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两年非法劳教 沈佩敏在日本起诉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明慧网通讯员日本报道）今年六十四岁的法轮功学员沈佩敏，原在上海市靜安區康定路房地产公司工作，被非法劳教两年后，仍被中共监控、骚扰，不得不和丈夫放弃上海的生意，暂居在日本国枥木県小山市。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沈佩敏女士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沈佩敏女士叙述的其遭受迫害的部分事实。

法轮大法使我告别了就医的高额消费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三十岁体检验血中，发现有癌细胞，到一九八三年三十三岁时，已经有十六种严重疾病缠身，医院开出证明，要我长期病休，医生告诉我：“你严重的颈椎病，再发展下去将导致你瘫痪。”当时我每月报销的医疗费用高达一千六百多元，大大的超过了我当时一百元左右工资的十多倍。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通过炼五套功法，按照师父的要求以“真、善、忍”为标准衡量自己，做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炼功不久，突然发现走路很轻松，病痛全部消失，身体奇迹般的得到了康复，邻居、朋友们都称赞法轮功的神奇，都说：“法轮功真好！”之后，我再也没有用过国家一分钱的医疗费。

就在我炼功三个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独断独行，铺天盖地的发动了这场针对法轮功修炼人的血腥镇压。我从迫害开始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去日本之前的五年多日子里，曾经被迫流离失所、二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六一零”与警察三次都选择凌晨二点偷偷摸摸非法抄家，我没有犯法，只是履行公民信仰自由与写信的权利，被非法劳教二年（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长期被电话盗听、被关普陀区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一日，江泽民下达迫害法轮功，每天轮番的遭到派出所，六一零，街道社区，居委会及我工作单位领导骚扰和威胁，跟踪监视，家中的电话长期被盗听。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讲真相，被非法关押上海普陀区看守所，曾被扒光衣服，经常会被在半夜突然提审，白天晚上不让睡觉，逼迫精神崩溃。我家凌晨二点被非法抄家，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六一零与上海普陀区真光派出所，抄走了我师父的相片与讲法录音带，等私人物品。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一个月后回家。

被撞伤 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一年九月七日，我写信给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状告江泽民，以及给上海市政府，各区县，机关寄真相信（写信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早晨出门，被一辆突然驶来的大型摩托车从后边对着我后背撞击，将我整个人冲撞在马路中间，摩托车手逃到远处观望着。我左手被当场折断，手指一下子肿的象胡萝卜，失去知觉，左脚受伤（拐着走路）浑身多处挫伤，头肿大，满脸，满身是血。

二零零一年九月九日，我的左手骨折与撞伤二天后，好心人告诉我六一零要加害于我，我只能带着不能自理的手与受伤的脚，拐着离家出走，流落他乡。凌晨二点，家里再次被抄，警方并下达通缉令。

再次被关入普陀区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半夜十二点，普陀区六一零、真光派出所等十多人开二辆警车，连夜将我从浙江湖州押往真光派出所，将我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不断大叫的男人关在一个单间里，三天不让我睡觉。之后，我再次被非法关押到上海普陀区看守所，第二次被扒光衣服，女警察当着我的面拿走我身上的钱，没有任何签收与保存清单（我逃到外地时，身上带了足够的钱）。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三日，凌晨二点（第三次）六一零警察还是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抄了我家。

在上海女子劳教所：奴工、洗脑、强制服用不明药物

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日，我被非法关押往上海女子劳教所。每天与屡犯吸毒人员一起，要做十几个小时奴工产品，强迫洗脑，二个吸毒犯二十四小时前后看管，夏天被强制在太阳下暴晒，冬天逼站在西北风呼啸的篮球场，倾盆大雨天，被推着在大雨中行走。

由于长期的肉体折磨，精神刺激和营养不良，每天三次被强制服用不明药物，致使一度眼睛看不见东西与瘫痪状态，大脑明显失去记忆，曾经三次昏迷不醒。

当那次接见日，丈夫看到我是被人背出来的时候，一个从来不落泪的男人，居然放声大哭，不断的要我挺住。当时，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也远道赶来，被恶警刁难不让见，老泪纵横的父亲几乎跪倒在地上求，才让见一面，流着泪的老父亲，拉着我，痛心的说：“我们回家去吧。”

二零零二年二月，我提出上诉二年劳教是非法的，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所以，上诉无回应。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二年劳教期满，劳教所警察却将我转移给了 六一零，派出所，里委都派人专门监管我，六一零与警察经常上门骚扰，进门就违法的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到处看。我出了劳教所，又进了一个“大监狱”。

暂居日本 无法为父亲尽孝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女儿、女婿（日本人）邀请我来日本探亲，女婿听说了我被迫害的经历后，目瞪口呆。二零零五年五月，在探亲六个月即将回国之际，先生从上海来电说，普陀区六一零与国安不断骚扰他（先生那时未修炼法轮功），要他交代我在日本网上签名‘全球审判江泽民联盟’，并且要他告诉我，在限期之内讲清楚，用利诱手段逼我讲“是有人逼你签名的，”遭我拒绝后威胁：“你还想不想回上海？”等，六一零与国安特务居然连已经在日本的我也要监视操控，女儿女婿再也不敢让我回国了，立即让我先生带着小女儿来日本，只得放弃了在国内很多年的生意。

二零一二年九月，我九十多岁的老父亲，在医院病床上几次提出要我去见他的面，只是因为江泽民血腥镇压还没有停止，我无法去见我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面。是江泽民剥夺了我回家的根本权利，更是江泽民剥夺了我们父女见上最后一面，送父最后一程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