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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阿城区常丽萍女士十四年的风雨人生路
常丽萍女士二零零四年八月到二零零七年七月被劳教迫害的这三年，正是她儿子上初中的三年。三年的时间，才十几岁的儿子头发白了许多。当她从劳教所回家时，儿子拿出了一叠日记本、笔、书，还有三好学生奖状，对她说：“妈，这是我初中三年得的日记本和笔，还有书，你儿子没有给你丢脸吧。”她儿子异常平静的说：“妈，这三年我一个好朋友都没有，同学都远离了我。有一次，一个同学和我一起玩篮球，他爸爸二话没说，伸手就打他，不让他和我玩……”
下面是常丽萍女士自述她这位普通中国妇女十四年来的风雨人生路。
一、真善忍开启了尘封已久的心锁
我一九六八年出生在东北一个偏远的农村，自幼体弱多病，干不动体力活，父母为我的一生幸福着想，把我嫁到了城里。婚后丈夫对我体贴入微，时时处处呵护我。可身体上的病痛折磨与找不到人生真谛的迷茫，使我性格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一有不顺心的事就生气、发火，莫名的烦躁与不安一直缠扰着我。老实憨厚的丈夫一再迁就我，还经常告诉儿子别惹妈妈生气，乖巧的儿子很懂事。这种迁就使我在家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习性，不管我说的对与错谁也不能反驳，我渐渐的变成了一个蛮横、专断的女人。
在远去的那些岁月里，身体健康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如果说身体上的病痛无奈之下不得不承受，可找不到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却在心灵的深处使我对人生感到了绝望。我在内心无数次的呼喊：人啊！你究竟为什么活着？
直到有一天，一次神奇的偶遇，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那是在一九九七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卖馒头的女人胸前突然放射出三道金光，非常耀眼，我赶紧追上前去问她：你身上带着什么东西闪着金光啊？她说自己是法轮功学员，带着法轮功徽章。原来我看到的金光是徽章发出来的！太不可思议了！
我好奇的问这问那，她劝我说你炼法轮功吧；我一听还炼功啊，我觉得接受不了，我就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吧。就这样“真善忍”在我人生的谷底第一次开启了尘封已久的心锁，荡涤着心灵的污垢。
一九九九年六月，就在乌云压顶、山雨欲来的前夜，我终于有幸走进了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列。当同修在学法组上为我放李洪志师父的教功录像时，我的心灵再一次被震撼了！这不是师父吗？这不是我找了几生几世的师父吗？对，这就是我要找的！那种神圣无与伦比！那种久违的亲切无以言表，那一刻我的心都在流泪。我为自己的生命终于有了归宿感到万分的幸福，“真善忍”在浊世中再一次把我托起！
当我认真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明白了人生经历中许许多多不解之谜原来都在这本书里，我庆幸自己找到了生命返本归真的路，心情非常激动，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就在我刚刚学法的第三天，午睡的时候，感觉象躺在冰窟窿里一样冻得不行了，醒来后却觉的身体非常舒服，我知道是师父在为我净化身体。此后我非常投入的学法、炼功，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
我不知道身上的多种疾病什么时候没的，走路一身轻了，过去走几步路就会喘，现在不喘了，一直折磨我的气管炎、肺炎、关节炎、胃炎、肾炎都不翼而飞，我非常惊喜自己的变化。从此我变的开朗乐观，遇到矛盾能看自己的不足，不再乱发脾气了，凡事都能为他人着想。亲人邻里看到我的变化都为我高兴。
二、坚持炼功遭迫害
就在我刚刚迎来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犯罪集团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邪恶镇压。一九九九年七月下旬，乾坤颠倒，黑云压顶，电视、广播一遍又一遍的播放诬蔑法轮功的内容，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罪恶惊呆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迫害不断升级，中共当局开足了马力，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所有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大有天塌之势。
看到这么好的功法被打压，慈悲的师父被中共恶毒的谣言中伤，大批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捕，我哭了。我一遍一遍的在心里问自己：在中国做好人就这么难吗？就这样我一边看《转法轮》，一边对着电视看，发现电视一直在撒谎，我确信自己的信仰没问题，法轮功没有错。我一如既往的坚持学法，炼功点被解散了，我就自己在家学。面对江氏流氓犯罪集团极尽能事的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师父的栽赃、嫁祸与抹黑宣传，大量的民众被谎言欺骗，带着仇恨心理对待周围的法轮功学员，甚至参与了绑架、陷害他们。
江氏为一己之私与中共互为利用，荒谬的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对真善忍的大迫害，毒害了多少无辜的世人啊！我不能在罪恶中沉默了，我要走出去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早，我在涤纶厂广场炼完功正准备回家，被阿城市城北派出所警察劫持到派出所。他们叫陈亮看着我，我告诉他我没做任何坏事，要求放我回家，他不放我。后来办案人任广林到我家搜书，抢走了我手抄的《转法轮》，并以此为由把我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
三、株连迫害毒害家庭
我父亲和丈夫到派出所找任广林要求放人，他说自己说了不算，上面让写保证，不写就不能放人。父亲就到阿城中共纪检委找徐进主任，要他帮忙把我保出来。徐进和父亲来到看守所，徐进也让我写保证书，说不写他也保不出去。父亲还找来了我四姨劝我写保证，我坚决不写，父亲生气了，上来就给我两个大嘴巴子，四姨也伸手打我。此刻我的心里非常难过，不是因为疼，是心在痛，因为四姨平时对我特别偏爱，突然这样我接受不了。看不过去眼的小弟上前拉开了他们。
一天，丈夫和任广林又来到看守所，丈夫以头撞墙，并用自杀相威胁，逼迫我写保证，我心里象刀绞一样。我没写，丈夫哭着走了。他走后，我哭了两天。还有一天，任广林又带我家人来到看守所，任叫我父亲写保证书，说让我按手印就行。我不按，父亲和大伯就拽着我的手，强行按上了手印。
二零零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我被放出看守所，家人被派出所警察勒索了一千元“保证金”。据任广林说是徐进担的保，不然得交五千元，交一千元是给徐主任的面子。丈夫还向看守所交了饭钱（我于二零零一年将一千元“保证金”据理要回，时至今日，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勒索的“保证金”仍被公安部门非法侵占）。
到家之后，我发现大法书一本也没有了。弟媳告诉我，所有书都被父亲和丈夫撕毁了。我问父亲书哪儿去了，父亲骗我说被城北派出所警察拿走了。于是我在六月十九日下午，到城北派出所找任广林要书。因这天许多法轮功学员到看守所，要求阿城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很多人被劫持到城北派出所。
丈夫托关系到派出所找到指导员，他就让丈夫把我带回家。同去的还有我老姨夫，见我出了派出所，在众人面前一边走一边打我。到家后，母亲和丈夫怕我再出事，就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轮班看着我，说是父亲让他们这么做的，我知道这都是因为这场邪恶镇压，中共大搞株连迫害造成的。就这样我一个好好的家，被中共搞成了囚禁我的牢房。
四、依法上访被非法劳教
可我不能总是这样被看管，“真善忍”遭诽谤，世人被谎言毒害，我必须走出去证实法，向世人讲明真相。二十一日早，丈夫着急上班走了，趁母亲还没到我家，我从家里跑出来独自一人去了北京。次日下午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找到那里的警察说：我是来证实法的，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打压法轮功是错的。这位明白真相的警察说：你证实完法就回家吧，我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
一想到家，我就感到恐惧，于是我在天安门门洞里坐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我又走上了天安门广场，继续向世人讲明真相。一位放风筝的老大爷说：孩子你证实完法就回家吧。我真想回家，可一想到家我就恐惧，那种日子没法过。我执意要去信访办上访，这次警察把我抓了。
我被关进了天安门附近的一个派出所，丈夫求阿城市公安局驻京办事处滕某放了我，他说不能放。后来我又被滕某等劫持到哈尔滨市公安局驻京办事处（京滨饭店十七楼的一个储藏室里），几天后，黑龙江涤纶厂公安处王长河、阿城市城北派出所警察王云峰和一个女的，把我从北京劫持回城北派出所。他们罗织完陷害我的黑材料后，王云峰等就把我非法关进了阿城第二看守所。期间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绝食反迫害，遭到了野蛮灌食。
八月十日，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我和其他九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
五、让人转坏的劳教所
在哈尔滨市有一个非常邪恶的中共集中营，它就是被称为人间地狱的万家劳教所。刚到劳教所，我们十人就被副所长史英白和七大队副队长张波唆使一帮子人“围攻转化”，那些人七嘴八舌说个不停，还说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转化”。我当时一听就哭了，怎么会这样啊，做好人难道是为了转化吗？我从没见过这阵势，被弄懵了，大脑一片空白，只想回家，就这样我糊里糊涂的就被所谓的“转化”了。之后有两个同样被欺骗的同乡找到我，把她们已经写好的给阿城市政府的信要我签字；我说你写的什么我得看看，她们不让我看，说你签字就行了，我就签了（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三日我回到家后，听说那封信被阿城“六一零”的人拿到看守所念了，目的是“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我当时就感到被利用、被愚弄了。）。
后来我被调到另一监室，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都没有被“转化”。我心头一震，原来劳教所里还有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经常有法轮功学员被关小号、受酷刑。有一个叫张玉兰的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五月震惊中外的“万家惨案”遇难者之一）对我说：常丽萍你错了，你法学的太少了，这屋里的人没有“转化”的，“转化”是错的。我感到震惊，对她说：张姨我现在就想早点回家，不想在这呆了，错了，我回家再改吧。张玉兰说：你回家好好看看《转法轮》。我答应着。
十月一日前，张波把被“转化”的人集中在一起，以减期十天为诱饵，要求这些所谓被“转化”的人排练歌颂中共的歌曲。我想回家，可是当我站在人群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耻辱，于是我走出来对张波说：我不会唱歌，我不参加了。张波又用减期诱惑我，我说不要减期了。后来张波又要我做“包夹”，就是监控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言行，然后向警察汇报。可是，当我看到那些在魔难中用生命卫护真理的信仰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时，我见证了那些“真善忍”铸就的一个个高贵的生命，我后悔了，那种发自心灵深处对她们的愧疚感痛苦的煎熬着我。此后，我拒绝再做“包夹”。
由于劳教所环境恶劣，二零零零年十月份，我的腿脚生了疥疮，四个脚趾的关节处都烂的露了白骨，腿肿得很粗，每天都流出很多脓水，腥臭难闻。我经常疼的浑身打颤，可我从不敢与人说起，痛苦的忍受着。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脚上长了疥疮，被劳教所的狱医用钢勺刮得鲜血直流，疼的死去活来，我害怕遭到如此的迫害。我在这里染上的疥疮，直到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三日我被释放回家时也没好。
六、随“六一零”作恶的耻辱
二零零一年二月的一天，有人到我家告诉我说：“六一零”的人找我们有事，我们十个人都得去。我问她什么事，她说不知道，就这样我们去了。到那才知道，原来是阿城“六一零”的人要我们去亚沟洗脑班“转化”法轮功学员。我内心愤怒了，这不是在利用我吗？我知道又被他们骗了，感到奇耻大辱。可是屈于他们的淫威，我没敢表露出来，被迫跟着去了。
在洗脑班，“六一零”的头目王风春对我们说：上级拨了很多钱让盖监狱。在回来的车上，“六一零”的人拿出钱来说给每个人五十元，我不要这肮脏的钱。他们说这是给你们的，每个人必须拿。我心想，这不是出卖良心的钱吗？可是我又不敢不拿，我怕“六一零”的人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报复我，就违心的拿了。
回到家后，我把内心的屈辱对着老实巴交的丈夫发泄。丈夫生气的说：你出去一趟回来就发脾气，以后谁叫你也不许跟着出去；我说我也不想去呀。我对自己拿了这五十元钱非常懊悔，背着丈夫哭了，这是多大的耻辱啊！后来又有人找过我几次，说去纺织学校的洗脑班和阿城看守所“转化”法轮功学员，都被我严词拒绝。
七、走出迷茫
二零零一年我从劳教所回到家后，有一段时间，丈夫和孩子不能碰我，他们说我身上带电。我手不能摸床，一摸床就有电，不能坐凳子，一坐凳子就碎，几天之内家里四个凳子都被我坐碎了。我知道这是因修炼过法轮功在我身上出现的超常体现，在其他法轮功学员身上也发生过这种神奇事。我在心里说：错了，“转化”真的错了。这时我想到了看书，看看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可家里的大法书籍都被毁了，到哪儿去找书啊。我就跟丈夫发脾气，要书，可丈夫也没有办法啊。
那段时间我不止一遍的回想和张玉兰的对话，一遍遍的在心里问自己：当初为什么修炼法轮功，这个法到底怎么样，师父正不正。想到法轮功徽章放射出的神奇金光；初次看李洪志师父教功录像时的那种神圣；法轮功把我从一个满身病业的绝望之人改变成一个健康、向上的人；亲友见证我身心变化后的那份惊喜；那种生命被“真善忍”醍醐灌顶后的升华；返本归真的久远期盼……那一幕幕令我刻骨铭心，我泪如雨下。
就在我为找不到大法书籍而愁眉不展时，有一个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找到我，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说是特地给我送来的。我手捧《转法轮》如获至宝，我庆幸自己在生命谷底时，和好心的法轮功学员总是能不期而遇，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份善缘，冥冥之中是“真善忍”在为我生命导航啊！
八、遭警察毒打、绑架、再毒打……
二零零二年四月的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城北派出所的曲彦武，我告诉曲“法轮大法好”，他便疯了似的把我拽到派出所，当时就把我的皮夹克拽坏了。曲彦武等三人，一边对我拳打脚踢，一边拽着我的头发往铁笼子里推，我拽着铁栏不松手。这时我父亲来到派出所看到了这一幕。让我再次感到伤心的是，父亲不但不谴责警察的暴行，反而对我大骂，让他们使劲打我，往死里打。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深深的刺痛着我，我搞不懂父亲为什么这样对待他的亲生女儿，我的心在流血。最后他们几个人打累了，才气喘吁吁的停手。刘伟仁和曲彦武强迫我母亲替我写了不炼功的保证书，才放我回家。
四月十九日，刘伟仁、曲彦武再次把我绑架到阿城第一看守所，刘抢走了我家的影碟机，后来丈夫多次据理索要才要回来。在看守所，除牢头外，所有人都被警察强迫盘腿坐在板铺上，叫码坐，腿疼的受不了也不许动。有一次，狱警罗焕荣看我不顺眼，一边大骂一边跳到铺上用皮鞋踢我，之后又和另一人给我戴上脚镣子，用手铐把我铐在牢房的铁栏上，九天九夜不让我睡觉和上厕所。罗还阴险的对我说：你绝食呀，我好给你灌食；我说：我不绝食，不让你迫害我。罗一边大骂，一边强迫刑事犯给我喂饭。
有一天，罗焕荣还唆使刑事犯把要咽气的男犯抬到我眼前，停放了好一会才抬走。还有一次，罗强行把我带到一个阴暗的屋子里，屋里有一张床，罗说：这叫死人床，如果你还炼法轮功就把你绑在上面，罗一边骂我一边用皮鞋踢我。我不停的高喊“法轮大法好”，罗更加气急败坏，最后罗打累了才把我带回牢房。
看守所一个女警察对我说：“你就是常丽萍啊，你非常顽固，你知不知道，看守所、劳教所这些酷刑都是给你们法轮功准备的” 。
二零零二年六月四日，经受了种种折磨的我，被放出了看守所。当时的办案人，城北派出所的曲彦武对我父亲说：回家你们看好她。到家后，父亲就让我丈夫看着我，又让我母亲每天白天来看着我。
有一次，城北派出所的警察对我丈夫说：“这样的媳妇你还要她干啥，离婚算了，就凭你又有工作，又有房子，找啥样的没有，你看你媳妇有啥，没工作，啥也没有。”丈夫说：“我媳妇有颗纯洁的心，谁也比不了。”
九、再绑架 “六一零”行贿劫持劳教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早，城北派出所的刘伟仁、曲彦武、崔永福等六人非法闯进我家进行流氓式的抄家、抓人。曲彦武等人又恶意编造了我是被人举报的谎言材料，强迫我老姨在一张纸上签字后上报，就把我绑架到了阿城第二看守所。到了看守所，所长李晓光就强迫我坐铁椅子。
为了逼迫我在警察制造的表格上按手印，李晓光和高秀文劈头盖脸的对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打累了，李晓光就一边大骂一边指使两个男犯人拽我的手强行按手印。我忍无可忍拿起油印盒猛的摔在了地上，他们才停手。之后，李又唆使两名男犯把我的双手铐在牢房窗户的铁栏上，不许我上厕所。
就这样折磨一段时间后，我出现了严重的冠心病症状。后来我被三次送进万家劳教所都被拒收，阿城中共“六一零”打手王晓光和吴达等仍不罢休，就用当地的土特产收买万家劳教所警察，不检查身体，把我强行绑架到了劳教所。
十、罪恶的万家劳教所
（一）上大挂后再注射不明药物
刚进劳教所，姚福昌（科长）就用皮鞋踢我，接下来吴宝云就拽着我的头发，从一楼往三楼的集训队拖。吴看我走路太慢，就动手打我，边拖边打。到楼上不容分说就给我上大挂，吴宝云和李春霞每人拽我一只手用手铐铐上后，就把我双臂抻开，分别铐在两张铁床上，我的手被铐在铁床的上铺，脚跟离地，我顿时感到疼痛难忍，上气不接下气，就要晕过去了。这时他们又叫来狱医给我注射了不明药物，打完药后，我感到头脑一阵眩晕、混沌、麻木，好像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二）超负荷奴工劳作
后来我被劫持到七大队，被强迫超负荷奴工劳作，包括重体力劳动。队长张波强迫我们装卸汽车，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晚八点半才收工，这还是早的。张波给定的任务完不成就不许睡觉。有年龄大的法轮功学员完不成，张就强迫全监室所有的人陪着，谁都不许睡觉，以此来挑动其他在押人员仇恨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有一次挑玉米籽，大家完不成任务，被强迫加班到半夜一点钟。有时其他在押人员完不成任务就让其拿到监室里接着干。生活中我们常用的牙签、冰棍杆、串烤肉的竹签、精装大米的纸袋子等等，很多都出自于万家劳教所的奴役、剥削。
（三）精神摧残
万家劳教所除了肉体上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外，还从精神上摧残她们，这种摧残的杀伤力甚至超过对肉体的迫害，它在摧残着人们的良知和善念。万家劳教所威逼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在押人员写加入中共邪党的申请书，不写就用刑。我曾因此被吴金花打嘴巴子、罚蹲，直到逼我写才罢休。每天早上张波都指使犯人强迫法轮功学员宣誓，对我们强行洗脑，稍有微词就用酷刑。我曾因不唱歌功中共邪党的歌曲被一姓徐的狱警打嘴巴子。
每隔一段时间，劳教所就搞一次大搜查，包括搜身、搜行李，等等。他们美其名曰安全检查，实质是搜法轮功学员手中的经文和抄经文的笔，并借此制造恐怖气氛。一次，她们在翻我家人送的东西时，发现我丈夫给我送的鱼肉是剥完刺的，非常惊讶。警察谢秋香对我说：“常丽萍，你在劳教所，你丈夫给你送的鱼是剥完刺的，那么你在家你丈夫会对你什么样呢？”她理解不了。我说：“他知道我是好人。”
万家劳教所还有一个最流氓无耻、最阴损无赖的害人招数，就是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要想在劳教所见到自己的亲人，就必须得先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并被强迫用脚踩踏放在地上的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不然就不让见家人。我家中的父母、老姨、弟弟、儿子和我丈夫都受到了这种精神摧残，承受着这种屈辱。其中受害最严重的就是我丈夫，他为了能得知我在劳教所的情况，每个月都要去看我一次。
十一、如影随形的监控迫害
在我走出劳教所那天，家人去接我，城北派出所的曲彦武也去了。曲不让我回家，必须先到派出所。到那之后，刘伟仁问我还炼不炼了；我反问他：你说我还炼不炼了。他无话可说。为避免节外生枝，我的家人赶紧对他说好话，我才得以回家。在中国大陆的监狱和劳教所等集中营里，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放回后，都被强迫到当地中共“六一零”和公安部门登记，目的是便于继续监控迫害法轮功学员。
在我被迫害的这些年，经历了这场魔难的丈夫苍老了许多，看上去超过实际年龄十几岁。丈夫为了我能早日从黑窝里出来，曾无数次的为我奔走，父亲也曾无数次的四处托人，但他们遇到的又是什么呢？阿城“六一零”的王晓光、吴达等为推脱罪责，把责任往看守所推，看守所又说他们说的不算，让找“六一零”和国保大队的人。后来丈夫又找到哈尔滨市劳动教养委员会、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省、市公安部门等，他们除了互相推责任外，统一的口径都是听了“上面”的命令，那么这个神秘的“上面”到底是谁呢？除“六一零”和公安部门的打手外，中共各级政法委、市委、省委，直至邪党中央的“六一零”、政法委的主要责任人，能推脱得了责任吗？
十二、魔难中成长的孩子
我被迫害，一家人的生计全落在了丈夫一人身上，很多亲人都疏远我的孩子。幼小的孩子学会了做饭，洗衣服。
二零零一年我第一次从劳教所回来后，整理孩子的衣服时，发现孩子的一件上衣从腋下到底边都是用白线从外面缝的，缝的密密麻麻的，袜子也是用白线缝的。我问儿子这是谁缝的，他说都是他自己缝的。我问他为什么不找姥姥缝呢？孩子的回答令我吃惊。他说：妈，我谁都不用，姥姥说你不好，说你不管我；四姨姥还说不让我认你当妈，他们还让我撒谎。妈，你放心，我是好孩子，我没学坏，我会好好学习的。儿子接着又说：妈，我学会做饭了，明天我给你做饭吃，我还会炒土豆片呢，我都能给我爸做饭了，我炒完土豆片还写了篇作文，老师说我作文写得好，让我在同学们面前念，我很害怕。我说你这么小怎么炒的菜，儿子说我站在凳子上炒的，还说：妈，我谁家的饭都不吃，就自己做。
听了儿子这番话，我心头阵阵酸楚，眼泪不自觉的掉了下来。但此时我的内心异常清醒，我知道孩子年少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在支撑着他，度过了这一千多个难熬的日日夜夜。这些年中孩子和他爸爸往返于看守所、劳教所和家之间。每次见到我时，坚强的孩子从未哭过，并对我说：“妈妈，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要坚持住，你不用担心我，我会好好学习的。”
二零零四年八月到二零零七年七月，我被迫害的这三年，正是我儿子上初中的三年。三年的时间，才十几岁的儿子头发白了许多。从劳教所回来后，看到长高了的儿子，拿出了一叠日记本、笔、书，还有三好学生奖状，对我说：“妈，这是我初中三年得的日记本和笔，还有书，你儿子没有给你丢脸吧。”儿子异常平静的说：“妈，这三年我一个好朋友都没有，同学都远离了我。有一次，一个同学和我一起玩篮球，他爸爸二话没说，伸手就打他，不让他和我玩。还有一次，一个同学找了好几个人想欺负我，我一看就从旁边门跑回家了。”
儿子的中考成绩发表了，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可是儿子坚持不去，要去普通高中就读。我说：“考上了就去吧。”儿子说：“妈，咱家现在没钱，我在普高念书学校给我免费，妈你放心，在普通高中我也能考上大学。”
我为儿子的懂事而欣慰。由于儿子的优秀，和丈夫对我们婚姻的坚贞不渝，逐渐的转变了亲戚们对法轮功的看法，就连学校的老师都赞叹的说：“法轮功家的孩子学习都好，还懂事。”
一天大舅来看我，问我儿子，“你妈这三年没管你，你恨不恨你妈？”儿子说：“我妈被警察抓去，在劳教所被迫害，我在家吃苦遭罪，我也是被迫害的，我为什么要恨我妈呢？”大舅连连点头称是。
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赞叹法轮功家的孩子特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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