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王淑英等三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保定涿州王淑英（六十四岁）、关兰梅（七十四岁）、雄县杜贺仙（四十三岁）三位妇女，近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她们深受其害，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控告人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控告人王淑英曾被非法抄家三次、行政拘留四次、刑事拘留二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洗脑二次，被敲诈三万六千元；控告人关兰梅被非法拘留一次，刑事拘留一次，被勒索敲诈二万六千元。控告人杜贺仙被非法抄家四次、非法拘禁三次，劳教一次，遭受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给她家庭造成严重的伤害。就控告人王淑英而言，无数次的被非法关押给她家人和亲朋好友造成的心灵创伤，至今提起还心有余悸。

根据刑法规定，江泽民犯下了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剥夺公民财产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等。

王淑英诉述的控告事实和理由：

控告人王淑英：自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身患多种疾病：重度失眠、严重的胃肠病、妇科病等，为了治病中医、西医、药吃遍了也不解决问题，身体骨瘦如柴，脾气也很暴躁。自从修炼了法轮功，一片药没吃，身体的病痛全都好了，工作起来精力充沛。因为按照“真、善、忍的理念做人，开始善待家人和周围的同事，工作兢兢业业，脾气也温和了。

但是自从江泽民一九九九年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我的家庭失去了往日的和谐和温馨，陷入了遭受迫害的痛苦的深渊。单位领导和同事也不得安宁，被江泽民压下来的迫害政策搞得人心惶惶，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因为向单位领导说了一句“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真话，电话就被掐断，遭非法监控。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二日到北京信访局送一封申诉“法轮功是清白的”信，被信访局送交当地公安非法关押十五天，以莫须有罪名敲诈二万元。

二零零零年十月走在路上被当地警察无理盘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被无理扣押半天。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因向单位不明真相的世人讲法轮功无辜被迫害的真相，被当地国保大队长谢玉宝带领警察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月，并被非法抄家。期间敲诈家人钱财。

二零零一年四月在天安门广场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被广场警察无理打成重伤，后被当地公安带回非法关押三天。

二零零一年五月在家养伤期间又被国保大队杨广辉带领警察强行砸门欲绑架，砸不开，在楼下围困了一天一宿。

二零零一年底，因向一个住宅小区老百姓传播法轮功的冤情，被当地公安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了半个月，身上仅有的五百元钱被当地公安张艳雪抢去。

二零零二年三月在家中被当地国保大队长杨玉刚指使居委会的人打电话让我出来去找我家先生，从家中骗出绑架至涿州洗脑班非法关押。

二零零二年被迫流离失所，单位领导怕我去上访（江的株连政策会使单位领导丢官位），让家人告诉我回来，“保证”不再关押。因江的迫害政策没变，他们的“保证”也就无法兑现。二零零二年六月以找我谈话的名义又将我从家中骗出被综合治安办的警察绑架至总公司洗脑班非法关押。期间被他们雇来的人掐脖子、掐穴位，不让睡觉。

二零零三年再次流离失所，当地国保大队杨玉刚和张伟强等公安警察利用家人帮我取工资之机跟踪找到我，将家人和我绑架至看守所，非法抄了临时住所，将我送往保定劳教所非法关押两个月，迫害致生命垂危。期间指使单位强行扣我工资。

二零零七年十月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去串门，他家正在被保定来的警察非法抢劫，不由分说没有任何理由的连我一同绑架，在公安局被坐了一宿铁椅子（一种刑具，手脚都被铐住），并轮番审讯不让睡觉，被一警察扇耳光，后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并被非法抢劫，家中大法书籍、四百元现金被警察抄走。

二零零八年开奥运前夕，当地国保大队杨玉刚又带保定警察、单位片警等，借口奥运检查强行砸门，欲行绑架，砸不开门就找来开锁匠，用钻头钻锁芯，从晚上六点折腾到晚上八点，钻不开门，楼下围观了很多群众，在我的强烈抗议和众怒之下，他们只好撤离。

关兰梅诉述的控告事实和理由：

自一九九五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身患心脏病、头痛、萎缩性胃炎等多种疾病，多方医治不见效，修炼后所有的病全都好了。同时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严格要求自己，改掉自己不好的习惯和行为，曾多次被评为劳模。

江泽民发动迫害后使我不能正常炼功，我不明白为什么做好人不让、健身不让。而且还迫害我们，罪魁祸首是江泽民，他胁迫全国公检法司的人包括老百姓迫害法轮功，让众多中国人犯罪。

下面是控告人关兰梅被江泽民操控的“610办公室”、公安机关的爪牙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大概十一月份，我去北京信访局问问我们犯了什么罪，这么好的功为什么不让炼。还没等我进门就被劫访的给关起来，通知当地，后被当地公安谢玉宝带回非法关押十一天。被非法敲诈了二万元，我当时没有钱，是孩子们给借的。

二零零零年十月初走在路上被当地警察无理盘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被无理扣押半天。

二零零零年十月末去天安门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天安门的警察用警车送回当地，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三个月，期间看守警察在江泽民迫害政策指使下对我非法审讯并用木棒子打我。后非法敲诈了我六千元。

杜贺仙诉述的控告事实与理由：

我们家因修炼了法轮大法全家受益，曾面临家破人亡的家庭重拾幸福。可是由于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我们家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我的生母在我十七岁时自杀身亡，因为我是老大，所以只好被迫辍学。母亲自杀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们家，我、妹妹、弟弟都在思想中深受其害，一有过不去的事就想到自杀，妹妹更是严重。后来继母到了我们家，虽然继母人很开通，对我们也不错，但因与父亲不合经常吵架。那时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还经常闹离婚甚至闹自杀。他们俩人更是病魔缠身，天天不是这个药，就是那个药。妹妹也轻生喝了三次安眠药，真是家无宁日苦不堪言。我二十一岁时与丈夫认识，当时就想快点结婚吧，快些离开这个家。二十二岁时我结婚了，婚后的几年里，丈夫因为年轻好玩，经常半夜不回家，为此我们夫妻经常闹矛盾。因为夫妻不和，心中非常苦恼，自杀的念头时常泛起，可是面对幼小的孩子也只好作罢。

一九九六年，当家人向我介绍法轮功时，告诉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当时就想只要修了真、善、忍不打架就好啊，为此我修炼了法轮功。自修炼以后，我学会了忍让，当丈夫发脾气的时候，我不和他争，等他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再和他讲道理。丈夫和我说话总带“妈的”“妈的”的口头语，为此我时常气不过，多次为此吵架争执，他也不改。修炼后，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心里平衡了，不再和他计较。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丈夫的毛病改了，真如李洪志师父所说的：“修内而安外”呀。

更可喜的是，由于父亲、继母、妹妹、弟弟都修炼了法轮功，我的娘家也安定了。我们都学会了为别人着想，继母和父亲不吵架了，二老的身体也无病一身轻了。妹妹也明白了李洪志师父说的：自杀也是有罪的。此后不再做自杀的傻事了。弟弟修炼了一段时间后，跟我们说，他曾患上了象牛皮癣一样的病，从手上不断扩延到手腕，几次跟父亲、继母和我说过，但是家里整天吵架，没有人理会，他非常伤心。后来两个大腿间都长满了癣，那时他十五、六岁正上初中，正是要好的年龄，由此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后来他和家里人一起修炼了法轮功，不知不觉中牛皮癣消失了，这使他非常高兴，才和我们提起这件事。当时听了弟弟的叙述我感到非常后怕，猛然想起弟弟在夏天无论多热都穿着长裤，那时我还取笑他：这不是傻呀，大热天还穿着长裤。而他总是一句话不说，不做任何解释，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后怕之余我又无比的庆幸，幸亏修炼了法轮大法啊，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这个几乎面临家破人亡的家。我们一家人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中，幸福的生活。

可是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利用中共的权力，利用国家的权力、政治、经济、军事、政法、宣传、外交等，利用法律之外的非法组织“610”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导致近一亿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我们家也未曾幸免，我和继母、妹妹都遭受了严酷的迫害，对我家人、我娘家人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最可惜的是父亲、弟弟，虽然心里知道大法好，但因为害怕受迫害，逐渐放弃了修炼。下面主要叙述我自身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作为受益于法轮功的修炼者，我和继母、妹妹便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我们想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做的。谁知在天安门只因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就被北京便衣绑架，当时我们被关在丰台体育馆。后来我们被押回当地雄县看守所遭非法拘禁。当时的政保科长是赵××（现已退休），非法审讯我的是沈刚毅，他当众打了我几个嘴巴子，拿走了我身上所有的钱。他们还抄了我的家，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拘留证，就这样我被非法拘禁一年零一个月。当时我的儿子只有六岁，出事前从未离开过我，突然失去妈妈的爱，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由于全国的恐怖气氛、世人受电视宣传毒害后对法轮功的歧视，给丈夫造成无形的压力，他只得带着孩子在我娘家居住，由孩子的姥爷照顾。

当时由于继母和妹妹也都被关押，我娘家也没有女人。父亲同时承受着生离妻子和孩子的痛苦，他们经常苦笑道：一家大小七个光棍。（当时三姨也被抓，三姨夫也在我们家，外地的二姨夫也出差在我家，加上父亲、弟弟、小弟、丈夫、儿子七个男人）。父亲无法安心出差，丈夫更是为了我能早些出来，花钱托关系，县委、公安局两边跑，这种苦难的日子他们过了一年多。我出来时家属还被政保科勒索了二千元，当时收款的人是政保科的赵大平。

出来后日子也过的不安稳，每到开两会、四二五、五一三、十月一等敏感日，县610、公安局、十里铺派出所、城关镇政府、村委会人员就到我家骚扰。

二零零零年的一天我在家中被突如其来的政保科警察绑架，还被非法抄去大法书，那次我绝食绝水抗议，三天后被释放。丈夫怕我再被绑架，给了当时的政保科长杨晓同五百元钱。同年五月十三日夜里，政保科人员又到我家抓我，因为我提前得到消息躲了出去，才未遭绑架。二零零一年四二五前夕，我在我娘家住着又突遭绑架，他们抢走我的大法书，把我关在政保科一夜，次日把我送往当地的葛各庄洗脑班，当时的政保科长是杨晓同，洗脑班的主任就是当时在雄县检察院任职的邢凤军。

那个洗脑班的管教人员几乎个个流氓成性，他们殴打法轮功学员，逼迫学员骂师父骂大法；敲诈勒索学员家属；扒光女学员的衣服殴打谩骂；用钳子夹妇女乳头；用电棍电；用胶皮棍子抽打学员致使臀部腰部一片黑紫色。连续抽打嘴巴致使脸部青肿牙龈出血；拳打脚踢多次把学员打昏死过去再用凉水泼过；用香烟烧脚面；脚不沾地吊在大门上数小时；把笤帚棍放在地上强迫学员跪在上面，再用脚使劲踩背使两膝盖疼痛难忍。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其中的三人多次对未婚的女学员实施性骚扰，口出污言秽语，甚至口出狂言：我即使强奸了你，你也告不了。这就是江泽民所利用来维持迫害的人，他们的道德标准在哪里？！真不知道他们要把法轮功学员转化成什么样，难道象他们一样？在洗脑班里他们不让我穿鞋，把我用手铐铐在房廊的大柱子上，后来为了抗议迫害我绝食绝水五天，他们仍不放人，后来我逃出（至今那些人也想不到我能翻过那么高的墙），从此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有家难回、流离失所的日子。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流离失所期间，我到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在北京天安门门洞，被北京警察强行绑架，后被绑架到大概是北京房山一派出所，因为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准确地址。那里的警察对我刑讯逼供，夜里他们三四个警察围着我，其中一个裸露着上身，坐在椅子上，把双腿担在我的肩上，戏弄我。他们用电棍电我，主要电我的脖子和前胸。就这样我被整整折磨了一宿，脖子上的皮都电焦了，里面的肉都露出来了。次日他们才把我送到房山看守所，三天后，那里的看守看我伤情严重，通知房山派出所把我接出来，把我带到等公共汽车的路上，让我自己坐车回家。值得一提的是看守的人还了扣我的一百多元钱，当时我也没看就装进兜里，坐车时才知道里面有一张五十的假币。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我正在娘家居住，中午时分雄县公安局政保科长苏士亮、赵大平等闯进我家，不由分说要绑架我，我以死抗争才使他们退去，但是我的大法书被他们抢走，而且偷走存款两千余元。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我和同修王小书一起，与被保定劳教所关押的一同修的家属，到保定劳教所去看望被关押的同修。劳教所不让我和王小书进去，我们只得在外等候，却被早已布置好的保定南市区公安局警察绑架，当时的主谋是政保科长王振友。他们三次强制搜我的身，抢走我身上带的一千多元钱，未出具任何手续。次日我们被关到保定看守所，在那里我绝食绝水抗议迫害，在看守的示意下犯人捏着我的鼻子给我灌食，晚上值班时轮班看着我不让我睡觉。那次我被非法关押了十九天，后被劳教。十月二十八日被送至保定劳教所，因不符合收监标准才被放回。那次家人为我的事花费两万多元。

在这么多次的迫害中，当我和家属质问那些执行迫害的人：我们也没犯法为什么抓人？他们回答最多的就是：上边让我们干，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上边”是谁？

这一次次的迫害，作为修炼人的我都能忍受，痛心的是家人在这场迫害运动中是受害最深的，他们整天为了亲人的安危担惊受怕，经济上遭受着巨大损失，精神上遭受着痛苦折磨，为了我的安全，直到现在都不敢在朋友、亲戚间公开我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所以我一定要控告江泽民这个罪魁祸首，把其绳之以法，彻底结束这场迫害。

我要告江泽民不只是因为我个人所遭受的迫害，告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陷入了巨大的危难，让可贵的中国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对“真、善、忍”的打压所引发的道德崩溃，直接使整个社会在混乱与动荡中沦陷。中国人每日被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假货假药、废水雾霾包围，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人类道德的沦丧。而这场迫害运动十六年来打压着修心向善的好人，同时不可避免的、最大限度的助长着、放纵着人的私欲、野蛮、残暴、无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