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获新生 去怕心、讲真相
一、法轮大法让我获新生
我以前患有心脏病、类风湿病，全身骨节疼、变形、举步艰难。患结肠炎，夜里有时上厕所九次，大便一点点，结肠剧痛如刀割，正是生不如死。蔬菜水果都不能吃，医治效果不大，医生说，只能喝面糊维持生命。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修炼法轮功，这些病很快就好了，脸上的皱纹减少了，皮肤白里透红，人也精神了，上楼下楼脚轻飘飘的，走几里路都不觉的累。
如今，我快八十了，偶尔身体不舒服，过几天就好了，也不用吃药打针什么的，秘诀就是坚持每天学法炼功，法轮功祛病效果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一个人生活，不用儿女们操心。一个孙女，非得跟我过，衣食住行全要我管，搁普通人，只有请保姆伺候，哪有老太婆做家务照顾孙女的。在我的身上，儿女们也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他们也都支持我炼功，也常常使用我给他们的真相币。
我是家里独苗，父母娇惯，从小任性。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贫穷落后，为了活命，人们自私自利，我也不例外。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洗脑，渗透到中国人的骨子里，我很自然的形成了不饶人，不占便宜不罢休。学法后，我认识到这些问题，开始善待周围人，遇到矛盾找自己，邻里关系也好了，自己心里也乐融融的。
二、去怕心，讲真相
迫害开始，真相资料缺少，我是抄写资料，以发信的方式讲真相，后来被在邮局蹲坑的便衣绑架，四天后获释。回家第三天为了躲避迫害，我到了亲戚家，后来听儿子说，第四天，果然警察来了，说要给我判刑。
我在亲戚家住了一个月，亲戚怕受牵连，送我回家。我又租房住，还是不行，我只好和同修到乡下去住。邻居说，你不在家时，你孙女吃饭时自己拿个碗到别人家去，是好心的邻居这家给点，那家给点，是邻居照顾我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和孙女。
二个月后我回家，第二天，不知谁汇报了，居委会、派出所、六一零、国保警察、我的单位，一个接一个的上门骚扰，施加各种压力。对一个在高压集权统治下安分守己的普通老百姓来讲，真是恐惧万分。无论出门，走路都有人跟踪，拍照。女儿回娘家请我们吃饭，警察跟到餐馆照相，我给母亲办丧事，就有警察监视。
长期的骚扰，使我不得不处处提防。虽然法在学，正念按时发，学法小组安然无事，大家照样来学法，但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压力，不知是“随心而化”[1]，还是我“自心生魔”。我的内心充满恐惧。
二零一六年中共“敲门行动”遍及全国，九月的一天，街道办，派出所，六一零等几个人在我家楼梯口等我，出于修炼人的本份，我同意他们到家里，以礼相待，他们问我“最近是否还炼法轮功？”我平静的回答；“炼，要不炼，就活不到现在这把年纪。”他们说：“炼就炼去吧，我们这里有一个不炼法轮功的表，你签个字，炼还炼吧。”我说我不能签，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样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接着就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善恶有报。他们听的很认真，好像从来没听过一样。我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我为自己高兴，看得出他们也很高兴。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是师父加持我，给我勇气，给我智慧，去掉了我长期形成的“怕”的那种物质，让我走出怕心的误区。
同修把这件事在明慧网上曝光，后来明慧网的评论文章又以我的事作为例子，邻县的同修慕名而来想见我，学我。其实，好惭愧，平时我是很少开口讲真相的，更不要说当面给公检法居委会讲真相了。比起每天劝三退的同修，差远去了。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是师父为了让我去掉怕心才这样的。有的同修在警察或者公检法面前不敢讲真相，是因为在那时第一念想到的是“怕”，而不是讲真话，讲真相。众生都有明白的一面，他们被邪恶的造假污蔑毒害，看到的是假的“自焚”。我们讲出真相，不管什么人，他都会思考，会选择。师父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2]那就看我们讲不讲，用不用这个宝。
自从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后，为了同修安全，我基本不再讲真相，只是让大家能按时学法，按时能拿到资料，安排同修去资料点拿资料，时间长了，我成了协调人、仓管员、调度员了，心想我这不成了“住持”“方丈”了吗？开功开悟的可都是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又苦又累。同修都在救人第一线，我在干什么。有同修看到了，便和我交流，其实我也知道这问题。于是我挎个背包，像年轻人一样，上街发资料，有时发二十多本，有时发一本，什么跟踪拍照似乎都不存在了。发完资料回家后，心里特别舒畅，开心。同修鼓励我，说能发一本也很了不起。
那些只学法不发资料、不讲真相劝退的同修听到后也都行动起来了，我们附近的自行车篮子里，汽车玻璃上，居民窗户上，楼道里，路上行人的手里都可以看到救人的明慧真相资料。大家为我迈出这一步高兴，我为同修整体提高都能发放真相资料劝退救人高兴。
感谢师父让我变成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感谢师父让我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伟大师父，让我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的生命，如此美丽。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