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张清英老人被强制洗脑、劳教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十日】张清英老人是昆明市石棉制品厂退休职工，今年六十八岁。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获益。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的美好，不花一分钱而得到健康的身体，她不断向周围的人弘扬大法。为此，却遭到中共强制洗脑、被抄家和非法劳教。在云南省女子劳教所她被迫害致左眼失明。她的丈夫在她被非法劳教期间悲愤离世。临终前，夫妇俩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以下是张清英老人自述被迫害经历：

修大法身心愉悦 迫害后遭非法拘留

我是张清英，昆明市石棉制品厂退休职工，家住工厂的职工宿舍。

一九九五年，熟人向我介绍法轮功，说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就到市工人文化宫参加集体炼功，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法轮功使我的身体、精神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觉得大法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我尽力弘扬大法。为此我曾到过云南的一些专州县弘法。同时我也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老婆婆。全家人都说大法好。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我厂工会主席李崇仁、保卫科科长胡明宇将我叫到办公室，不但威胁我，还恐吓我丈夫。他们不让我炼功，并扬言只要我炼功就要对我进行罚款。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左右，我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西山区马街办事处，关在那里。西山区国保大队的队长邱学彦带着两男一女警察拉着我到我家抄家，抄走了法轮大法书籍《洪吟》一本，并对我拍照。抄家后将我关到黑林铺派出所。第二天将我送到昆明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十天。在看守所里我每天都被逼干奴工——拣豆子。

恶警对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非法的，都是对好人的迫害，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两次非法洗脑

二零零一年底，厂工会主席李崇仁、保卫科科长胡明宇及工会工作人员代屏，三人合伙将我送到西山区在海口五纳厂办的七天洗脑班，想通过这种精神迫害逼迫我放弃信仰。

洗脑班设在五纳厂礼堂。前三天强迫我们听蔡朝东的邪恶言论，之后又让仍在被关押的法轮功邪悟人员来“转化”我们，让我们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我被五华区“六一零”非法机构人员及几个警察从家里绑架到海埂附近的明珠度假村洗脑班。该洗脑班是昆明市政法委、六一零办公室对昆明市全市四区八县的法轮功学员办的所谓“集训转化班”。

当天下午，五华区“六一零”恶徒又将我的不修炼的丈夫也绑架来了，名义上说是让他陪着我在洗脑班有个照应。丈夫刚被劫持到，就被叫到政法委的办公室训话，叫他配合“六一零”对我的洗脑、“转化”。这次被非法关在洗脑班七天，前六天都被软禁在房间里，不许外出一步，门口有保安看守，只在一天三餐时才可以到餐厅去，吃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第七天，昆明市四区八县的警察强迫法轮功学员写不修炼的保证书，还威胁说如果不写就直接送劳教所劳教。

传播真相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我和五个法轮功学员在公共汽车上向世人赠送《九评共产党》和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碟，被巡逻车跟踪，我及其中两位法轮功学员被巡逻的警察绑架到金星派出所非法审讯，之后拉我回家抄家。他们未抄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就让我儿子作担保将我接回家。

之后盘龙公安分局还多次威胁我小儿子，叫我带着照片到盘龙分局去，如果不去就要抓我小儿子顶替。我始终不配合，没有去。

一个月后，即二月十一日，昆明市盘龙区非法机构“六一零”的头目伙同昆明市盘龙区公安分局的四个警察将我绑架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到劳教所前给我检查身体，查出我患高血压。但恶徒不管不顾，仍将我送进劳教所非法对我劳教两年。我被关进劳教所三大队。

在恶警的安排下，劳教所三大队的吸毒犯对我进行包夹，不许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三大队的恶警郑天琪让邪悟者到劳教所欺骗我们，让我们放弃修炼大法。我一时糊涂，违心的写了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从那以后，我的眼睛就像得了红眼病一样，又干又痛，视力下降，晚上睡不着觉。在我的要求下，劳教所警察带我到云大医院，医生检测视力，我的左眼就什么都看不见；右眼视力0.8。

非法劳教五个月后，因为眼睛始终不适，我申请了保外就医。回家后医生诊断我的眼压高，双眼患了青光眼，右眼为晚期青光眼，急需做手术。左眼手术不成功，纯粹瞎了；而右眼手术后毛病也很多，医院给我开了证明书。但是当地六一零恶徒、恶警伙同我厂保卫科的胡明宇勾结劳教所，强迫我丈夫将我送回劳教所继续非法关押。

被关押在劳教所三大队期间，除队长李琼芸外，又加上警察张银屏、王思文、宋静强制“转化”我，逼迫我放弃信仰。让我到车间装饼干、做茶杯垫，每天强迫干奴工九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六点，晚上七点还要逼迫看诬蔑诽谤法轮功的录像、“天安门自焚”伪案等，还有劳教所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书。有时还安排警察专门诽谤大法，向法轮功学员散毒。在劳教所很少有休息日，即使有，也被用来强制到医务室、所大院、食堂和绿化区锄草、搞卫生。有时警察故意在我上厕所的时候点名，并以我迟到为由逼我写检查、对我扣分还威胁我延期等迫害我。

到二零零八年底，离我劳教期满还有四、五个月时，我的丈夫患了严重的肺心病，住在工人医院，他没法到劳教所来看我，哭着求两个儿子到劳教所要求能让我去医院看看他。而狠心的三大队队长李琼芸及警察张银屏却以她们做不了主为由，拒绝我去看望丈夫。没多久，丈夫就去世了。他临终前都没能见到我一面。

丈夫的尸体送进停尸房后，李琼芸才通知我并让我去给丈夫处理后事。听到丈夫去世的消息，我万分伤心。而李琼芸等人此时却逼迫我写所谓的“保证书”，说什么要保证在给丈夫处理后事的过程中不做违法的事。被我拒绝，她们就让我的儿子保证。

二零零九年一月我才从劳教所回家。

再次遭绑架、抄家

二零一一年，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昆明市大观河、昆明五中附近赠送《九评》和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光碟，被当地保安拉到西山区大观派出所，对我非法审讯，问我这些光碟是从哪里来的，警察还问我的名字、住址，我不说。他们就从我的包里翻出我的公交爱心卡，查出我的姓名和地址。随即，西山区国保大队的邱学彦赶到大观派出所，并将我的大儿子也叫到派出所。大儿子开车将我接回家。派出所的两辆警车紧跟在后，到我家又进行非法抄家，翻箱倒柜，抢走了《转法轮》一本及李洪志师父各地讲法、经文、《九评共产党》两本，以及历年来我珍藏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碟，还有五、六百元的印有“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币。

参与非法抄家的有警察邱学彦和不知名的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抄家后没给我留下非法搜查物品清单，最后说要对我取保候审。

虽然我经历了中共邪党的邪恶迫害，左眼失明，但因为有大法，我心中仍充满光明。我的亲人在我被迫害中悲愤离世，是我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我讲真相、救众生的脚步从未停过，我相信，如果更多的人都能看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知道这场迫害的残酷，明白真相，迫害就难以为继！我相信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将与我一起，迎接真相大白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