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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喉舌媒体热炒器官捐献背后的黑幕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起，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制定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既是“肉体上消灭”的重要手段，更成为中共军队、武警、地方的无本万利的生财之路。来自官方统计数据，国内器官移植数量由一九九九年之前的五千跃升一万以上，而且逐年递增，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六年是高峰，达到每年二万例以上。
二零零六年，中共利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大肆发展器官移植的罪行曝光后，在国内外压力下，中共不再高调宣传，但二零零七年之后的移植数量仍维持在一年一万例以上。人们不禁怀疑，在活体捐献微乎其微和脑死亡立法没有实现的中国，如此数目巨大的鲜活人体器官是从哪儿来的？尽管中共一直竭力否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而一九九九年镇压法轮功后骤然增多的移植器官如何解释？而那些上访后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到底哪儿去了？
近十年经过各种渠道的调查取证及多位证人全方位的指证，国际社会已不再讨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不是存在”的问题，而是“规模有多大”、“受害人数有多少”的问题。
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共耍的是一向惯用的两手：一手高调的抵赖，一手无理拒绝国际社会的调查。而在洗脑宣传上却下了十足的功夫。喉舌媒体紧跟中共不断变换的政策，从一个谎言跳到另一个谎言，目的就是混淆视听，掩盖真相。
死刑犯供体的一波三折
长期以来，中共外交、媒体对死囚器官视为禁区，并指责外界评论是“别有用心”。但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共突然高调承认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说法“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喉舌媒体闻风转向。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齐鲁晚报》电子版撰文：“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主要使用死刑器官作为尸体器官来源的主要国家,超过90%的器官移植来源于死刑。据卫生部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65%的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而这种做法在国际移植界移植备受批评和争议……长期以来我国器官移植所需要的器官95%以上都是通过非主流的渠道获得。”
在亲属移植和脑死亡捐赠几乎是空白的情况下，“95%的非主流”，也就是说中共所鼓吹的器官移植大国的供体主要来源于不正当渠道，这意味着什么？
尽管中共国对死刑的数量讳莫如深，据国际司法界估计是三千到六千。即便所有死刑犯都符合严苛的捐献条件，例如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无不良嗜好，身体健康等等，也不一定每人的器官都能通过组织配型等几十项筛选，否则即便手术成功，患者也会因为急性排斥反应而殒命。正常情况下，在人群中找到适合供体的比率是非常低的。死刑犯的时效性也是制约因素，进一步缩小了死刑犯能提供的数量。可见，中共说每年一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大都来源于死刑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据业内人士估计，实际做的器官移植数量应为官方统计的数倍之多。
如果按照中共的说法，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器官来源主要是死刑犯，甚至以前可能更多一些，那么在其他合法捐献渠道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情况下，国内的器官移植数不会有大的起伏。但为什么会出现一九九九年之后的供体突然增多，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六年异常爆发的诡异情况呢？那些被全国无数个秘密集中营摘取并焚尸灭迹的法轮功学员，算不算广义的死刑犯呢？
承认利用死囚器官移植是中共不得已耍的花招，尽管与中共一直在世界上标榜文明、进步的形象背道而驰，目的是为了误导舆论，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中共的诡计不止于此。据《南方都市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四日报道，已被免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以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主席的身份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官方媒体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造势。这就是中共惯用的手段，黄洁夫之流摇身一变，从刽子手变成了人权卫士，堂而皇之讲起法律。中共借摆脱利用死刑犯的不人道指控的同时，妄图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洗白。所以，当媒体为中共所谓的人道进步鼓吹时，你要明白那是中共愈加精致的谎言。
“亲体间移植”的陷阱
中共为了混淆视听，借假亲体移植和脑死亡捐献扩大供体来源。魔鬼经过媒体的化妆，以天使的面目面世，虽可能伪装一时，但总会被识破。中共鼓动亲属间配型容易、排斥反应小、恢复快、省钱，这是十足的谎言。
自二零零一年之后，移植技术发达的国家已经不再提倡“亲体间移植”，因为安全性难以保证，很可能手术后从一个病人变成两个病人，最终供体不幸器官衰竭而亡。但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利用媒体大肆片面夸大“亲体间移植”的优势，对患者隐瞒术后极可能面临的风险。以一个或几个人的健康换取另一个人的健康，这不是为医者的职业目标，更何况在这个转换中的赢家不是患者，而是医院与医生——名利双收。
《齐鲁晚报》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报导：“2011年3月9日省慈善总会拨付100万元给省千佛山医院实施了45对直属活体肾移植，于2012年再拨100万元开展亲体肾移植。”《齐鲁晚报》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肾移植中“亲属肾”是主要肾源》中说：“现在死后捐献器官的数量还非常有限,所以主要的还是亲属肾。”省立医院泌尿微创肾移植科副主任孟慧林说，“亲属肾”并不是最优的选择，“这是在肾源紧张的情况下，无奈的选择。”
《济南日报》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六日介绍山东大学二院肾移植科主任王洪伟时，这个一天内完成十台肾移植手术的主任，竟然感叹器官来源少，并表明“亲属活体器官移植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和牺牲供者的健康，是以鲜血、痛苦、健康为代价，是迫不得已时的无奈之选。”
当人们看到报纸中长篇累牍的父母捐给子女、妻子捐给丈夫的案例时，往往被擅长煽情的媒体所迷惑，看不到亲情下面的悲苦，谎言背后的交易，更不愿相信那很可能只是医院、媒体联手合演的一出戏。华讯财经网报道的地下卖肾中介案中，中介的一句话狠狠抽了鼓吹“亲体移植”的中共一记耳光：“有些医生告诉我们，现在器官移植手术，十个手术中有九个是假亲属。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医院里都心知肚明。”是啊，在诚信缺失的中国，有什么假不能造呢？！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之所以高调宣传抓获多少黑中介，就是想把来路不明的器官都推到黑中介身上去。为了更具迷惑性，象征性的惩办几个勾结黑中介的移植医院和医生，把中共做的恶归罪于个别不法分子。中共一向擅长充当正义的化身。
“脑死亡捐献”的烟幕弹
“脑死亡捐献”本身就是个很有争议的方案，即便在法制健全、医疗界诚信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一直遭到法律界的诟病。目前我国唯一一部涉及人体器官移植的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年5月1日起实施），并没有确立脑死亡的死亡认定标准。这是中共惯用的手腕。
大张旗鼓的宣扬脑死亡捐献，是中共为了掩盖真相的烟幕弹。在诚信缺失的环境下，可怜的脑死亡者无法得到公正的对待，但却被利用作中共的挡箭牌。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东方早报》中《法学专家：脑死亡下器官移植或是侵犯生命权》写道：“一则宣扬主旋律的新闻报道，让全社会都感动的这场生命接力和爱心行动，但让许志强感到疑惑的是，这场‘千里送心’背后却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为救助他人而自愿献出心脏的绝症男子，在当时已经死亡了吗？如果在法律上不能采纳脑死亡的认定标准，即使已经获得他的家人的同意，对一个未死之人摘取心脏是一种什么行为？”只可惜质疑的声音淹没在一片宣扬“主旋律”、“正能量”的喧嚣中。
以中共的残忍嗜血的本质，为了洗脱罪责，什么惨绝人寰的事都可以做出来的。试问，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有多少人被冠以“脑死亡”的标签而杀戮？
二零零六年五月，一位沈阳老军医曾投书揭露中共的卑鄙手段，简单的文字，证实了一种可怕的可能，中共恶魔的残忍、冷血，令人不寒而栗。“根据最新的决定：中共中央同意将法轮功分子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须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不再是人，而是产品原料，成为商品。”
“在整体上所有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一类是非自愿，但是在官方的口径上都是自愿的，怎么理解呢？就是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的)。我接触的资料中仅这种伪造的代签资料有6万多份，都是什么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并承担一切后果，甚至还有移植心脏，许多的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18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该资料的保存机关为省级军区，查阅资料须经中央驻地方专员批准。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器官移植失败，被移植器官人员的资料和尸体必须在72小时内全部销毁。整体的资料和尸体，甚至是活人焚毁必须经军事监管人员认可。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
就在这篇文字即将成文的时候，一则新闻再次刺痛了笔者的心：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网站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消息：浙大一院心胸外科取得新突破 --9天内成功实施3例心脏移植。供体同样来源不明！这说明中共的罪行还在持续。
美国总统林肯有云：“一个人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也可能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而中共这个一切邪恶之集大成者，妄图用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可喜可贺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魔鬼本质，拒绝中共，解体中共，汇入了浩浩荡荡的退党大潮。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中共这个恶魔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已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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