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里,不光是公共场所,车站街道公园广场、小区、单位、企业、商店,包括很多家庭都安上了摄像头,甚至有些角角落落都是摄像头。农村也普遍安装了大量摄像头。中国人只要离开家门,就每时每刻处于中共的监控之下。当然,你就是在家里,还有手机和电脑呢,那更是贴身盯防的监控仪。
在中共的监狱里,监控和检查可以说被利用的最顺手、最频繁,而在那些专门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部门,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上了。笔者根据郑州监狱的迫害情况,以管窥豹,揭示其邪恶伎俩与嘴脸。
在郑州监狱,集中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是九监区(原十三监区)。一直死心塌地追随邪党行恶的李喜龙、李广兴、尚红章、牛小学等恶警,都曾经是九监区的主要负责人。李喜龙、李广兴,先后成了郑州监狱邪教办主凶。而在二零一二年遭恶报差点丧命的副监狱长詹贵超,十多年来,一直是郑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凶。近二十年来,郑州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几个恶警一直起着主要作用。
在前期(刚入监)迫害阶段,监控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从心理和精神上给法轮功学员施加压力。每有新法轮功学员入监,先要给你下马威,严格隔离,严密监控,妄立“规矩”,滥施凶威,企图让你感到极度恐惧紧张。
然后,再让所谓的“教员”(教员一般都是由妥协的法轮功学员充当,真正邪恶阴险的极少,往往是各种各样的邪悟者居多。也有普通刑事犯当教员的,那就什么都干的出来了)出面充当“好人”,劝说哄骗欺瞒。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目的只有一个,让你放弃信仰,放弃真善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
当然,监狱恶人也知道,要彻底“转化”法轮功学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第一步目标就是追求形式上的“转化”,拿原九监区分监区长赵红涛的话,就是说——不管过程,只要结果。既然不管过程,那就意味着可以任意胡为了,殴打、辱骂、不让睡觉、不让购物、不让打电话、不让娱乐、长时间坐小板凳、太阳下暴晒、让家人来闹等等。甚至有犯人“不管过程”,自己在所谓的“四书”(“认罪书”,“悔罪书”,“决裂书”,“保证书”,其实还有个“揭批书”)上签名按手印,硬说是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所为。而监区干部也装糊涂认可。
隔离以前谈过,那监控下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让你拥有任何个人的自由活动空间和时间,天天在一个小屋里呆着,总有包夹形影不离,跟着你,盯着你,上厕所要避免与别人同厕,刷碗洗脸,要趁没人时候,睡觉要脸朝外。如果在路上偶尔遇到老乡或其他法轮功学员,打个招呼,递个眼色,都不允许。直到你“妥协”了,“转化”了,“表过态”了,才可能稍微宽松一些,但其实是外松内紧。
这里用来监控法轮功学员的包夹都是专门挑选出来的,一种是协助“转化”的,一般要有些文化的,能言善辩的,侵财型犯罪和职务犯罪者居多。另外就是打手,专门挑那种人高马大,脾气暴躁,暴力型犯罪的。当然,也有既能狡辩也敢动手的恶徒,象“转化”组的组长郝兴文,就是这一类,备受邪恶狱警器重。
这种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从入监开始,直到释放前夕,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尤其是对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有的竟然多年严管,一直到走,象法轮功学员白宏敏、李军旗等,先在二楼严管,看实在没招了,又转移到一楼继续严管。按照邪党监狱的规定,严管不能超过三个月,可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往往是被严管半年、一年,甚至几年。如果不调到劳动监区,就一直严管下去。
严管是邪党监狱的一种加重折磨手段,就是狱中狱,主要针对监狱里有大过错的犯人,是仅次于加刑的一种严厉处罚手段,轻易不使用。被严管者,饮食起居都受到严格控制,每顿只有一个小馒头,汤菜都没有,早上五点起床,坐小板凳,一直到晚上十点。有时还检查监规(三十八条)背诵情况,背不出来,要挨电警棒。夏天,严管室热的要死,蚊子一大片一大片。冬天,冷的要命,只让盖一条薄被子。
一般犯人对严管都是谈虎色变,哪个严管出来的人不得脱几层皮、掉几斤肉?可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时不时就要被监区拉去严管。九监区的严管与监狱的严管略有不同,主要目地是隔离,但更不讲规矩,更不受约束,那些包夹都是监区的关系,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沙坤,原来在六监区当积委会主任时,就疯狂迫害过法轮功学员陆顺民,后调到九监区,专门看管严管室,曾毒打法轮功学员李军旗。
如果九监区邪恶人员实在没招了或者觉得有潜在危险的,害怕影响到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般法轮功学员就会调到劳动监区。劳动监区前些年也很邪恶,多用暴力手段对待法轮功学员。近些年大部分监区不怎么用暴力了,管的也不那么严了。但还有个别监区很邪恶,原九监区监区长尚红章调到三监区后,三监区马上一片乌烟瘴气,血雨腥风,法轮功学员魏昆鹏被长时间加戴刑具。
那些被强制“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表面上监控放松了不少,与一般刑事犯差不多,但实质上还是被严重歧视和迫害的。监区安排了许多耳目,秘密监视,每周汇报法轮功学员的动态,尤其是思想动态。你的言谈举止,只要涉及涉嫌法轮功和邪党,一旦被发现,就一定会被汇报上去,就会有人找你谈心。
比如盘腿,哪怕是散盘,哪怕是盘腿看书,也会被那些值班的制止。更赤裸裸的,比如强制写月“思想汇报”,这是法轮功学员特有的“待遇”,也是邪共特有的整人手段,对内对外都用。所谓的“思想汇报,”对法轮功学员而言,就是要你每个月都重复表态,每个月都强化妥协的意识,最起码也要走形式,敷衍一下。当然,也有法轮功学员把所谓的思想汇报当成讲真相揭露迫害的机会,这是那些邪恶最不愿看到的。
而在减刑假释方面,这种迫害、歧视就更邪乎。法轮功学员要想减刑假释,首先要经监狱邪教办审核通过,它要看你是真“转化”还是假“转化”,它拥有一票否决权。邪教办通过了,还要强制你把“四书”从新写一遍,就是要反复的羞辱、刺激你,看你到底要什么,即使明知是假,也要你真做,也要你形成心理负担。
而且在非法开庭时,邪党法官也会重点针对法轮功学员迫害,要你诛心表态。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根本不存在减刑假释的可能,即使被逼“转化”的,也有很多选择不减刑。二零一五年,国家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实施特赦,法轮功学员陈凤鸣(参加过对越作战)是郑州监狱唯一符合条件的学员,已经公示出来了,但最后还是没有特赦。就因为陈凤鸣不认罪,不写感谢信。
在这个监控社会,监狱作为一个关押犯人的地方,监控是最严密的。郑州监狱,一个最多关押两千多人的小监狱,仅安装监控就花了几百万,真可谓是全覆盖、无死角了。邪党的很多检查已经改为网上进行了,叫做视频检查。而对于监狱来说,检查是经常性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这也是监狱的一个特点。
而邪党监狱应对检查,也形成了一种模式:先通知,后检查。不管多高级别的检查,都要事先通知下来,要各监区做好准备,然后才来检查,也就是走走过场。现在监控普遍了,就把大部分检查改为视频检查。而即使视频检查,也是要事先通知下来,以免难看。
有时,检察机关,甚至相当级别的检察机关也会来监狱检查,要被关押人员举报各种违规违法行为线索,或反映自身被迫害被冤判的情况。可每次的过程都是,来时势头汹汹,似乎要动真格的,被关押人员的反映举报也很热闹,可最后总是了无声息。
一来二去,很多人已经看明白了,那些所谓的检查,只是一种管理程序,从来就没有想过为被关押人员解决点实际问题,尤其对于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更是对其反映的情况置若罔闻。法轮功学员陆顺民,在二零零三年左右,被恶警陈友智把满嘴牙用电棍捣掉,可如此疯狂残暴的恶行,陆顺民多次举报、控告,都没有任何结果,最多就是表示调查调查,然后就没了音讯。至今,陈某照样穿着警服,在监狱里趾高气扬。也有被冤枉的刑事犯,常年申诉,每逢检查来,就反映、吆喝,可多年过去了,还在被冤枉着。
除了外部检查,最频繁最经常的还是监狱内部检查,监狱的,科室的,监区内部的,每周都要有不止一次检查。什么“五月一日”、“十月一日”、“过年”,那就不只是检查了,叫大清查。每逢此时,所有被关押人员都要将自己的所有私人用品,包括被褥,都要统一搬到楼下,任凭监区干部翻看检查。遇到那些二百五,能把东西扔一地。而检查,平时例行公事式的小检查抽查,有些心术不正的狱警就专门挑法轮功学员的东西翻,几乎次次不拉。
监控再多,也是人在看。检查再频繁,也是走形式。如果人没了正气、道义、公德、良知,什么东西、什么政策、什么措施,一经人手,就会变形,就会从貌似有益变成实实在在的为虎作伥。比如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可它只看想看到的东西,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被打了什么的,一概看不到,或者说看到了,也永远装成没看到。法轮功学员李军旗被张建峰等恶徒当众毒打,值班的还极其嚣张地在走廊里向其他法轮功学员挑衅,可这时,所有监控都死掉了,即使有人按报警器也没用。而事后,恶警牛小学竟然还给法轮功学员李军旗戴镣。
人在做,天在看。三尺头上有神灵。当人彻底丧失了做人的根本,人不成其为人的时候,天惩就会到来。这不是瘟疫来了吗?这不是劫难来了吗?至今,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经过亿,报道出来的死亡人数已经二百多万,还在攀升。这还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病毒还在持续变异,还在越来越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而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救命稻草——疫苗,也越来越没用。
神目如电,大疫有眼,大疫的眼睛何在?大疫的眼睛看往何处?看往何人?就是那些不信神佛,还在死心塌地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那些追随中共邪党,与真、善、忍为敌,与神佛为敌,与一切良知正义为敌的人;那些明知迫害真相,为了一己私利私欲,依然迫害不停的人;那些明知中共邪恶至极,恶贯满盈,天怒人怨,而仍然妄想从中分一杯羹不愿退出来的人;那些视传统如寇仇,视道德如敝屣,迷信无神论、进化论,迷信科学,肆意妄为的人。
人类已处在最危险的关头,能够选择的时间越来越少,能够赎罪的机会越来越少,神的审判随时都会降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你还要追随邪党邪灵到哪一天?你真的要自己的理性良知永远死去吗?大法的慈悲再洪大,也要你自己愿意得救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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