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代沟”怎么来的？

【明慧网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五日】中国在中共的手里，十年一个政治运动（迫害法轮功除外，已持续二十五年），不但伤天害理，还造成文化断层和各种其他断层，也造成了大陆人之间特有的代沟，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民族都不是这样的代沟，而中共竟然还用民族主义给中国人洗脑，不但可笑，而且可耻，但民族主义不是本文想讨论的问题。本文想说的是大陆人群中特有的“十年一代沟”现象。

通常意义上，“代沟”指在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生活态度、兴趣爱好等方面，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存在的不同看法或心理距离。在正常社会，子女和父母或祖父母之间有心理差距，因为现代社会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不可能完全承袭传统，所以这种差距无法避免。但是，正常的代沟，是和两代人的年龄差对应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年龄差通常在二十年以上，也就是二十年一代沟，而且，这种代沟只是差异，而不是格格不入。但在中国，十年一次的大型政治运动，造成了十年一代（甚至不足十年）的代沟，而且让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之间，有很多价值观上的格格不入。

单看中国，在大陆人中，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和六十年代的出生人，各自所处的社会、生活和受教育的环境很不一样，甚至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和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之间也有明显的代沟。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间也有代沟，以此后推。而往前看，中共篡政之前，一九零零年代出生的人和一九二零年出生的大陆人，可能就没有那么难以融合的代沟，特别是在价值观上。

为什么说中国人“十年一代”的代沟是“中共制造”？

大家都听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这是中共篡政后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之一。文革于1966年5月16日开始，一般认为文革持续了十年，也有的说，文革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结束于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

以文革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看：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的中国，周恩来去世、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10月6日还发生了粉碎四人帮（又称怀仁堂事变、怀仁堂政变、十月六日政变），这是中共党内的自我政变。自此，共产党赖以起家、发家和篡政的流氓无产者（所谓的无产阶级）针对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的革命，正式告一段落。那么1976年前后（七零年代）出生的大陆人，到六岁半七岁上小学的时候，是中国即将进入或者已经进入八十年代的时间点。八十年代对苦难的中国人来说是段好日子，那是中国社会正常化、逐渐自由开放的阶段（直至“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中国瞬间变回一片肃杀）。所以七十年代中期和后期出生的大陆人，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是相对独特和自由的；受文革之苦少，但受到了更多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现代意识的影响。

1966年文革开始。那么六十年代中期（1966）和中后期出生的大陆人呢？他们从出生到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全部在文革的覆盖之中。这批人比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文革了解更多，但也有限，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而1966至1976这十年中，可供他们比较“文革”和“非文革”的信息是缺失的。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时时被无神论、反传统的思想观念“理所当然”的浸泡着，沾染这些是无可避免的。还有，对现代科学的推崇也是比较突出的，因为文革中的大陆是不许讲人文的，也没有传统价值观的教育，而中国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对策，既是饭碗，又是避难所。

对比1966年文革开始这个坐标点，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大陆人，从零到三岁的教育还算正常，等六、七岁上小学时，就是被扔进文革了——今天批师道尊严，明天批林批孔，想正常读书、学知识很难，好在这批人升高中前后，高考制度已经恢复了，但在学习传统和真正的文化上就亏欠太多了。

说到文革时的社会环境，过来人都知道，1966年5月16日，北京市领导被指控组成“反党集团”，撤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夏天，北京各精英学校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打击“学术权威”，“破四旧”运动达到高潮；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万名红卫兵。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晚秋、冬，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工人阶级”也可参加，形成“人民文革”。

那时候，毛泽东随时发出的“最新指示”，哪怕只有一句话，“群众们”，包括小学低年级学生，都会在晚间突然被从家里叫出去集合，到天安门广场被指挥着做一通政治口号的呼喊和狂舞之后，凌晨三四点才能回家休息。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让红卫兵狂热到失去人性。“老红卫兵”主要是中共党政部门高级干部的子弟。“保皇派红卫兵”则是老红卫兵的效仿者，绝大部分是那些被认为出身好的“红五类”家庭子女（包括解放军子弟、工人子弟、贫农和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革命先烈子弟），这些人被称为“最可靠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扫荡传统道德、毁坏人伦、把人或变成寒蝉或变成机械工具的年代。而五十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人，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正好是六岁半、七岁，是入小学的年龄。上学学不到知识，父母被下放，无论是五七干校还是支边，无法照顾家庭和子女。全体中国人都成为被中共玩耍的对象，除非你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及其子女；黑五类是斗争对象，是“死有余辜”的人群。在那个高喊“越有知识越反动”的社会中，谁想让自己的子女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呢？所以大家都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靠拢，有门路的则向解放军靠拢。五零年代出生的大陆人，大都带着中国工人阶级的习气，那是他们上大学、考研、出国留学前的生活经历，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烙印。

中国大陆人的代沟，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代沟，是中共制造的一个又一个非正常生长环境，对一批又一批大陆人的价值观进行整肃和清洗的产物。其中，“八九六四”之后，江泽民渔翁得利上了台，搞“闷声发大财”、贪腐治国。二零零一年，中共成功游说美国，一边迫害法轮功，一边被允许加入世贸，从此二十多年财源滚滚，不但有充足的财力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还终于把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变成了“金钱至上”的现代社会，官商体制，无官不贪，非官也贪，唯利是图。篡改历史和歪解文化的娱乐项目盛行，墙内的年轻人从来没有独立思考过，历史的真相和文化的真谛何在。九零年代出生的大陆人，很多（不是百分之百）是在这样挥金如土、金钱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环境中长大的。现代观念、无神论、党文化、仇美、仇日，中共非常重视“从娃娃抓起”，洗脑效果显著，以至于很多“九零后”身体到了自由社会，思想意识还留在中共的大陆，以“我”为标准，以“我的厉害国”教我的为标准，把大陆搬到海外。

说到这里，“中国大妈”（Chinese Dama）这个词在英语里的含义也在发生着演变。从历史上看，“大妈”原指“阿姨”，即40至60岁的已婚妇女。这个词是中性甚至正面的，可以是对谦虚而富有爱心的家庭主妇的昵称，尽管她们可能不熟悉最新事物。“大妈们”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时期以饥饿、物资极度匮乏、人祸重重为标志，所以大妈们也被塑造成节俭、强悍、生存危机感极强的人群。“文革”还导致中国人减少了对老人的孝道、增加了对青年的关注和“反孝顺”（注：指长辈反过来“孝顺”晚辈）。大妈们好比这些中国特色“肉眼可见”的载体，对家庭对子女的爱心，对育人的无知和曲解，混杂在一起。

在2019年末开始的这场疫情中，大妈们再度发挥了她们生存能力强的特点，而疫情后，却和同样受中共毒害极深的“中国小粉红”们一样活跃的不行不行的，在国际社会不断给自己、给中国人现丑——她们不守公德，自私自利、霸道蛮横，不顾他人感受，以霸道、能争为荣。把高音喇叭伴街舞，“树上开满了大妈”，抢抢抢，挤挤挤，吵吵吵，爱谁谁，输出到她们的所到之处。这些行为表现，让“中国大妈”这个词带上了鲜明的负面内涵。

从另一面谈，理性的想想，大妈们虽有很多毛病，但她们只是中共洗脑的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她们那些毛病，不都是在年少时、年轻时乃至成年后，被共产党培训和强化出来的吗？中共没有给过她们选择、不跟共产党学的机会。

当然，本文所述只是最为普遍或突出的现象。每个家庭或每个人的历史不同、背景不同、业力不同，很多家族中都有人在暗中尽力保护了一部分自己视为珍宝的传统和文化。

所以说，大陆的小粉红也好大妈也好，虽然让人感到可恶，但也确实有其可怜之处。一棵小树苗，发出来的时候都是嫩绿通透、招人怜惜的，而中共不惜成本，把中国这个偌大的出高德大士的苗圃，变成了养狼放羊的地方；把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变成了镰刀和韭菜的关系，让善良之辈在其中难以为继。

好在我们修炼了，有法在。修炼人无论是哪个年代出生的，都可以逐渐洗清中共给自己强加的那些污垢、鄙陋、恶习，直至自己的小宇宙天清宇澄，乾坤朗朗。在大法中修出的纯善和慈悲，不是弱和傻，而是真正的强大和智慧。

个人感悟，谨与同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