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共十六年迫害的年轻女子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我被戴着手脚相连的十几斤重铁镣子，头被套上黑头套，只漏着两只眼睛和嘴，两个法警架着我上车，车体上有法院的字样，铁镣子好沉，发出碰撞的声音，我的心情也沉重到了极点。

法庭外，站满了穿着黑色警服的警察，严阵以待。法庭内，我孤零零的站着，如果说此时还有个词叫希望的话，就只想见到四个月未见的爸爸妈妈，我好想他们，可是他们被拦截在门外。

我被逼迫背弃信仰，还要象犯人一样的站在这里被非法审判，我从未想到这般的耻辱！一个21岁如花的女子，想信仰“真善忍”，而共产党要镇压，生命就如草芥一般被它肆意践踏。

我叫王丹，女，1988年5月出生，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人。1998年末，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家里才有了幸福的笑声，我和爸爸牵着妈妈的手一起走入美好的修炼。

自从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至今，年仅11岁的我开始了长达16年的被迫害生涯，我不愿意回忆这些令我痛不欲生的往事。还好，我还活着，爸爸妈妈还活着，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不只是见证了中共迫害的暗无天日、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我还要和全世界人民一起见证这场迫害的结束。

21岁的王丹

一、绝望之家 沐浴法光

六、七岁时我就怕失去妈妈、失去家，我从来不敢惹妈妈生气，最害怕听到她不时发出的长长的叹息。小小的我坚持给妈妈捶背、按摩，就只为减少她一点点的痛苦。还不到十岁，我就经常发愁，内心期盼着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治好妈妈的病，我也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妈妈自幼身体多病，到处寻医问药也无济于事，妈妈的脸上整日看不到笑容，加上爸爸吸烟喝酒，对妈妈疏于体贴和照顾，病痛的折磨和家庭的不幸福让妈妈日益消沉，总觉得在这世上活着没有意思。

不争气的我，还给爸爸妈妈添堵，小学时，我的成绩一直不好，可怕的数学应用题，一窍不通，语文的生字，常常记不住。每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前，我都因为担心成绩不好而大哭一场。

1998年年末，好一阵子听不到妈妈的唉声叹气了，看她整天乐呵呵的，一天到晚的干活也不喊累，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妈妈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浑身的病都没了”。

我和爸爸惊叹于大法的神奇，十岁的我看到自己的愿望真的变成了现实，心里乐开了花，很自然的，爸爸和我也修炼法轮功了。

一家三口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吃过晚饭，爸爸妈妈就牵着我的手，去家附近的学法小组和叔叔阿姨还有小伙伴们一起学法，大家都手捧着法轮大法的书，这个阿姨读一段，那个叔叔读一段，大家都想着如何做个好人，那是我生命中最喜悦的一段时光。

是啊！我得听师父的话！做个好孩子、好学生。转眼到了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老师和同学都不敢相信，以为是我抄的，我知道是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从此，学习不再是个难事。爸爸很快戒掉了烟酒，也懂得体贴和关心妈妈了，家里的笑声越来越多。

大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第一次拥有一个幸福的家，让我变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我多希望永远这样下去啊！

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碾碎了我家刚刚迎来的美好生活，从此，我的家像一叶小舟被暴风雨摧残，历经十余年，可是我们始终相信邪不胜正，美好的日子一定会像彩虹再现在郎朗天空。

二、黑云压城 父母蒙难

1999年，我11岁，小学六年级。东北的天气渐渐的暖和了，却发现学法组的叔叔阿姨脸色都变的很严肃，去邻居家找小朋友玩，也感觉她家的大人们瞅着我，小声的嘀咕着什么，当时有点纳闷，隐隐感觉出环境的紧张。

1999年7月20日，江氏打开魔盒开动整部国家机器，对上亿的法轮功修炼民众疯狂镇压，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面临搜书、抄家、绑架，电视上铺天盖地对大法和师父的污蔑，在我的世界里，好像走到哪都能听到邪恶的喧嚣。我和小伙伴正开心的玩时，脑中一闪现法轮功被镇压的音像，我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诽谤与强权冲击着每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的心，包括爸妈和我。

1．小学时，父母遭绑架， 我被逼写保证

上小学时的王丹

中共迫害法轮功快一年了，我爸妈看着政府还公然持续的造谣，欺骗民众，觉得自己是身心受益者，应该走出来澄清事实。2000年6月26日，爸妈怀着对政府满满的信任去北京上访，只想把亲身经历告诉政府官员，说出：“法轮功没有错，大法和师父是好的，还师父清白，停止迫害法轮功”。对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心的普通百姓，我的爸爸妈妈，真诚的并且是依法上访的行为却遭到2个月的绑架，被桦南县国家公务员直接勒索1万元。

我所在的隆胜小学也开始了对我的迫害。先是学校新上任的校长把我和另一个也修炼的女同学交给警察，软硬兼施逼迫我们说出父母的情况，我很害怕；班主任丘贵玲随后找我谈话，逼迫我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我被逼得直哭，最后，老师让同学给我代写，我被迫签名，留下了我年少时的屈辱。

2、寄居亲属家，我想爸妈也不能哭

据说，爸爸妈妈被桦南县公安局国保科李军和太会楠（音）等人劫持到桦南县看守所。这消息准确吗？我好想爸爸妈妈、好想哭、孤独害怕，但更多的是担心爸妈。每天，我在思念与担心中睡去，多希望睁开眼睛能看到爸妈回来了，每天，我盼啊盼……爸妈没盼回来，倒是终于熬到了小学毕业。

亲属收留我吃住，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总怕做错什么，惹人不高兴。我知道大人喜欢勤快的小孩子，我就洗碗、扫地，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尽量不给别人带来麻烦，不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最让我痛苦的是，串门的邻居由于不明真相，总在我面前重复媒体宣传的谎言，指责我爸妈的“不是”，我很想赶紧躲开，但还是要礼貌的听几句，我心里很清楚爸妈没有错，面对大人们的误解，心里难过极了。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躲出去，一个人呆着，想爸妈也不能哭，怕亲戚又怪罪在爸妈头上，只盼着爸妈早点回来。

爸妈被非法关押在桦南县看守所59天，亲戚托关系才让我见上一面。警察把我们领到一个空屋子里等着，窗户满是铁栅栏，第一次来到看守所这样的场所，我很害怕，大脑一片空白。亲戚带我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哭，逼迫爸妈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这样，爸妈就有早点回家的希望。

妈妈被警察带进来了，她微笑着，我一看见妈妈就情不自禁地哭了，妈妈赶紧抱着我说：“别哭别哭。”我赶紧止住眼泪，不能让妈妈因为我放弃信仰。“别担心，妈妈很好，没事的。你现在在谁家住呢？考完试放假了吧？你要乖，要听大人的话，知道吗？”我只是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一会，爸爸又被警察带进来了，爸爸瘦了很多，头发被剃的怪怪的，脸煞白，爸爸很严肃。爸爸妈妈遭遇了什么，他们只字未提，也没时间可以说。没说几句话，我们就被警察撵出去了。表姐再三帮我恳求：孩子小，这么长时间没见到爸妈了，再让说一会吧。警察很生气的说：“谁让他们炼法轮功，放着好日子不过，上这里遭罪，活该”。“走走走，赶紧走。” 是谁让我们家过不上好日子？是谁把我爸爸妈妈押在这里不让回家？

爸妈回来了，是在亲属被桦南相关国家公务员勒索1万元之后放回来的，其中，被610勒索5000元所谓的“保证金”，看守所所长王军勒索800元伙食费。爸妈又瘦了许多，他们见到我的那一刻，是高兴的，可是这笑中却夹着读不懂的味道。原来不费力气的活，爸爸从看守所回来后干起来却很吃力，走路都发晃，爸爸的腿明显伸不直，听大人说，这些都是在看守所期间长时间吃不饱和码坐造成的。勒索一万元，对于2000年中国东北的老百姓来讲，不是一笔小数字，更何况我家没有存款、月收入仅几百元，无疑是债台高筑。为了还钱，我家生活顿时拮据。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父母为我操心，少花钱，为家里省点钱。几年后，我们才把欠的债还上。

3. 初中时，家里常遭当局骚扰，我成惊弓之鸟

初中，是人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由于爸妈被绑架不在家，影响了初中择校，我被分到了当时教学质量最差的桦南二中。自从爸妈去北京上访后，他们的名字就上了黑名单，家里经常遭到骚扰。

逢年过节，胜利派出所警察、乡政府书记或村里的魏成路闯到家里“谈谈”，看你什么态度。尤其是到了十一、元旦或是对法轮功迫害等当局认为的重大日子，我家犹如鬼子进村。一个晚上，上初中的我写完作业就很晚了，刚睡着，就听到有人在哐哐的砸我家门，喊着父母的名字，一会就听到已经翻墙进院子了，他们用力的敲窗户，并在那喊“开门开门”。我被这哐哐的踢门声吓醒，却不敢出声，不能哭，紧张的心脏要跳到嗓子眼了，四肢发凉。自此，一受到惊吓我四肢就立刻变冷，手冒冷汗，心脏怦怦的跳。自那以后的几年，我每当看到警车，听到警车鸣叫，都感到恐怖。

三、妈妈再次被绑架+学校的迫害=我失学

1、我拼命的保护，警察还是绑走妈妈

2003年12月1日，我正读高一，晚自习放学回家，骑自行车刚到家门口，发现了警车，我顿时傻了，屋里的灯亮着，我背着书包往屋跑，屋里黑压压的都是穿警服的警察，桦南县国保大队长李军、陈玉军（现均已遭报死亡）、王锦锋带着人抄家。妈妈被铐在暖气管子上，家里被抄得一片狼藉，干净的地革被警察踩了一地雪水。

警察问我，“你在哪个学校上学？”我反问：“我为什么告诉你，凭什么铐我妈妈，你们不是人民的警察吗？却抓好人，在我心里警察叔叔都是好人，我看你们像土匪，把妈妈放下来。”期间，电话响了，我刚接起来，警察一把抢过去挂断。警察抄完家，要强行带妈妈走。妈妈担心我冷，戴着手铐去添炉子，招来警察的呵斥。妈妈拽着暖气管子不走，我也死死的拽着妈妈。警察大声喊妈妈的名字，“赶紧走，给我抬走。”我一看拽不住妈妈了，只好挡住门。拼命也要救妈妈的那股力量，使那么多的在场的男警察没能整动我。我与国保大队长李军撕扯中，李军的警牌掉在地上，他气急败坏。警察陈玉军挥手想要打我，妈妈阻止，他没得逞。

我要保护妈妈！我和警察僵持着不让他们带走妈妈。十几分钟后，桦南县公安局又来了10多个警察，对我骂道“小他妈孩，再得瑟一起抓走”，然后，恐吓妈妈 “你等着，等着回公安局的。”眼睁睁的看着妈妈被强行抬上警车，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回头，狠狠的对我说：“再得瑟把你一起抓走”，瞪了我一眼，两辆警车扬长而去！只剩下我一个女孩站在冰天雪地里，妈妈在警车里，一直回头看着我，我吓傻了，没有眼泪。外面很冷，我进屋，看着烧旺的炉火，想着妈妈戴着手铐还给我添炉子，心似乎绞在一起。妈妈被绑走了，那些警察会不会打妈妈？会抓爸爸吗？我一阵阵的担心，祈求着爸爸不要回家。

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屋子，半夜11点左右，我一个人背着书包、锁好门、推着自行车在积雪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大姑家艰难走去。大姑家大门是铁栏杆的，我用力晃动，屋子里也听不到声音，只好翻过后院的石头小墙敲窗户，终于，姑夫给我开了门，我又吓又冻又累，我身体发软睁不开眼睛，躺在炕上就昏睡过去了。

老舅知道妈妈被绑架后，来家里陪我。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桦南县国保大队长李军、陈玉军翻墙入院，咣咣砸门敲窗，大声喊叫“开门，快开门，喊爸爸的名字，问爸爸在没在家”，老舅告诉他们没在家，也一直没敢开门，好一阵子，他们才悻悻的走了，绑架爸爸未遂。突如其来的惊吓使老舅心脏病发作，全身无力、嘴唇发紫，吃了救心丸才慢慢缓过来，致使心脏病加重，老舅在我家期间一直十分恐惧。

高一学习紧张，又要准备期末考试，我心里还担心着爸爸的安全，同时惦记着被非法关押在桦南县看守所的妈妈，我要自己做饭，一有时间就洗衣服，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坚持着上课。

妈妈爱干净，总是把家收拾的利利索索的。临近新年，我想到妈妈每年过年前都要把家里的被褥拆了洗干净，再手工缝好，我就回想妈妈的样子，拆洗、一针一针的缝，我希望妈妈回来时，看到这个家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干净。

2．学校紧跟中共迫害， 我精神压力巨大

由于全国的教育体系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桦南二中的教学楼大厅、上课的必经之路，也摆着污蔑大法师父与大法的展板，我看着谎言毒害师生，却不能制止，良心受到谴责，精神压力很大。一见到散毒的展板，心里就咯噔咯噔，于是，我就少出教室少去厕所，可是必须得上课，政治课本里就有诽谤法轮功的内容，政治老师和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形势向学生散布谎言。还有不可回避的人人表态，在大小班会上，学生们被要求写稿子《崇尚科学　反对×教》，公开在班级里污蔑法轮功；印象最深的一天是，老师把班级所有的学生都赶到操场，站好队，在老师的目光监督下，学生被迫的在长长的反×教白布上签名。不久，还得知桦南县国保大队的人来学校施压，想让我退学。

恐怖形势、学校的政治压迫，使我的高中生活犹如黑云压顶透不过气来，似乎再压一根稻草就能使我精神崩溃，为了逃脱痛苦，我萌生了不想上学的念头，爸爸不同意，坚持了半年后，我实在忍受不了内心的痛苦和煎熬，放弃了原本喜欢的学业。

为了营救妈妈，亲属打点相关人员又被勒索2万多元，其中李军勒索3000元，但是妈妈还是被桦南法院非法判刑6个月。家人怕我想妈妈，没有告诉我实情。一天，惊讶的看到爸爸头上有了白发，我哭了。在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我才拿出妈妈的照片，流着泪轻声的叫妈妈。

待妈妈回来后，为了还债，我们家卖掉房子，一家三口居无定所，艰难度日。父母辛勤劳作，勤俭节约，家里渐渐的还完外债，家境有了好转。

四、母女串门遭绑架， 非法关押看守所，我被诬判三年

1．我和妈妈莫名的被桦川县公安局绑架

2010年12月13日，我21岁，我和妈妈在桦川县法轮功学员左秀文阿姨家做客，上午十点左右，桦川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横头山派出所合伙将屋里的四人绑架。当时，桦川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董洪生、刁姓警察、贾友以及横头山派出所所长王训杰、干警于沐春翻墙而入，进门没出示任何证件，要求我们拿出身份证，并开始四处翻东西、抄家。董洪升拿左秀文阿姨家里的斧头，砸开柜上的锁，继续翻，妈妈身上的包和我们的手机全部被没收。然后，我们被强行带上警车，先是被欺骗说，去横头山派出所核实身份证，没错就放人，事实上，车开了很久，直接停在桦川县公安局，我们被分开问话，一个30岁左右的男警察看着我。大约在晚上下班的时间，又要强行带我们走，我们不去，桦川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贾友等人就强拉硬拽，我和妈妈等四人被绑架到桦川县看守所。

从始至终，我们母女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绑架。

看守所门卫问：都叫什么名字，都有过什么病？阿姨和我妈回答说：原来有什么病，修大法后都好了。看守所的人没有任何反应面无表情，直接把我们带到一个满是显示器的房间，当班的警察王庆军喊到：站好了，都叫什么名字、年龄、什么罪进来的，其他警察等着填表格。阿姨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好人。”“没问你们这些，都叫什么名字？” 警察王庆军说，然后指着我妈妈，妈妈没说话。王庆军就从一个高桌子上跳下来，狠狠的朝妈妈的脸上打了一拳。我立刻站在妈妈身前，质问他：“怎么可以打人，警察打人，不许打人。”王庆军喊叫着“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不打你？我们这就是个仓库，就是负责管好你们，你们又不是我抓的，找你们办案人去！”我回头看妈妈，脸和眼睛已经红红的。王庆军接着说：“打你怎么的，打你轻，谁让你不说，不说还打”。然后让两个在押的犯人搜我们的身，一个叫刘洁，一个大家都叫她大娟子。

折腾一天没吃饭，睡觉的地方是一个大通铺，蹲便和铺仅相隔着一砖宽的水泥台，我们被安排睡在离蹲便最近的位置。东北三九天，四人只给两个绿色被子，一个铺 ，一个盖，这被子拎起来都透亮，挨着被的衣服都沾上了绿色。牢头说：没让你们一进来就洗个冷水澡就算仁慈了，不像男号那样把你们衣服脱光，从头顶浇几盆冷水，让你精神精神就不错了。

2．在看守所期间，我绝食抵制绑架，遭灌食折磨

一到看守所，我绝食抵制对我的非法关押，遭到多次灌食折磨，尤其是当听到警察恐吓我不吃饭就送精神病医院，身体和精神都承负到了极限，绝食二十多天后放弃了。

看守所所长指使男犯人在无监控房间硬灌

绝食三天后，我被叫出去，所长杨建新让我吃饭，告诉我，有事找办案人，别在这里给他们找麻烦。我要求无罪释放，他说：这事我管不了，但是你得吃饭。看我不吃，所长杨建新就叫来好多男犯人，混乱中，我记不清有多少人。听见杨建新说：“去那屋，那屋没有监控。治不了你，不吃是吧，不吃我帮你吃，给我灌！”杨建新在一边指挥，这些男犯人上来就把我摁到地上，摁住我的四肢，头搭在单人床的床边上，有人用力捏住我的两腮，有人掐住我鼻子不让我喘气，就往嘴里灌水。灌不进去，就漾出来，他们就再灌，我上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最后把我送回监室。所长杨建新警告我：“今天这是轻的。”

在桦川县看守所，我被强迫采血、照像。当时我拒绝照像，看守所里一个24岁男临时工（王X晖），穿着警服，过来就给我一嘴巴，说：“你说不照就不照啊，你家啊！”

桦川县国保和无经验医务人员灌食 致我受伤

看守所的警察说“提审”，我被提出去才知道是桦川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董洪升和贾友等警察来了，要把我押到桦川县医院灌食。在医院的门诊室，他们把我摁到病床上，只记得进来一个女人，带着口罩，她说：这些法轮功，怎么不吃饭？我回答道：我没有错，我要求无罪释放，牢饭不是我应该吃的，我要回家吃饭。口罩女对警察说：“我们没给人灌过食，这要灌气管里，就得死。”一开始警察摁着我，口罩女往我鼻子里插点滴管一样粗细的软管子，看到管子从我嘴里出来了，口罩女拿着不锈钢的器具，撬开我的嘴，把管子直接插到我胃里，灌入营养快线（饮料）。管子一进去，我就喘不上气来，刚刚还可以挣扎的我，就不动了，他们似乎是害怕了，停止插管。

当晚，正常的呼吸都使我痛苦万分，我一会跪着，一会躺下，我的胸前象着了火。监室里即使穿着厚棉衣都很冰冷，由于胸前烧的难受，我就脱掉衣服晾晾，可是又被冻的再盖上，整整折腾了一宿，根本不能入睡，浑身没了力气。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住院灌食，警察不让家人探望我还妄图绑架

绝食第七天，在东北的腊月里，只记得被女犯人刘洁搀着，我被押到桦川医院住院。护士给我打针。我对在场的人说明：“我没有病，不需要打针，我要回家！”

我已没有力气挣扎，犯人刘洁摁着我，由于绝食很难找到血管，很难扎针，扎上了很快又滚针，左手背、右手背、前额，我心里数着，一针，两针，三针……记不住到底扎了多少针，手背上、胳膊上、额头上都是针眼。最后护士气急败坏的使用了留置针，然后警察把我铐在床上。有生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的姿势睡觉，一只脚被用脚镣铐在床上，不能随便动，彻骨的凉。

不记得哪天，我再次被医院灌食。我的双手双脚都被铐在床上，不知道是谁把管子插到我的鼻子里，一会，管子从嘴里出来了，于是那些人换上手指粗的粗管子，很硬，直接从嗓子插到我胃里，嘴被堵的满满的，嘴一直被撑开，头动不了也不敢动，只能平躺，管子一直插着，持续了一小天，灌食两次。四个警察，两两一组，轮番的看着我。

王丹在桦川医院

家人听说我住院了，来医院要求见我，警察在门外拒绝探视，家人不知道我就在房间里，他们和我仅仅隔着一道门，但是我嘴里插着管子喊不出话，我只能用脚摇动铁链子碰撞铁床，可家人们在门外根本听不到，还是被警察支走了。

家人第二次找到桦川医院，当时桦川看守所的副所长庞吉东和警察鲁志强正在病房里看着我，家人突然推门进来，看见我瘦的脱像，抱着我大哭，说：“好好的孩子被你们弄成这样！”副所长庞吉东看见我家人进来了，就纠集警察试图绑架，恐吓着把家人推出病房，一会，好多警察聚集在病房外，拿着DV要录像。那一晚，我顾不上自身的痛苦，一直担心家人的安危。他们为方便看管，把我调到了336病房，一个单独的病房。

临近2011年元旦，外面的世界该有节日的气象了吧，我还在医院。

一天，我被警察王庆军押着去较远的卫生间，那个卫生间有热水，我记得拿个脸盆，大概是去那洗头。因为我没力气，走路缓慢，王庆军十分生气，等我回到病房没人看见时才发作，以我吃的太少为由，生气的拽我的头发，一下子把我摔在地上，狠狠的问我：“你吃，我看你怎么就吃不进去的，再他妈这样，给你送精神病院去，你还敢这样，看谁惯着你。”他要在医院看管我，元旦回不去家，也是如此生气的理由吧。

3．在悲哀与耻辱的中国式法庭上，我被强行诬判

每次提审，我都被强迫坐刑具铁椅子，脚和手被扣在铁椅子上，浑身冰冷，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因此，在看守所期间，每次铁门一响，我心里就紧张。

非法开庭前几天，桦川县法院院长席士峰到看守所提审我，逼我放弃修炼，并且警告我不能在法庭上喊或是反抗，否则就重判。要是有悔过表现，就轻判，判刑期限是3年以下，没有悔过表现就是3年至七年。我内心痛苦的挣扎，我才21岁，7年，漫长的监狱，我惧怕被重判，我明知坚持信仰，是一个生命的自由，信守法轮功真善忍是多么美好的境界，但是，在共产党的强权下，我坚持信仰就得在监狱中毁掉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年华，我绝望了，违心地背弃了信仰。

2011年4月8日，桦川县法院对我和左秀文阿姨非法开庭，妈妈等人另案处理。早上我俩被带出监舍，在外面看见很多的男警察，还有法院的人，法警用仪器对我身体前后检查了好几遍，然后，给我手脚戴上铁镣子，是手与脚连着的十几斤重的大铁镣子，头被套上黑头套，漏着两只眼睛和嘴。这个场面，我曾经在电影电视中看见过，从没想过与我会有关联。

两个法警架着我上了警车，车上有法院的字样，铁镣子发出碰撞的声音，我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无法形容，从没想过这么的耻辱！我被逼迫背弃信仰，还要象犯人一样的被非法审判，我一个如花的女孩，就只是因为我的信仰，共产党要镇压，我的生命如草芥一般，被肆意践踏。

在法庭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还称得上“希望”的就是想在法庭上看看四个月未见的家人，回头寻找，都是穿着便衣的警察，只有姑夫在，他是相信中共谎言的，他应该是符合法庭要求的才得以坐在这里，事后得知，其他家人都被拦截在法庭外。在这样的法庭上，法官等只是草草的走个过场，我被非法判刑3年，草草的被打发到监狱。

五、我在人间地狱的日子—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2011年6月25日，桦川看守所警察王庆军、王承君、牛明奎以及女警邵阳押送我到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同车里，坐着警察王承君的女儿，她年龄比我小点，在哈尔滨读大学，她是搭车的。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也该在大学校园里绽放吧？！

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前楼的楼梯拐角处，男警察在走廊来回走动，女警察强迫我换上灰不灰黑不黑的斑马条囚服，搜查衣服包，一件一件的拽出来，扔掉认为不合格的，衣服散落一地，然后又催促我“快点装起来”，然后我被送到了11监区。后来听说，11监区和9监区被称作“法轮功攻坚监区”，是暴力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集中营。

11监区所在楼正对着监狱的二门，四楼整个一层都是，长长的走廊两侧是大小不同的监室，所有的门紧闭，几乎看不到人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我被“帮教头子”唐永霞带到走廊尽头，犯人给我剪头，美丽的长发几剪子就没了，随后，我被犯人带到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屋子，屋里有电视、影碟机和几个凳子。在11监区没有看到任何监控设备，因此，每个紧闭的监室里，正在发生着什么，只有当事人知道，据说，它是专门为转化法轮功学员设置的。我心里清楚这些犯人和监狱的警察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我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在监狱里，未来要面临什么是根本不知道的，我的心里充满恐惧。

“帮教”大多是贪污犯充当，她们进监狱之前很多是单位里的头头脑脑，她们大多是花钱或找关系才能当上监狱的转化工具、警察的帮凶。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监区，早些年“帮教”可以逃避劳役，又能得到高分快速减刑，因此，她们毫无人性不择手段的逼迫法轮功学员背弃信仰。 不幸的是，我在监狱期间一直是被她们“直接管理”。

王丹狱中照片

1．逼迫“转化”， 步步深渊

11监区是整个监狱唯一没有监控设备的监区，被刑事犯称作是监狱中的监狱，很多犯人都说11监区的队长、警察和犯人都很嚣张。转化法轮功学员，犯人可以得到刑分减刑，所以监区经常发生犯人任意侮辱、打骂、虐待法轮功学员案例，但是警察都放任不管，警察要的就是11监区的转化率，警察和犯人因为利益走在了狼狈为奸的路上。我在11监区被一步步转化折磨的4个月里，几乎都是犯人直接管理和迫害，警察幕后操纵。

第一步：隔离，逼迫写五书。

我，一个人，被“帮教”犯人唐永霞带到专门转化的小屋子里，屋里有3个邪悟者在等着，我的案件判决书等都已摆在桌子上。唐永霞在那翻看，靠着椅子，却要求我规矩坐着，两手放在腿上，不许乱动，然后开始问我的情况。如果她穿着警服，我一定认为她是警察。她继续深挖我家庭成员、家里有没有人学，什么时候学的法轮功、什么原因学的，学到什么程度；窥探我的生活、工作、内心的想法，试图找到我的弱点以逼我放弃信仰。

因为我怕被监狱加重迫害，选择了妥协转化。

监狱知道法轮功学员不会写、也写不出来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恶毒词语，监狱事先准备好了样本“五书”。犯人唐永霞拿出来样本，让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抄错一个字都要返工，是避免让警察等人误认为这是我违心转化故意写错的，同时也别影响她的转化“成绩”从而影响她的减刑。“五书”里不仅要恶毒的诽谤师父和大法，还要发毒誓以后不再修炼大法，否则下无生之门，最后要求我签字按手印。

在11监区被“转化”后，“帮教头子”唐永霞才把我安置在多名法轮功学员一起住的监室，当然，这些法轮功学员也是被转化的。 对于同一个监室，唐永霞指使犯人对我们的思想监视一点不放松，尽管我们表面已经转化，但是做什么都要在犯人的看管下去做，我们不能随便说话、传递东西。说话太少，渐渐的，我不会说话了，上句不搭下句。对不同监室的法轮功学员，犯人看管着不让我们互相接触，甚至眼神都不能对视，必须单独去厕所，再着急也得等着憋着，导致我大小便不正常。

第二步：每个月必须写思想汇报

逼我写完“五书”后，每天，“帮教头子”唐永霞和邪悟者都要逼我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碟片，我的眼神一移开，邪悟者就暂停播放和我说话，问问题让我回答，训斥我继续看。一个月必须上交一次思想汇报，主要是汇报我的心理状态，必须有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内容，都是一个信仰者说不出口的，这样才算是认识深刻，还要写上感谢“帮教”和警察“救”了我。最后把思想汇报交给犯人唐永霞，她认为写的不深刻、不合格的，要重新写，直到她们认为满意为止。

第三步：笔试

违心转化一个月后，监狱610的警察要进行笔试，必须打满分才算通过。“帮教”整理并手抄了一本本污蔑诽谤师父和大法的材料，作为考试内容必学。“帮教头子”唐永霞和其它邪悟者要多次考我，觉得我能打满分了，才上报给监狱610的警察，让他们来考。笔试通过后，在11监区期间每个月还必须交思想汇报，之后下队三个月的“巩固期”里也要写。

做转化工作的一个人，曾经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被判5年，也是被押在女监，这次又被判15年，她太清楚女监的境遇，漫长的刑期，繁重的苦役，她认为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住，选择了留在11监区做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工作，这样活着能轻松些。结果，没多久，她患了乳腺癌。有犯人传说她手术后被放回家了，这很温情，是犯人们想当然期望的结果，但可靠消息说，11监区怕大家认为这是她迫害法轮功遭报应了，把她转到不太清楚她底细的10监区去了。

第四步：面试

三个月后的一天，监狱610的警察来面试我。面试时，他们要求我必须亲口说出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话，还要表现的很高兴，要很感激监狱的警察和“帮教”的转化，倘若我的表情是痛苦的，说出来的话是哽咽的、不顺畅的，或者不说话，面试都将是不合格的，不能通过。

610警察还故意问：“转化是不是自愿的？有没有人逼你？体没体罚你？平时让没让你干活？”若如实回答，面试就不能通过，不仅将重复前三步的身心虐待，还会遭到打击报复。我面试通过后，再次被逼签名、摁手印。

第五步：气功表演后下队奴工

一步步的妥协后，终于要下队了，相比于思想转化给我带来的精神痛苦，我觉得繁重的劳役反倒是解脱，正赶上监狱每年一次的气功表演，我又被迫参加。千古以来，各门派修行都讲不二法门，监狱偏偏借此逼你背叛。警察和犯人知道，法轮功学员大多都是内心不放弃自己信仰的，如果练了其它气功，她们认为你才算是真正放弃。气功表演结束后，我被允许下队。

我越是这样一步步的妥协，越是一步步的失去自我。背弃信仰，我的内心极其扭曲痛苦。心里充满自责与悔恨，自暴自弃，每天都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总想一死了之，但大法的原则告诉我自杀是有罪的，我活着，生不如死。我无助的承受着良心上的折磨，但是又不敢站出来纠正错误，因为惧怕遭致更严重的迫害。

2．奴工劳役，身心摧残

我的灵魂被一步步的蹂躏，监狱认为我“转化”合格了，2011年10月，我下队到13监区干奴工，一直干了大约24个月，直至回家。每天，就是在车间被逼做奴工，早上6点出工，晚上8点收工，在车间里干完就吃，吃完继续干，不让休息。警察在我四周还布满了包夹，吃饭、说话、上厕所、看书、写字、睡觉，都有包夹监视看管，若出现问题，包夹就会被警察训斥或是扣分。

一开始，我被分到了机台流水线做衣服，每天都有定额，一样的动作每天要重复无数遍，在做黑色衣服时，得整天在机台灯下干活，特别刺激眼睛，导致我近视程度加剧至500度、散光近200度。要是赶任务，早上4点就出工了，晚上10点才收工睡觉。机台的奴工活我有点承负不了，自以为案工活会轻一点（实质并不是），在我的要求下，我被调到了案工，装牙签、棉签。

13监区的车间在四楼，大平头车送牙签坯料，我们要卸货，一袋子坯料有百十来斤重，从来没干过体力活的我，要和犯人一样的抬大袋子上四楼，累了想休息一下，警察发现了就是一顿喊叫训斥。有时，每一层楼站一个警察，层层不许停歇。这一车的料，我要和其他人一起抬着大袋子上下楼好几个来回，干完己是全身无力，大汗淋漓。这还不算，我每天至少有15大包牙签的任务，具体就是手工装750个小牙签瓶。每个小牙签瓶要装175-180根牙签，然后把小瓶手工贴上产品标签，10小瓶为一小包，过热封机塑封，再把5个一小包打成一大包，再塑封装箱，最后，我要把这几十斤重的大牙签箱子勉强抱到指定位置。每个牙签瓶里必须装175-180根牙签，否则就返工重做，完不成任务不许回监室睡觉。夏天车间里通风不好，加上长时间奴工，经常看到有人突然晕倒。

监区为了赚钱，逢年过节或者是要赶工，还会把任务量加大，除了每天要在车间完成的奴工定额，回到监室还有新增加的奴工任务，比如每人折叠200个卡袋，卡袋就是商场购物卡外面的纸制包装，折叠完再用双面胶粘上，叠的慢的犯人要干到后半夜才能睡觉。

监狱对犯人的劳动时间是有规定的，一周要休息一天，但在13监区，是否休息要看监区大队长的安排。不通知休息，警察就继续带我们出工，一年当中，平均有一半的休息日我们是得不到休息的，也就是说365天中大约能休息25天左右。越临近过年，监区要完成指标，我们更得加班加点，休息日反倒更少。我们在休息日正干活，若监区得知要来人检查，警察就会慌张的驱赶犯人偷偷的从车间后门回到监室，等检查完了，再继续让犯人出工。

监狱的早饭一般都是粥，刚打到碗里，还很烫，有的人急急的吃几口，有人根本吃不上饭，警察就喊着：“出工了”。午饭和晚饭都是在满是灰尘的车间吃，吃完干，干完吃。

监室大约40平米，挤了24个人，两侧靠墙各分布12个床位，分三组，两个上下铺四个床为一组，紧挨着，每组床之间仅一人宽的空隙，两侧床铺之间不足两米宽。监室内彻夜通明，白天灯下干活，晚上灯下睡觉，休息不好。尤其到了夏天，两扇小窗户，通风困难，屋里闷热，喘不上来气，加上很多蚊虫叮咬，夜里很难入睡，刚睡着又被憋醒，休息不好第二天也得照常干十几个小时的奴役。

这样长期超负荷的奴役摧残了我才二十多岁的身体，很快被折磨出脊椎增生侧弯，心律不齐，视力重度下降的症状。脖子、脊椎酸痛，干活累了想歇一下，就有包夹提醒、警察指使包夹指责；可真要是去请假，警察就会推托，“你说难受就难受了，上医院看，拿出证明。”我被逼无奈去检查身体，医院给看病的基本是在押的犯人。

3．突击搜监， 制造恐怖

在监狱里，我的精神每天都高度紧张。一天的奴工结束后，在车间出口或是监室的入口，狱警经常在那等着对我们搜身，在我身上摸来摸去，还翻包。偶尔也会在车间与回监室的路上，警察突然搜身。对法轮功学员翻的都是最狠的，如若翻到东西，轻则挨骂，重则蹲小号。监狱还会不定期的搜查监室，床铺底下，被褥衣服，床底下的大盆里，通通翻出来检查。翻出的东西扔一地，干完苦工回来，很累了，还得自己收拾。年前年后，或者是十一这样的日子，武警也会象大扫荡一样的搜查监室或车间。

2013年的一天，突然被通知蹲报点名。所有的人都被集中到一起，自己报数蹲下，像数鸡仔儿一样。有的法轮功学员不妥协不蹲报，警察就施行株连政策，给包夹施压，给所有的“五联保”施压，不给或少给犯人刑分，或让所有的人都蹲着，让犯人仇视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不蹲报，“五联保”的几个犯人就会摁住她蹲下，挨警察和犯人骂，被迫害严重的就送小号。小号里，女法轮功学员，冬天，只被允许光着腿穿一件拎起来都透亮的棉衣，屋里没有暖气，每天给一碗有点米粒的粥水，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4．“转化”减刑，迫害不停

我被分到十三监区三个月后，监区警察觉得我思想转化的稳定，就给刑分了，给刑分是为了让我减刑，确实是希望我早点离开，以免反弹给她们带来麻烦。对于刑事犯人来说，减刑，是非常高兴的事，但大多数法轮功学员认为是再次经受煎熬——背弃信仰的煎熬。我的减刑，和所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先由大队长、监狱610的警察“面试”，我依旧要重复污蔑师父和大法，“面试”得以通过，哈尔滨法院、监狱信访、监狱610警察一起来监狱进行听证，听证时，我要再次表明背弃信仰的态度，十三监区的“包夹”出来证明“转化”期间我表现的好，这样才确认我真正的转化，然后签字摁手印，才给我减刑。

据说，若减刑面试不通过，就要遭受一入监狱开始的一步步的一整套思想折磨和码坐等虐待。

事实上，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不转化不要减刑的法轮功学员，监区的大队长或副队长，就会把法轮功学员上报，然后返回到9监区或11监区，从第一步开始迫害，并比之前更加恶毒。

2013年8月21日，结束了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八百多个日夜的摧残，我终于恢复了人身自由，然而我的灵魂似乎还在地狱中哭泣，身心所受的创伤不知何时可以平复。

结语

长达十六年对信仰真善忍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仍在继续，更多世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杀戮也一直在暗中进行。十六年的镇压，我从一个孩子长到青年，最美好的年华却在中共迫害信仰最黑暗的时期葬送，一个原本因修炼大法而幸福的家庭，却历经磨难。虽然在邪恶的压力下，我违心的被迫妥协，但“真、善、忍”的种子早已深深的扎根在我的心底，强权与暴力终究改变不了我重新修炼大法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