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犯人对她们七人拳脚相加,狠命地暴打。暴打之后,逼迫五名女学员做“飞燕”(面冲墙,头朝下,身体弯成九十度,两手反背贴到墙上),不做就强摁住不放,同时在法轮功学员们的背上放上一盆凉水。坚持不住摔倒,凉水就全扣在她们身上,然后再来。其他二名女法轮功学员被强摁在地上泼凉水,连续泼四十多盆,身体被浸泡在水中,浑身冷得直哆嗦。
暴打中,犯人还疯狂地吼叫着:“我们不怕死,不怕下地狱。我们就是打,打死你们,政府给我们减刑!哪怕减一个月,减几天也行!”从下午五点半至半夜两点半左右,长达七个小时左右,持续不停的疯狂迫害。
这一幕发生在法轮功学员纷纷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时期,地点就是在北京的看守所。犯人们为何如此行凶?显然她们是受到了“上边”的指使。
这个上边指的是一个犯罪群体,既包括看守所的警察,还包括整个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团体。当时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人太多太多了,而且他们大多不报姓名,因为一旦说出姓名,就会牵连到单位、家庭、亲朋好友,甚至所在的街道、乡镇的工作人员也要受牵连。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坚信真、善、忍的群体,警察们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招数,就是利用犯人逼迫法轮功学员说出姓名,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的场面。
这是二零一五年明慧网的报道《遭四年冤狱 河北善良农妇被迫流离失所多年》中所记录的一个场景。同一天的其它几篇报道中,还有犯人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
《屡遭迫害 八旬老太太再被判刑五年》中说,甘肃省白银市民革退休干部八旬老人廖安安,二零零八年遭非法判刑五年,在甘肃女子监狱里遭受种种凌辱。有个“包夹”叫杨静,十分恶毒,抓起法轮功学员在地上拖着走,不让上厕所,还将大法弟子两只胳膊抓着,按住头往厕所池子里猛塞。还有一个叫丁海燕的“包夹”是个犯人头,哪一个法轮功学员不附和她,她一招呼,“呼啦”一下出来二十多个犯人全上,拳打脚踢地一顿暴打,然后罚站。
这些女犯还有一点廉耻吗?怎么能将人往厕所池子里塞呢?犯人头一打招呼,所有犯人全部出手,这不是黑社会吗?可是,监狱里所形成的这一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东西,全是在狱警的指使下做出来的。
《湖北范家台监狱恶警怂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中讲,在范家台监狱,每个法轮功学员被安排有五个犯人包夹。这些包夹都是些什么人呢?文中说,三监区副监区长李勇专职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操纵的最得力的犯人叫王欢。这个王欢是个杀人分尸犯,他的邪恶劲很对李勇的口味,所以当上了组长,任何时候都能无事找事,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
报道中写到,二零一零年底,武汉法轮功学员张洪伟被关入范家台监狱三监区,恶警李勇、刘情刚、肖政法派刑事犯关键、何德兵、伍贤明、杨大双、李明军、石代华、余政、孙晓伟、邓小红,对他进行迫害。关键、何德兵每天折磨张洪伟,逼他坐小板凳,逼迫超时超量干活。何德兵打得张洪伟鼻子流血。连四监区的犯人罗丹、张安红、李志刚、铁开育也对他大打出手,并把他关小号两个多月,用手铐吊挂在墙上。
《视生命如儿戏 呼兰监狱频添罪行》中讲,在呼兰监狱五监区,恶警教导员李明君、中队长王滨,指使犯人对五常法轮功学员孙绍民进行暴力洗脑,不让他睡觉、吃饭、喝水;实施推、掰、蹶酷刑;往头上一共套坏了七个塑料袋;坐老虎凳;往鼻孔里塞辣椒面、灌咸盐面。孙绍民的胸骨被打碎,腰部被打得不能挺直,腿不能走路。
二零一四年五月份,犯人王洪彬、宋洋曾把依兰法轮功学员张金库的头往地上磕,使劲地抽打他的耳朵。又把张金库绑在床上抻了两天两夜,大小便都不松绑。宋洋还对张金库说:“你把你拉的屎自己吃了,这是‘领导’的意思,上次让田医生(田宇顺,也经常迫害张金库)打死你就对了。”
这一天的这几篇文章只是十多年来,犯人摧残法轮功学员的一个缩影。犯人为何敢如此猖狂?就是因为背后有中共恶警的撑腰。本来就是犯了罪在监狱中接受劳动改造自己的犯人,却成了狱警利用的工具。利用犯人管理犯人,本来就是中共监狱中管理犯人最常用的方式。今天,中共的狱警却用这种方式去摧残法轮功学员,而被摧残的法轮功学员却只是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做好人的人。这就是迫害法轮功时期中共监狱的真实写照:将社会上最好的人劫持到监狱里,然后操纵最凶险的犯人去摧残他们。中共的罪恶真是难以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