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器官捐献登记反观中共活摘罪行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近日中共媒体纷纷报导了中国社会“器官捐献”的新闻。12月24日深圳媒体报道了罗一笑因白血病去世，家属主动捐献了她的遗体，但深圳市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透露，罗一笑是急性淋巴系统白血病，这种情况（恶性肿瘤性疾病）角膜和各器官是不能捐献移植的，故捐献的遗体无用。12月16日中共《贺州日报》报道了38岁的谢宗理因摔伤抢救无效后死亡捐献器官的案例，贺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江乙告诉中共记者：“谢宗理是贺州市今年第15例器官捐献者，他的器官被捐献给了4位病人。”一时间中国普通人从来不关心的器官捐献问题却成了社会“新闻”。

山东《半岛都市报》于12月19日报道称：“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了解到，自12月22日起，中国人的器官捐献又多一个登记渠道，目前拥有4.5亿用户的支付宝APP成为该服务登记的新‘窗口’。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将在支付宝医疗服务平台上线‘器官捐赠登记’功能，支付宝实名用户可一键完成登记，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我国器官捐献登记工作真正迈进‘互联网＋’时代。”其实中共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对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343号决议案”和2016年7月27日欧洲议会通过的《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48号书面声明》的间接回应。近半年中共密集召开各种研讨会、学术交流会和利用各大媒体有意报导器官移植相关问题，这种举动反映出中共对“活摘”指控的胆怯，急于通过各种方式掩盖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暴行。

这次中共和“活摘”嫌犯黄洁夫利用支付宝医疗服务平台进行在线“器官捐赠登记”是想用器官捐赠登记的数据来掩盖中共过去16年来的“活摘”暴行，但这却恰恰证实了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真实性。首先中共媒体针对国际舆论的“活摘”指控根本拿不出任何具体的数据来回应中国在过去16年来是如何做到“器官移植手术”平均等待时间仅有3天的，因为中国在2010年前全国性的“器官捐赠登记”库根本没有。2010年之后被动建立起来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成立至今仅有器官自愿捐献者80780人，这当中相当大数量的人仍是活人并没有立即能捐献器官的可能。

其次根据国际组织统计显示，中国过去16年每年器官移植数量超过了10万例以上，如此庞大的器官移植需求量已远远超过了系统所登记捐献自愿者的总和，剩余的供体器官从何而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登记的器官捐献自愿者的数据恰好证明了中共使用了大量登记以外的非法器官。支付宝开通了“器官捐赠登记”功能，即使有很多支付宝的用户主动去登记捐献器官，但这些登记者的器官也不能随时都能被医院使用，必须等到这些自愿捐献者因故死亡后才有被使用的可能。即使支付宝中登记的器官捐献者本人死亡，如何能实现死者的器官在第一时间被医院利用也是一个难题。器官捐献登记者如何能在即将死亡的时刻把自己的死讯传达给支付宝？家属是否能按死者的意愿顺利进行器官捐献？死者捐献的器官是否能满足被用作供体器官的各种要求与苛刻匹配条件？可见如何解决这一切实际问题都远比建立一个器官捐献登记系统困难的多。

当今世界，美国已经有非常完善的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的系统，事实证明他们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平均是三年，我们很难相信支付宝上线后就能大幅缩短器官移植等待平均时间。所以中共拉上支付宝搞的在线“器官捐赠登记”其漂白中共“活摘”暴行的作用远比其实际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其实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暴行正是被美国先进的、完善的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所揭露出来的。因为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等待时间很短，很多只需要数天时间，而美国器官移植系统给出的第一手数据是3年。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成功案例高达10万例以上，而美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案例数量小很多。一个拥有非常完善的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系统的美国，它给出的器官等待时间和每年器官移植数量同没有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系统的中国给出的数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强烈对比后形成的反差更确信了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真实性。

现在中共通过支付宝建立的“器官捐赠登记”只能说明中共心虚，任何器官捐献系统的建立都不可能改变某一事件的统计规律，也不能依靠它来满足中国每年10万例以上的供体器官需求，更不能依靠这个系统来缩短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所必须的等待时间。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共精心建立的“器官捐献登记”系统将再一次证明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暴行真实无疑，因为统计规律永远不会说谎，相反器官移植手术中的各种统计规律将成为揭开中共“活摘”暴行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