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法理指引我前行

EMail 转发 打印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寻找了几十年的真理终于找到

我是一个老年大法弟子,今年七十五岁。一九九六年六月底的一天,一个邻居大嫂告诉我,她在炼法轮功。说法轮功在她身上显现了神奇:一、她的手指肿了几个月也治不好,炼功几天就好了。二、她说她是在山坡上和一些同修炼功的,一天下雨,挺大的雨愣没淋着她。她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就问:“有书吗?借给我看看行吗?”她说:“有,我给你拿去。”

随后她给我拿来两本书,一本是《法轮功》,一本是《转法轮》。第一本书我看了,觉得好象跟其它气功书差不多,第二本《转法轮》就不一样了,里边讲的道理既新鲜又感人。特别是人是怎么来的,人生的意义,人应该怎么做人,这些道理是从古至今没有人讲的,连过去的圣人也没有讲过。尤其讲到:“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他来衡量的。”“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他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1]这些道理对我震动太大了:多年来我寻找的真理终于找到了!

因为我年岁大,所以邪党所做的坏事我都经历过。如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進,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大炼钢铁,五九年到六一年三年人祸饿死四千多万人,六五年四清,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八九年六四杀学生。每次运动我从内心深恶痛绝,因为都是违背人性的。但是邪党垄断的喉舌却大喊特喊“好得很”。

我就想: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客观存在的衡量好坏的标准就好了,那样,有人一做坏事,就会被很多人看穿,就会有很多人抵制,坏人就做不成坏事,至少可以减少坏事,老百姓会少受很多罪。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这个真理。

当我看到《转法轮》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发出一声欢呼:“我寻找了几十年的真理终于找到了!”所以我一气呵成,把《转法轮》很快全部读完。第二天,我请来《转法轮》、《法轮功》和《法轮大法义解》。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我开始真正炼功。从此,我在《转法轮》法理指引下突飞猛進,炼功中真的感到腿不知哪去了,头也不知哪去了,象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后来打坐上身老往后仰,等不后仰时真有离地的感觉。同时,不但感到师父给下在腹部的法轮在旋转,也看到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法轮在眼前飞舞旋转;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走到哪里,身体周围都有象雪花似的很多小法轮围着我飞舞;还有,我经常看到有两条龙跟着我,但我不知是护法的天龙八部还是我修出来的。同时,我身上的高血压等几种疾病也不翼而飞了。

迫害中前行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把魔爪伸向了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徒,真是黑云压顶,气焰嚣张极了。这时我想起《转法轮》里讲的相生相克的理,有人就有鬼,有佛就有魔,不足为怪。“真善忍”就象一面照妖镜高高悬在中国大地的上空。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在这面镜子里都无法遁形,都要显现出它们的原形来,它们当然不愿这个照妖镜存在。这就是它迫害大法的原因所在。

“七•二一”早晨,我们附近的几个大法弟子凑在一起商量:炼功点不让炼了,那就在花架子里炼吧,五六个人先炼功,后学法,正学着,警察去了,还是不让在一起。这一天,我在家里坐立不安,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晚上我到了辅导员同修A家,A说:“你来的正好,我这里有不干胶粘贴,我们把它贴出去。”我看了看内容,都是“法轮功是正法”,“真善忍是检验好坏的标准”、“还我师父清白”,我们两个就到小树林炼功点把所有不干胶贴完。这是我们炼功点大法弟子对邪党迫害的第一次挑战。

七二零到二零零一年春基本与同修没接触,所以大法的形势也不清楚,我就自己在家学法炼功,一天也没停过。大约到二零零一年夏开始,先后与几位同修接触,才见到新经文,直到零二年新经文都是手抄。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说:“一个是大家学法的问题,一个是发正念的事,再有呢就是讲清真相这件事情是极其重要的。实际上这伟大的一切都是你们已经走过来的,你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威德,但是,要做的更好,而且要继续下去,直到把邪恶彻底除尽。使全世界的人、全中国的人都认识这场邪恶的时候,那邪恶还能起作用吗?它就垮了。”[2]师父的话鼓舞了我。我决心按师父的话去做,没有条件,一点点摸索,创造条件,也要做。

制作真相资料

二零零二年春的一天,我刚一开门,看到一个姑娘同修把一张《明慧周报》扔在我的门前匆匆上楼去了,我把周报拣起来如获至宝,当我把信箱打开发现里面也有一张,这说明很多同修走在了我的前面。我想,如果有一台复印机多好!新经文不用手抄了,周报能复印,我也可以给众生送真相了。

于是,我和老伴商量买复印机的事,因为她害怕,我必须征求她同意后才能买。经过多次商量,她终于同意了。我买了一台喷墨一体机。但随后发现,真相材料是有时限性的,不可能一张周报永远使用。

我家有一台台式电脑,女儿上大学后基本闲着没用,我不如把它利用起来。但又一想,我也不会电脑,怎么利用?正在这时,街道组织了一个电脑学习班,于是我报名学了十来个小时,学会了基本的操作方法。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打字,我不会拼音,怎么打字?当我在电子城发现有手写板时,高兴极了,于是买了一个手写板,这样我基本具备了在电脑上写真相材料的条件。我就摸索着在电脑上写真相文章,有一篇印象比较深,题目是《江××的心路历程》,内容是江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记得女儿看到这篇文章后笑得前仰后合,我觉得还行,于是有很长时间我都印发这张传单,当然,大都是在本居民区发放。

发放真相材料也是一个修炼过程

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真相时,是在夜里十二点以后。从出门那一刻起,心就咚咚的跳。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放次数的增多,怕心就没有了,甚至有人的地方我也敢去。发放地区也扩大到周边几个居民区。

二零零五年春,一个同修拿来一本《明慧周刊》,看了同修交流文章,感到自己与同修比还差的很远,我必须再接再厉,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進程。当时就想:我如果能上明慧网多好啊!当看到周刊中有上明慧网的方法时,甭提多高兴了!

晚上女儿回来后我让她按《明慧周刊》说的方法给我上明慧网,她几分钟就上去了,我高兴的要跳起来了,就象迷失的孩子又回到自己久违的家园一样。随后我让女儿教给我下载《明慧周刊》和《明慧周报》。

从此我和周围几个同修所用的真相材料和周刊都是我下载、复印,再也不用到处去寻找了。师父叫我们“遍地开花”[3],我们这朵小花在渴望中茁壮地开了。

由于真相材料自己制作,及时方便,渐渐形成定期大量发放。这样渐渐引起老伴和女儿的不安,一天晚饭后,老伴郑重其事的说:“现在我们三口人商量件事,你这样大量印制发放这些东西,你想过没有?时局这样紧,一旦把你抓起来,我们娘俩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邪党历次运动都有很多人受害。但在一点上,无论家长犯什么罪,其他家庭成员只要与之划清界限,基本不会受到牵连。如果我真有那么一天,第一,你们就与我断绝关系,第二,你们也不用去看我,也不用管我。你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就当没这么回事一样就行了。”半天,女儿说:“关系说断绝就断绝了?”老伴再没言语。

从此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她们什么都不管了。每逢我出去发真相材料老伴就提醒我:“别忘了发正念!”回来后问:“碰到人了吗?”我就说:“没有。”或者说:“碰到人他也看不到我。”每天一到十二点或六点,她就提醒我;“到点了!”叫我别误了发正念。

老伴不但支持我做大法的事,还亲自做劝退的事,她劝退的有十来个,当然都是她的亲朋好友。有的同修夸奖她“不修道已在道中”[4]。

二零一零年秋和另一同修联系以后,因为她年轻,无论体力和精力都比我们先前几位同修强,所以我建议她把刻录光盘的事承担起来,经费由我们几个负责。结果比较顺利,从2011年神韵开始到今年神韵,刻录都比较顺利,同时她开发了真相币项目。从此,我们这朵小花主要项目都有了。

师父说:“当今的世人有许多都是不简单的,特别是中国人。我早就说过,中国人里边,有许多是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时期的王转生到中国去了。当然还不止是王啊,几乎那个王朝都转生到中国去了。当然人他不只是在人类社会有他的过去,还有人生命的根本来源,都是不简单的,所以大法弟子要度的一定不是一般的生命。”[5]师父的讲法说明中国人都是不平凡、不简单的,作为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话,应该救人。怎么救呢?感觉很难。没有现成的现身说法,我就从《明慧周刊》同修的文章中寻求借鉴。

劝世人三退

记的第一次面对生人劝退大概在2005年秋,我和老伴到市场买菜。有一个青年人问我:“大爷,照快像的在哪儿?”我想这可能是有缘人,我得救他。于是我说:“那你跟我走吧,我送你去。”我问他:“照像干嘛?”他说:“我在家乐福当电工,办卡用。”“家在哪儿?”“保定。”我就直奔主题:“你听过三退的事吗?”“没听过。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为什么要三退?因为共产党当政之后,做的坏事太多,天要灭它。如毛泽东搞的反右、大跃進、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三反五反、镇反、四清、文化大革命,尤其三年灾害(其实是人祸)饿死三千多万人;邓小平上台镇压学生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用机枪扫射学生,用坦克将学生轧成肉酱;江泽民上台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信仰真善忍的。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善,就是以善待人,与人为善;忍,忍到什么程度?忍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说这不是好人吗?但江泽民就不允许好人存在,它就要对这些好人進行迫害,所以,共产党到了人神共愤的成度,天要灭它,那么凡是加入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不退出来就是它的一份子,就在消灭之列,就有生命危险。退出来才能不为它陪葬,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加入过什么?”他说:“我入过党。”我问:“你贵姓?”他说:“免贵姓朱。”我说:“我给你取朱明这个化名退出共产党好吗?”他说:“好!”就这样,我走出了劝退的第一步,也受到了鼓舞。

从此以后,只要遇到问路的,打听楼栋门牌的,收破烂的,打扫卫生的,上门修理的,收卫生费的,收水费的人等等,我就给他讲真相,救度他。多数人还是乐意听真相,愿意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家装修,先后来我家干活儿的有十几个工种,总共有几十个人,除个别人说什么都没入过,其他人都听了我讲的真相,并做了三退。

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一次在游玩时,遇到一个中年男人,我首先跟他打招呼:“遛遛弯儿?”“啊,遛遛弯儿。”“吃饭了吗?”“吃了。”我凑近他说:“你听说过三退的事吗?”他急赤白脸的说:“你甭跟我说这个!”我只好讪讪而退。还有一次,在小树林玩(这地方夏天人特多,因这里凉快,又有体育锻炼器材),碰到一个曾在一起工作过的人。他谈他在单位怎么挨整,之后我问他:“你听过三退的事吗?”他问:“什么三退啊?”我说:“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他一听便火了:“你不要把我拉入政治!这些年来我被政治害苦了。”我说:“我没把你拉入政治啊。你是党员,能不在政治里吗?”他越说声音越大,有几个人就围过来听。我一看这样不行,也就再没说话,只发正念,灭他背后的邪恶因素。

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深感北京人比外地人难救度,我认为这可能与经济地位有关:北京人的经济地位一般较高,而且都认为是共产党给的。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的“劳动剩余价值”来破除其观点。虽然认同,但劝退的不多。

再有一种就是个人利益第一,这种人也难救度,他说:“别的我什么也不信,也不管,也不听,有钱就行。”你要问:“有钱能买命吗?”“人不就是几十年吗,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人死后要转生的!”他就说:“谁看见了?”

后来我有一个想法:全世界有七十亿人,大法弟子有一亿人,如果每个人能救度七十多人,那么全世界的人就都有救了。我救度的早就超过七十人了,应该松口气了。尤其北京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难救,就更增强了我这种想法。

当看到师父的诗句:“生在苦难中 半生两袖空 一朝得法向上冲 快 做好三件事 救众生 回归步别松”[6]。我感到这种想法不对,不符合师父对自己的要求,很惭愧。我要振作精神,加大力度,重新汇入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去,多救人,真正的担当起救度众生的责任。

初次投稿,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同修批评指正。谢谢!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卷二)》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观感〉

(c)2024 明慧网版权所有。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