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诉我,现在已有二十多万人实名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江泽民,父亲和她都实名控告了江泽民。我郑重的告诉母亲:我也要控告江泽民。
看着母亲悲伤而又坚毅的面庞,我陷入了回忆之中。
我的家在山东省的山区农村,父母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朴实善良,节俭勤劳,日子虽然清贫,却从不抱怨,生活过得简单而快乐,而且乐于助人,对事待人总是为他人着想,乡里乡亲都交口称赞。
我逐渐长大懂事了,才知道父母都修炼了法轮功,他们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从小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和谐温暖的家庭中幸福的生活着。但这一切,都在一九九九年的一天变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当时我还小,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父母没有了往日的笑声,有一种沉重和压抑。到街上,乡亲邻居的大人们见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亲切,似乎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每当有小朋友想和我玩,就被他们家的大人们赶紧叫走了。不断地有村里的干部和一些不认识的外人来,似乎是叫我的父母写保证、揭批什么的,都被父母拒绝了,他们每次都大声呵斥,每次都是黑着脸离开,每次他们离开,我都感到父母更加沉默。
二零零零年我还不到七岁,一天,我们家来了很多人,后来我知道是镇上的人,他们就像凶神恶煞一样,把父母绑架到车上带走了,我拼命地哭,拼命地追,一次次跌倒在地,直到看不见车的踪影。剩下我一个人在家无人看管,白天没人陪伴,晚上不敢睡觉,三天没吃饭,又受到惊吓,直到今天,我的胃还是不好。
三天后,父母回来了,他们遍体鳞伤,母亲的脸、脊背都变成了紫黑色。后来知道,我修炼法轮功的姥姥、大姨、姨夫等都被抓去了,都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毒打折磨。
从那以后,我的家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宁静和温馨,村委会的相关人员整天去我家捣乱,白天搜查,晚上翻墙,父母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久而久之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不仅这样,他们还用中共的造假宣传损毁我父母的名誉,使我一上学就遭受老师的白眼,老师同学合力刁难我,欺负我,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不堪回首的记忆,给我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这是比肉体上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更加难以想象的摧残。
二零零九年,县610和国保大队的人又来抓我父亲,在他们疯狂行动中,我父亲被迫从二楼跳下去走脱,但将一条腿摔断,到现在走起路来还是一拐一拐的。从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二年,县610人员不断地到我家搜查、恐吓,使得我和母亲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不能正常生活,我也不能正常学习。
二零一二年,610和县国保大队又一次绑架了我父亲,直接送济南劳教所迫害一年。在此期间,我家原本靠父亲打工生活,现在父亲被劳教,我和母亲没有了生活来源,又加上父亲被迫害,我母亲又四处托人,花了不少钱,导致我家经济上非常拮据。我又有胃不好的病根子,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同学们还经常议论我,使我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二零一五年,我父亲因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再次被610国保大队绑架,两位律师给我父亲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使在场的检察院、法院人员无言以对,但仍然诬判我父亲有期徒刑四年。
虽然我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但我仍然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打击。回想我的童年、少年直到现在的青年时代,我都是在恐惧之中生存,在恐惧中成长。
我也曾抱怨过,曾相信过谎言,误认为是因为父母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才造成了这一切。随着一次次迫害,随着自己渐渐长大,随着父母不断地给我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特别是父母在这样的打压下,依旧坚守做人的良知,依旧严格按照大法师父教导的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我明白了我父母没错,法轮功没错,而真正错的是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
我深知我的父母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只是被江泽民及其流氓集团贴上了一个标签,就被任意的迫害,还株连子女,使我的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期都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成长的环境。
作为一名大学生,作为千千万万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子女中的一员,我要控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江泽民,替法轮功讨还公道,替我父亲讨还公道,替被江泽民蒙蔽毒害的广大民众讨还公道,也为我自己讨还公道,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做好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