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遭绑架 北京张秋莎控告元凶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北京大兴区妇女张秋莎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多次被绑架、抄家、非法拘留及强行洗脑等迫害。她的孩子经历父母数次被绑架，常年生活在恐惧及歧视中。

以下是现年四十六岁的张秋莎自述遭迫害事实。

接连绑架、关押

我和丈夫因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到哪儿我们都敢理直气壮的说：法轮大法好！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们夫妻带着孩子去北京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可是在我们登记姓名住址后，就被大兴县黄村镇派出所接回转至清源派出所审问，大兴公安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给予我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决定，被管片甘姓警察抓到大兴拘留所。孩子在奶奶家数着手指头盼着妈妈回家。婆婆身体虚弱多病，每天唉声叹气，大把大把的吃药。公公在单位担任领导工作也觉得很丢人没面子，曾一度精神抑郁。

二零零零年一月份的一天早晨，天下着雪，我带孩子出去炼功，被大兴清源派出所警察绑架。这时我丈夫刚从拘留所回家。而我又被大兴公安局、大兴国保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关进大兴拘留所，直到年三十晚才放我回家。在拘留所期间，因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坚持炼功，被戴上手铐脚镣拉到冰天雪地的室外冻。

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和丈夫、肖尧、徐美华、李桂枝等在大兴区安定乡一同修家，被当时安定乡派出所所长和夏姓等警察抓到大兴公安局国保审问，之后被刑事拘留，在大兴拘留所拘留了一个月。孩子生活在爷爷奶奶家。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大兴公安局房姓等警察闯到我家强行抄家，并把我刑事拘留到大兴拘留所。关押期间，大兴公安局国保大队每天早晨把我用车拉到大兴团河劳改人员调遣处，五名警察从早上八点到晚十二点轮番“转化”我一个人。其中有一天是当时国保大队长左保川亲自把我送到调遣处，威胁必须好好“转化”，不然劳教等等。每天十多个小时坐在一条长条板凳上，被强灌歪曲抹黑法轮功的东西。期间都充满训斥、侮辱、诽谤、威胁、恐吓！当时被折磨得每个细胞都疼，痛苦不堪。最后一天，把我从拘留所带到大兴天堂河女子劳教所“转化”了一天。折磨了一个月才放回家。

二零零二年，我家搬到富强西里。二零零二年上学期，黄村镇派出所有两名警察到大兴七小骚扰我儿子。让校长把年仅八岁的孩子带到办公室盘问，问他是否炼功，问他家里人员情况、问他父母都和谁来往等等，盘问了一个多小时。黄村镇派出所警察王尊亭还经常去我家骚扰，给我家贴封条、断电等。一天，中午放学回来的孩子哆嗦着说：妈妈，后面有警察。随后，黄村镇派出所警察王尊亭进来了，不由分说就强行把我绑架走。我说孩子刚回来还没吃午饭呢，他说：不管。告诉你，给你打电话就得接，叫你去派出所就得去，来你家就得给开门，不开门就呲门断电。”随后把我强行带到黄村镇派出所，罚站半天后才被家人接回家。

遭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二年九月六日下午，王尊亭伙同另外一名警察，又尾随下午放学的孩子闯进家来。当时我只穿了一条内裤，让他们出去也不出去。没有任何手续非要把我带走，我不从。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不去就把一家三口都带走，或把防暴警察叫来。然后他们开车直接把我送进了大兴金星乡博古饭店，强迫我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上姓名、按上手印。不给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对外不挂牌，是大兴区“六一零”办公室办的洗脑班，由大兴政法委、“六一零”办公室负责“转化”，大兴公安局国保和各派出所负责抓人、看人。当时主要负责人是大兴区政法委、“六一零”办公室副主任李广林，还有“六一零”的刘光、马宁、司法所的人等。在洗脑班是精神扼杀和肉体折磨，不让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每天二十四小时几个人围攻，指责、谩骂逼着写悔过书、决裂书，吃饭上厕所都围着说。甚至连续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白天几个人围攻，深夜反背着手戴着手铐，背铐在床头上不让睡觉。时间长了，每个关节的骨头缝都钻心地疼，每过一分钟就像过一年一样的难熬！有时把我一只手铐在床头，只让蹲在地上。一天半夜，“六一零”办公室人员马宁和两名国保警察把我吊铐到杂物间的房顶，并去找狼狗来吓唬威逼我“转化”。马宁还多次扬言找蛇来吓唬我。

大兴电视台协助造假，录了一段所谓帮教人员耐心帮教我的录像，在大兴电视台播放，欺骗老百姓。等参观、录像的人员走了就肆无忌惮的折磨我们。后又把我转押到大兴区魏善庄乡一个养殖场内“转化”。一天，一“六一零”人员、马宁和几名帮教，捏着鼻子强行给我灌了一碗他们说是葡萄糖的水。灌后，我浑身起了比蚕豆大的疙瘩，痛痒难忍。还有一名当时三十多岁的司法所男性司法人员，对我进行侮辱谩骂，如二X等，什么难听骂什么，不重样不停歇地骂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去骂，还说我不要脸，这么骂都没事。我说：咱俩现在这场面让别人看，会说谁不要脸呢？我没有任何过激言行，你为什么骂我？他回答说：对你们法轮功就这样，我代表国家和政府骂你们。他还伙同几个所谓帮教人员让我做好打坐的姿势，然后在这个姿势的基础上把我五花大绑起来，企图使我疼到痛不欲生的时候强迫“转化”。我向洗脑班负责人李广林反映他们这些执法犯法行为。他回答：上边让我们这样做的，不“转化”就劳教、无限期关押或送到渺无人烟的地方去，死了有指标等。

在洗脑班里，经常有卖淫嫖娼人员开着车去，警察和“六一零”人员都知道却没人管。我被关押81天时，趁看管人员不注意，跟随他们这些社会车辆往外走，才跑出了那个魔窟。回来后，天天做噩梦，梦到自己还在洗脑班受折磨呢。不敢出门，不敢和人接触，怕被举报、被抓、被劳教、被判刑，被虐杀……不想再过那种地狱似的生活。

骚扰不断

二零零四年，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在大兴华堂商场服务台的工作，正上班，大兴公安局的三名警察找到工作场所骚扰，盘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及家庭情况。问他们也不回答自己是公安局哪个部门的，就说是大兴公安局的。我怕被再次绑架，只好放弃这份工作再找。当时国企和一些好的单位都不敢用炼法轮功的，怕给单位找麻烦。能找到的工作都是离家远、挣钱少还特别累的私企工作。即使这样，迫于辖区警察的骚扰、社会上的压力还要经常换工作、换手机和卡号，社保也无法保障，经济拮据。熟悉我家的人都说，我家这些年被迫害的很落破，而且不是正常人的生活环境。如：二零一二年“十八大”前的一个周六，家里突然断电，我儿子开门去检查电表箱，看到大兴兴丰派出所的警察王建民站在表箱下，并喊他的名字，吓得孩子一个窜步跑回屋。过了几天，王建警察衣容不整和一名身穿便服的男子，到大兴新媒体技师学院找我儿子，也不出示证件，盘问家庭情况。我儿子当面指出王建民给我家断电的违法行为，他矢口否认。还到我老公妹妹魏爱兵单位骚扰她，称找不到我家人，盘问她我家的情况等。

二零一三年，“十一”期间，王建民连续几天，每天数次到我家长时间敲门骚扰，10月2日晚10点左右，再次给我家拉闸断电。全家黑着灯生活，不敢合闸，怕被抄家或被绑架。几天后，冰箱的食物都损坏了。

二零一四年两月底，我家房屋并未出租，又和黄赌毒不沾边，可整栋楼王建民唯独给我家门缝上贴通知。招致过往邻居驻足观看，议论纷纷。还亲自去或打电话四处骚扰父母工作过的单位和朋友，谎称找不到我们家人和住处，要求他们提供给他我家具体信息。给我家造成很坏的负面影响，致使大家对我家侧目相看。

父母数次被绑架　　孩子生活在恐惧中

在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四日下午，我和友人开车到房山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巡逻警以车内有真相手机为由绑架。三月十四日晚上十二点左右，大兴公安局国保大队李学军、杨万秋、兴丰派出所警察王建民、葛藤等近十人去我位于大兴海子角南里小区的住宅非法查抄，随后又闯到我家位于大兴富强西里小区的住宅破门而入，抢走许多私人物品，还把正在家中睡觉的丈夫魏学军也绑架到派出所。

我们于三月十四日晚上六点三十分左右被带到兴丰派出所，直到三月十六日凌晨三点左右被送至大兴看守所，在兴丰派出所关押两夜一天三十多小时，当时天气特别冷，警察让我们坐在冰冷的铁椅子上，睡在冰冷的板铺上，经过三十多小时的冻、饿、困，致使我三月十七日凌晨两点左右晕倒在大兴看守所。四月十四日，我们被取保候审放出看守所。我家的车警察拒不归还，至今被锁在兴丰派出所院内风吹日晒。

就因为我们坚持自己的信仰说真话，十六年来，我们家不得安宁，没有消停的日子。过着生死离别的生活，不是他“进去”就是我“进去”，而且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危险，因我们上了大兴公安局镇压法轮功学员的黑名单！（我家先后由大兴清源派出所、大兴黄村镇派出所、大兴兴丰派出所管辖）电话被监控，骚扰不断。过年过节或有什么重大活动，辖区警察都要到家不停地骚扰或监视。年幼的孩子经历了两次抄家和数次父母被抓，既恐惧又怕同学耻笑，从此不爱上学。孩子失去了正常的生长环境，天天提心吊胆，甚至有人敲门都害怕，每天高度紧张，生活在恐惧当中，自己的小屋从来不敢开灯，怕外面看到家里有人，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父母、公公、婆婆也跟着操心，因我们两口多次受到严重迫害而长期担惊受怕，这与江泽民的迫害是有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