七个穿警服的警察，到我的家里抄家，当时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东西了，所以什么也没抄走，他们还骗我第二天到双龙桥附近的一幢大约十几层的大楼里去找他们谈谈。第二天我到了大楼里的办公室以后就被两个警察，他们都穿警服，开着警车，诱骗到了昆明市第二看守所，在里面非法关押了我四十九天，在四十九天里我每天被强迫挑拣辣椒，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因为辣椒的刺激性，最后我的手都变形了，全是伤口。

二零零五年三月份左右，不明白真相的小儿子趁我不在家时，叫来了警察抄走了家里所有的大法书，大概有三十几本，真相资料三四大包，经济损失约上千元。这些都还是我后来从别人口中知道的，因为当时我不在家，也无法问儿子，因此不知道当时来家里实行非法抄家的是哪里的警察。在这么几年间，除了这一次外，还有两次也是趁我不在家时，有人来抄家，抄走了我放在柜子里的法轮功书籍，但都不知道是什么人。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早上，我被昆明公安局五华分局的警察非法逮捕并且拘留。六月二十三日早上十点以后，王家桥派出所的四五个穿警服的警察到我的家里，他们都没有出示搜查证就实行非法抄家，抄走了法轮功的书籍十一本，手抄法轮功资料十五页，法轮功塑封卡片三片，仿玉吊坠一个，法轮功真相材料三张，《明慧周刊》一本，塑封卡片十三张，经济损失四五百元左右。随后警察把我带到了王家桥派出所，我在派出所呆到了晚上十一点以后。当时在派出所里有四五个警察讯问我，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和哪些人联系，材料从哪里来。

晚上大约十二点以后，三个警察把我送到了五华区看守所，我在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了九个多月，在里面每天干活，折课本，从早上七点开始，一直干到十二点以后，最晚的时候要干到一两点，超负荷干活时间长达十七至十九个小时。在里面的饮食非常差，吃的多是白菜和萝卜，一个星期只能吃两次肉，早上没有早点，早上十一半吃饭，下午四点半吃饭，如果不够吃的话可以自己出钱买吃的，但里面的东西很贵，方便面都要三元钱一包。

二零零六年四月八日，我被送到了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被非法判刑三年，从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开始执行。起诉书（[2005] 昆检刑诉字第1049号）上写的代理检察员是何玉东。而刑事判决书（[2006]昆刑一初字第2号）上的审判长是石锋，审判员是唐勇，代理审判员是徐建斌，书记员是段云萍。面对非法审判我依法上诉，但却被驳回，云南省高级法院刑事裁定书（[2006]云高刑终字第475号）上的审判长是李红亚，审判员是赵林，代理审判员是林江，书记员是杨婕。他们继续助纣为虐，维持邪恶的原判。

在女二监里我先被送到了集训监区九监区，呆了八个多月后下四监区。在九监区里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起床后坐小板凳，这是一种女二监的酷刑，坐小板凳的时候是不能动的，法轮功学员的两边都各有一个包夹，坐小板凳的时候还要干活，只有干活的时候允许稍微活动，我做的活是往彩色带子上面缝梅花片，一天要做五十米，还有串塑料小珠子，一天要串三到五米，每天一直要做到晚上十点半。有时候早上就逼我看书，内容全是中共邪党造假宣传的人物及各种谎言。在九监区里我的专管警察叫郑平，而下到四监区后，我的专管警察是于桂英。

到四监区以后，我每天还是被强迫做奴工，从早上六点半干到晚上十点半，像我这样年纪大的要缝钱包，其他人有缝裙子，往裙子上缝珠子，还有的缝鞋帮，还有缝背包上的绣花，还有缝小挂件，还有串手链的，做布娃娃的，还有警察的服装也在这里加工，这些产品有的销售到国外，有的销往国内。

在监狱里，法轮功学员如果不放弃信仰，每个月就只允许花六十元钱，得到批准后才能往家里写信。在里面吃的很差，菜像猪食，其他犯人可以格外买加菜吃，法轮功学员却被剥夺了一切权利。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从监狱回家。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我回家以后看到警察已经来抄过家，抄走了《转法轮》、《精進要旨》、《法轮大法义解》等七、八本书，真相材料大约二十几份、《风雨天地行》、预言和其它的真相光碟十多张。无奈下我流离失所了两个月。

八月十二日早上我回家后，不明真相的儿子向派出所恶告我，被一个姓黄的社管会主任带着一个女的把我抓到了云南冶炼厂宿舍区附近的社区。在社区里，三四个王家桥派出所的警察讯问我，询问内容关于和什么人联系，资料哪里来的，发到了哪里。我在社区呆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后，被王家桥派出所的三四个警察送到了五华区看守所。

在五华看守所里我呆了快九个月后被送到了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九监区。我在看守所里还是折本子。而在监狱九监区里，我每天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坐小板凳，坐到晚上十点半，期间有干活，干活内容和前面那次的一样。因为我不放弃信仰，因此一直在监狱坐小板凳坐了三年多，坐小板凳坐到最后屁股上全是老茧，化脓，监狱里还不给垫子垫着坐，因此凳子非常硬。在里面一个星期只能洗一次澡，每天只有一壶热水用来喝，洗脸洗脚都是用冷水。每天只能上四次厕所，上午两次，下午两次。二十四小时我的旁边还有两个包夹监视我的一言一行，不允许我和其他人说话。在九监区里我每个月只能用六十元钱，这六十元钱是不够用的。因为我不放弃信仰，三年多里监狱不允许家人来会见，我没有写信，也没有收到过信，还不允许我打电话。每天不允许走出房间，因此我在监狱里一直呆在同一个房间里。在九监区，我的专管警察先后有李国英、林晓雯和梁洁。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我出狱回家。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早上十点左右，我到圆通山发真相小册子的时，被圆通山后门的保安拽住，然后打电话给华山路派出所的警察，二十分钟以后两个穿警服的警察开车来了以后把我扭送到车上，随后带到了派出所。到派出所后搜走了我随身带的二十多本真相材料，有《为什么退党》，《明真相》和《九评共产党》碟六盘，《二零一二年神韵新年晚会》三盘。然后警察一边看真相材料一边问我为什么发这些东西。下午三四点以后昆明市五华区国保大队的马斌和马迎辉来了以后就问我小册子哪里来的，问我为什么还要发东西，他们还把搜走到东西都照了相。派出所的警察下午六点带我到了在小坝附近的一家小医院检查身体，检查完身体以后带我回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警察扬言说要取保候审，晚上十一点半才送我回家。

如今的我已经七十三岁，用人的话讲，应该安度晚年了。然而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十四年里，我遭受了太多不公正的对待和迫害，但是我心中惦念的仍是那些至今还不明真相的世人们。

每次想到法轮大法给予我的一切，想到李洪志师父，我都忍不住掉下眼泪，感叹我是多么的幸运。法轮大法的法理一直伴我走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我的心中因为装着大法，亮堂堂的。我要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也想把我在这十四年中遭受的这一切迫害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做中共的陪葬，选择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