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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年新闻发布会参与者张永丽控告江泽民
下面是张永丽对江泽民的血泪控诉：
修炼前我性格非常内向，少言寡语，时常和丈夫吵架，对生活没什么信心，经常头晕，心脏也不好，有时走走路就会突然晕倒、摔跟斗，甚至把裤子磕破。法轮功的修炼改变了我的人生，身体健康了，家庭也和睦了，主动把婆婆接到家里赡养，精心照料。也更加体贴、呵护年幼的儿子，使其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对丈夫体贴入微，倍加关怀。我象变了个人似的。三代同堂同修高德、神圣的法轮大法，全家人沐浴在法轮佛法的佛光普照中，身心的愉悦真是无以言表。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后，电视台、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开始诽谤、诬蔑、抹黑法轮功，说学法炼功的人还杀别人等等诬蔑的话，让亿万的民众受到思想毒害，从而歧视仇恨法轮功，我非常迷惑不解。这个功法能使人身体健康，精神道德得到提升，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还打压呢？为此很多人在状告无门的情况下去北京上访。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不听劝阻执意以一己之私发动了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造谣、污蔑。它无德无能祸乱中华，为了向政府反映实际情况，证实法轮大法好，我一家三口人和本镇的十一名法轮功学员几经周折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当时北京各级部门根本就不讲法律，所谓的民主、人权、公平、公正荡然无存。而当初抱着对政府的那种信任与期望，在违法者的罪恶中得到了答案。
我们绕过了重重封锁，来到了天安门，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军警特务遍地，到处是便衣，当我丈夫与外省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谈时，一同十几人被广场的便衣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非法关押，长达十多个小时不让去厕所方便，后来我们被带到黑龙江驻京办事处迫害，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我，此时六神无主、心情极度焦虑，忧心忡忡、痛苦难过极了。
此刻我和其他在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听说全国人大要开会对法轮功进行所谓的定性，我们大家就想让全世界的有缘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认清江泽民流氓集团邪恶的谎言，让所有的世人都了解法轮功。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和丈夫与全国各地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宾馆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与会者有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法轮功学员，向来自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要媒体的驻京记者讲述了法轮功的美好及所遭受的江氏集团的惨烈迫害。他们知道真相后，感到非常震惊，向世界各地做了真实全面的报导。这是在江泽民在十月二十七日对新闻联播里诽谤法轮功的第二天，我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这是一次我永生都难以忘怀的修炼路上的艰难历程。
由于国家安全部非法监控了我们的手机、传呼机等，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晚九点多钟，在我们准备筹备“听证会”的过程中，丈夫曲德洪与佳木斯法轮功学员林青、《澳洲时报》的记者，还有一位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际邮局门口会面时，被通过监控手机蹲坑在那里的国家安全局特务一行二十几人，四辆车，强行把他们四人绑架，特务们带的胸卡是公安局的标签，后来得知这标签是他们临时借来的。在车上警察们搜遍他们的全身，抢走了手机和随身带的所有钱物，被蒙住双眼劫持至安全局看守所，是安全局专用的。送到审讯室进行了通宵达旦的各种酷刑折磨。后送往七处继续迫害，丈夫被北京通州法院诬判三年零六个月。并于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劫持到哈尔滨监狱迫害。
几天后的十一月三日我也与天津同修一同被国安绑架，被劫持到北京七处，十一月二十六日被通州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零零年正月十六被北京通州法院诬判一年，因是一年，被留在通州看守所。期间遭受非人折磨，我被强制坐板（坐在板铺上），每天两顿饭，根本就吃不饱。时常遭到犯人、狱警的毒打，而且限制上厕所，控制、禁止使用日用品，我们只能七八个同修共用我唯一的一把牙刷漱口。
二零零零年大年三十，全国各地很多大法弟子去天安门广场打条幅请愿，被通州看守所“收监”了十多位同修。被所内恶警惨烈的酷刑迫害，有一个武汉的女学员，被打的皮开肉绽，伤口很深、里面的肉都翻出来了。（我一直是流着泪为她清洗伤口，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个女学员被恶警用电棍插进嘴里进行电击，满嘴流血，痛苦的声音撕心裂肺。其他众学员也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恶警们的各种酷刑迫害。
为此，我无法再忍受恶警对同修们的暴行，我采取绝食的方法抗议，遭到通州看守所七八个恶警同时共用七八根高压电棍电击我身体的各个部位。并用几个男犯人拧胳膊按肩头、头部迫使我“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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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丈夫被押解回哈监狱迫害，婆婆一人在家承受着多重的煎熬；年幼的儿子被没有人性的公安部王副部长软禁在招待所“协助破案”。一家四口被迫分割在四个地方，真是令人心碎、悲痛万分。
被迫害期间，一想起我那饱经摧残的只有九岁的可怜的儿子就心疼、心痛至极！！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回到了阔别十六个月的家乡，看到了我可怜的孩子和善良苦命的婆婆。
可是，刚到家第二天还没等和老人、孩子亲热叙旧就被鸡东县永安镇派出所恶警绑架，被鸡东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才回到家中。给老人、孩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二零零二年秋天，我和本村一同修在八五一零农场家属区发放真相材料，被当地恶警绑架，送鸡东看守所关押两月，每天吃不饱饭，一个姿势的坐铺板，同时还遭受了其它的迫害，被敲诈勒索后才回到家中。
二零零三年我再次被永安镇派出所恶警第三次绑架至鸡东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两月。
期间，我辛勤劳作的四亩多地的黄豆被密山市太平乡红林村民老辛家伙同几人大白天强抢收割、装车拉走。当我二大伯哥发现报警后，永安镇派出所民警单大海出警，在半路上将抢黄豆的四轮车堵住，但没能将黄豆车押回，反而将赃物、赃车渎职放走（因民警单大海收受了老辛家的贿赂。）回来后谎称说：你这是民事纠纷，去找法院吧。
他们身为警察，花着纳税人的钱，不为百姓作为，专迫害好人，不但不保护人民，还一把抓着我的胳膊威胁我说：黄豆事小，法轮功事大，跟我上派出所，他们还去我二大伯哥要了一百元打车钱，蹲在门口等着要，说不给不行，直到拿到钱才回派出所。
二零零三年六月，婆婆张世清病重正在家打点滴，永安派出所几个警察强行到家里找我俩照相、按手印“做材料”，根本不顾老人的安危，大吵大嚷。老人打吊瓶的手在不停颤抖。由于惊吓过度，再加上这几年思念儿孙的打击，二十多天后，即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含冤离世。
一九九九年秋，我们在北京期间永安镇指使永新村“没收”了我家二十多亩丰收在望的所有粮食，进行拍卖。并又勒索我家两千元说是去北京接孩子，（因我俩被绑架，只剩孩子流落在京。）永安镇政法委边姓工作人员用这钱在北京做保健和旅游挥霍。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晚上，我与丈夫同时在家中被永安镇派出所警察和鸡东国保队长于红军、孙作恩等多人非法抄家绑架。我第二天放回，而丈夫被鸡东县法院非法冤判六年。由于当时孩子面临高考，家里还有饲料生意、两垧多地的农活，我被迫离婚另嫁，家庭破裂，给孩子（也包括我在内），心里造成了说不尽的精神痛苦直至如今，真是家破人亡啊！所以我全家希望、深信最高级人民法院、最高级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后依法惩办祸国殃民的江泽民。
请求事项：
1、要求法办江泽民。
2、要求恢复法轮功及创始人的名誉、正常出版发行大法书籍、释放所有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3、要求赔偿本人的一切经济和精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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