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在2016年6月发布了一份近700页的有关“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是他们以前报告(《血腥的活摘》和《屠杀》)的一个更新版。这个新报告有2400多个脚注,绝大部份脚注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网站(或者备份)。报告内容就是建立在这些来自中共政府自己的证据上的。想问一问,那些与会的所谓中外学者,以及新华社喉舌记者,有没有去读过这700页的报告?有没有去亲自确证那2400个脚注?
被中共邀请的国外学者,如果从来没有就“活摘”进行认真严肃的调查,也没有研读过上述报告,那他们如何能认定“活摘”不存在呢?
自然不能。他们只是出于个人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某种原因,愿意站在亲共的立场上帮中共说话而已。即使如此,他们自己也幻想中共能提供“活摘”不存在的证据。
新华社报道中引用了韩国培材大学一个搞宗教研究的名叫安信的人说的话。安信说,在韩国大学校园中有人向中国留学生和韩国学生讲述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安信“建议中国政府能够提供一些证据给国外的留学生”,使留学生们能够反驳这些指控。
安信的话,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中共在抵赖活摘上的面临的困境。既拿不出“活摘”不存在的证据,也不敢去逐条“驳斥”海外调查人员发布的活摘器官调查报告。
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周刊》2013年11月曾刊文《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指出,过去10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兴盛,器官几乎随叫随到——“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无需等候、快速配对的奇迹,国际医学专家认为:“中国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摘器官库。”
中共要抵赖活摘,是不是应对“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的现象做出解释?器官何来?
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2010年之前)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朱继业不经意透露的秘密显示,北大人民医院的年移植量是其公开数字(100多例)的40倍。
中共要抵赖活摘,是不是应对这个40倍做出解释?
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6年落成的新大楼有500张床位,可同时进行17台肝肾移植手术(9台肝脏移植及8台肾脏移植手术)。2008年还进行了扩建。据“中国建筑改造网”来自天津建筑设计院的一份文件显示,该移植中心肝肾移植病床的使用率达90%以上。根据床位数和使用率以及住院周期(三个星期到一个月),也就是说,该中心每年的移植数量就涉嫌达5000-8000例。而中共却声称全国每年也就1万多例。
中共要抵赖活摘,是不是应对该中心的移植数量做出解释?
中共不敢去驳斥那些真正的证据,就笼络一些所谓的外国学者来为它站台,还声称国际社会接纳了中共的移植。这个所谓的“接纳”也是中共自说自话。据《纽约时报》报道,在2016年8月香港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上,器官移植学会会长菲利普·奥康纳尔(Philip O'Connell)否认了“国际社会接纳中国移植体系”的这种说法,“他们(指《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也许会那样说,但那并不是事实。”
自从活摘器官在2006年被曝光出来以后,中共一直回避这个话题。但是,每年大量的大陆客到境外旅游,很多人都看到了、接触到了有关“活摘器官”的真相,中共想瞒也瞒不了啦。加上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在反腐运动中一个一个落马,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已病死)、郭伯雄、苏荣、令计划等,剩下的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张德江等也是惶惶不可终日。今年7月以来,江泽民流氓集团控制的中共喉舌开始大肆炒作、抵赖 “活摘” 。
韩国那个所谓的学者安信希望中共政府提供“活摘”不存在的证据,新华社把这个外国人“要求证据”的请求报道成了“国外学者驳斥‘活摘’谣言”,以此来向中国百姓证明“活摘”不存在,把要求证据的话当成了证据来用。这就是中共抵赖“活摘”的荒谬逻辑。人家问它要证据,它说它的证据就是有人跟它要证据。
抵赖有什么用?中共的抵赖只能让各界更加关注和了解其罪恶,加速这个邪党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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