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人却遭诬判 黑龙江李玉卓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一日】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当时四十二岁的李玉卓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李玉卓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叫李玉卓，一九九五年，我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我真正明白了我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再去发牢骚，怨天尤人，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与人为善，自此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使我度过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遭绑架　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的时候，我去了北京，在北京房山窦店那个地方被抓，被劫持到房山的一个看守所，期间我的后脑勺被打，流了不少血，到现在还有疤痕。

我被带回驻京办时，我原在七台河工商局上班，我们单位的警察队来人把我带回了局里，纪检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放弃修炼并上电视诬陷诽谤师父和大法，我拒绝了，就把我送到了七台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在那里看着满屋的光头，在电视里看到的场景变成现实，一种无形的恐惧压下来，进屋里让蹲着，过了一会上到板铺上码铺（就是盘腿坐着），等到了晚上该休息时，就用凉水浇，刺骨的寒冷立马通遍全身，挨打，打耳光也成了正常，有的同修受到的迫害更严重，有的警察听到是炼法轮功的，就告诉犯人给“照顾，照顾”其实就是打的意思。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是很大的，尤其是精神上的压力，我从没有想过会经历这些。被提审时警察逼我们放弃炼功，写悔过书，不写回到监舍警察就指使犯人打人，还说炼功人不重亲情。我的同事，同学也都来看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没想过我想做一个好人能被抓进监狱，我想这是很多人所无法理解的事吧，然而在中国就这样发生了。

我的父母受到的伤害更大，在那期间整日的为我奔波，找关系，被勒索钱财就更不用说了，先后有桃山区政法委的李云峰等三人，警察的，社区的，我单位的共勒索近上万元钱。我的妻子所受到的伤害很大，被压抑的喘不过气，以泪洗面，年也过不好，只能是机械的劝着我，让我放弃炼功。在各种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下，我的意志也出现了问题，在不炼功了的保证书上签字，当时眼泪就流了下来，就这样三个月后回家了，我母亲又去找单位要求上班的事，写了保证后回单位上班。

二零零三年三月，北山派出所的三个警察王勇、管雨，另一个不知姓名，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的家人也都跟着去了。凌晨二点多把我送到了行政拘留所，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情况，心里的压力却与日倶增，说不出的难受。又过了二、三天的时间，有两个邪党人员来提审，这俩人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和国保的毕树庆），见了面就让我蹲那，我不蹲还打了我一耳光。几天后，新兴分局警察，我记的有政保科赵孔伟，北山派出所王勇也在场，其他的人我不知道姓名，开始对我进行轮番的审讯，开始我不配合，王勇打了我一耳光。他们把我关在铁凳子上，背铐着手铐，手铐紧紧的铐着手腕，疼痛难忍，出现恶心呕吐症状，就这样他们分了几波人进行逼供。我从没经过这样的阵势，有点懵了，他们在我旁边有意无意的说着一些事，还不时的哄骗着我，威逼利诱，我的意志也越来越消沉，心里想赶快结束吧，不想再承受了。正象有的同修说的“精神高度紧张”和“意志摧残”却远远超出了肉体的酷刑折磨。它挥之不去，让人痛不欲生，一辈子生活在阴霾恐怖的阴影中，所以中共的监狱、劳教所只能把人变成坏人甚至更坏的人。这让我想起文革时人们的遭遇，在那种恐怖的环境中人们的心灵扭曲。

被非法判刑四年

几天的审讯，我被关押到第一看守所。有警察说，做坏事我们可以不管，炼法轮功不行，共产党说方的是圆的你就得说是圆的。肆意的歪曲已快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了。当我说我们是有人权的，你们在迫害人权，他哈哈一笑，好像我们在说着世上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在看守所里度日如年，被关押五、六个月后，桃山区法院在第一看守所非法开庭，只准许少数家属到庭，我被非法判刑四年，非法关押在七台河监狱三监区集训队，后又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集训队。

刚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的时候，看到那黑漆漆的大铁门“嘎吱，嘎吱”慢慢打开，我们被当作货物一样卸在那里，身体上的摧残，心灵上压力可想而知了，莫名的心悸。在集训队先是登记，一个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外面进到屋里，我以为是警察，后来才知道不是，是管犯人的犯人（监狱都是用犯人来管理），那些人要想吃什么东西，就打电话，让警察从外面给往里带，警察是他们跑腿的。在集训队，就是加班加点的干活，完不成任务就用小白龙（是一种塑料管安个把）打脚心，一天必须挑冰棍杆或牙签多少箱。上完厕所连手也不洗，有时东西散落一地，收拾收拾就装箱，吃得发糕里还有着炉灰渣。出去干活得排队，有时还被犯人骂。集训队监舍一个只能住十来个人的地方，让好几十人住，侧身一颠一倒的睡，要是上个厕所回来就没有地方了，住的环境极差。上厕所得靠墙边走，还不让穿鞋，背着手，低着头，要是抬头看一眼就得挨打，洗脸洗澡也不行，喝的水是大泡子里的水（放在桶里桶底一层沙子）。

在集训队十来天左右，我们想在监狱广场炼功，那是星期六，早上出去干活时，我们就跑到操场，手还没等抬起，我们就被犯人架着回到监舍，我们开始绝食抗议，于当下午我们就被分到各个监区了，听说在集训队呆一年的都有。我被分到三监区，我绝食他们就给我灌食，用生的玉米面兑盐水往插入嘴里的管子里倒。

三监区是缝亚麻坐垫，如果谁缝不完不许睡觉，过后罚站甚至挨打。号长也就是杂工头，（刚开始我不知道）让我干活，我说干不了，我没犯法，警察也找我谈话说什么他们不管这些，说这里只是象仓库一样，只负责保管等等。可能是怕我还绝食什么的吧，骂骂咧咧的让我坐在他们干活的地方，什么时候收工什么时候跟他们回寝室。在这期间有的犯人和我说，你要是01年来这的，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让我想起了犹太人的集中营。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管制很严，不允许随便说话，专人看着，超强度劳动，体罚，不定期的做转化的工作。

后来监区调整，我被分到了九监区（七、八、九三个监区主要是做服装加工的）。这三个监区是为北京汇琳凯公司代加工服装（也是奴工产品）。早五点起床，吃完早饭，就排队去厂房干活，超强度劳动，有不少人得了肺结核。完不成任务加班加点。这样的生活直到我释放为止。这三个监区曾出现过拉肚、发烧，传染的疫病。

监狱还给法轮功学员和犯人抽血，但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在我回家后听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时才知道怎么回事，真是太邪恶了，灭绝人性。

二零零八年三月，我在父母家刚吃完晚饭，来人敲门，进来三人，其中一个来问，谁是李玉卓？我一看不认识，就说我是。他随后说，我们是新兴公安分局的，（他们其中我知道有国保科长丁义会，剩下的不知道名）找你核实点事和我们去派出所一趟，我说有什么事在这说吧，没说几句他们就强行把我绑架到北山派出所。把我家的钥匙拿走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抄家，屋里翻的乱七八糟，拿走电脑，手机一部（后来我弟弟把手机给要了回来），还有一些资料和书等。把我关在北山派出所铁凳子上，因为我什么也不说，他们就随便编了一个材料，签上我的名字，草草了事，把我送到行政拘留所。

对于一些小的干扰则记不清楚了有多少次了。有一次，可能二零一零年左右要给我办学习班。想想都感觉可笑，完全的赤裸裸的迫害，还冠冕堂皇的说是法制学习。中共就是这样对待普通的中国民众的，而我遭受的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现今无数的见不得人的罪恶还在持续，善良的人生命得不到保障。

我在监狱被非法判刑期间，我的家人承受的压力更大，我妈为了让我回家，花钱找关系被骗四万多元。我父亲也落下一身病，听到警车响都一惊一乍，怕的要命，要看到有资料在门上，更是怕的直哭。在我从监狱释放后，我妻子由于精神压力太大，身体还不好，让放弃炼功，我又不能，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怎么能那样做呢，她就和我离婚了。由于这场迫害，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已经是罄竹难书了。

回忆是痛苦的，但也让我更加的清醒，不要忘却那段记忆，不是加深愁恨，不是想要报复，只是想让人看清真相，不再被蒙蔽，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