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七十岁,大连港退休职工。在二零零零年大年初一,我被市公安局“610”绑架到大连司法局戒毒所洗脑班,如不写“不修炼”的保证就不让回家。被绑架去的同修都不写保证,并集体学法、炼功。恶警打大法弟子,抢走了大法书。为抗议绑架和种种无人道的迫害,我们集体绝食绝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大量便血,体重只有60多斤,全身出现乌灰色。
大连港退休办主任黄佐顺来对我进行洗脑转化迫害,问我:“你还炼不炼了?还去不去北京?”我回答:“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我久远年代前就在等待这部大法,能不炼吗?坚修到底。至于说北京,那是首都,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去。”黄见我不为所动,就开始变脸,谩骂和诽谤师父和大法,并恶狠狠的说:“就你现在这样,给你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五六天你就死掉了,你还证实什么法?”黄走后,有好心的警察对我说:“你好好跟你单位这个领导谈谈,看他那个样子是什么事都能干的出来。”
果然三天后的晚上,天很黑,我由于站立不起来,正迷迷糊糊的躺在床上,突然闯进三个彪形大汉,他们是退休办主任黄佐顺、副主任朱文波及庄科长。他们说要带我走,我问去哪儿,回答说是去见我80岁的老母。我看他们神态不对,以前释放我都是在白天,并且单位只有一个人来接,这次怎么这么多人,而且怎么是这么黑的晚上呢?我说不走。他们的面孔很不好看,特别是黄佐顺。他们强行夹着我走,上车后把我夹在中间。
车往何处行使,由于天黑,也辨别不明,只看见些路灯,越走越觉得不对,问他们又不告诉我,车内一点声音没有。我当时有气无力,心里十分不安,真是红色恐怖。车又跑了一会儿停住了,黄去办手续,很快就回来了。可能提前联系好了,车又走了一会儿,黄说到了,叫我下车。
我一看是旅顺215部队精神病医院,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不进去,我不是精神病,你们太卑鄙了,为什么骗我?善恶有报是天理。”我挣扎着但站不住,他们就毫无人性的直接把我拖到重病房。
进去后,马上被强行注射了不知名的药物,不一会儿,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后感到全身都不听使唤,站不住,总摔跤,手、脚、嘴、脑袋全都不灵了,走路感到地不平,左撞右撞的,我神志不清,睡觉的床也感觉不平,把人喊来说:“我这床不平,帮我把床正过来。”人家说你的床很平呀,我说不平啊,我都快掉地上去了,快点,快点,他们就笑我。在药物的作用下,自己不自觉地把被子里的棉花一点一点往外拽,觉得满地虫子,没法走路,把人又喊来说你们赶快把满地大大小小的虫子都赶走。人家都笑啦说没有呀!我说怎么没有!你们看这地上到处都是。我整天昏昏沉沉的蹲在地上捡虫子。
后来,把我调到轻病房,不打针了,才渐渐的清醒。这个房间住了28个人都是精神病患者,虽然不给打针了,但每天三次四次的逼着我服药,让护士看着我吃下去,还叫精神病患者看着我,不让我学法和炼功,我只等下半夜炼。每天还必须和精神病患者在一起活动,那段日子,真是难熬啊!
一天退休办的黄主任,拿着红头文件来问我:“你是要党还是要法轮功?”黄说:“只能选一样。”我说:“法轮功!”我当时还说:“我炼法轮功,是我师父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并叫我做一个好人,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我工伤28年花去国家的大量医药费,你是最清楚的,现在这些年我一粒药也不吃啦,也不用报销啦,不好吗?”
在精神病医院呆了三个多月,出院后,经常浑身无力,抽搐。从冬天被绑架进戒毒所,到从215部队精神病医院出来前后共四个多月。进去时棉衣棉鞋,出来是夏天,我只好把棉衣棉鞋拿着,穿着衬衣、拖鞋回了家。
从精神病医院回家不到20天,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单位退休办黄主任来我家,不见我在家(我去买菜了),第二天退休办副主任朱文波伙同街道一个姓夏的,又一次从家里绑架我进戒毒所洗脑班。由市司法局郝宝坤领着一帮从马三家教养院邪悟后出来的人,用各种手段,大会,小会,来搞所谓的“转化”,几个人围攻一名大法弟子,轮番地来。等到他们围攻我时,我心里想师父说:“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他们嘴一张,我马上就给顶回去,决不给他们市场。进去后,两分钟他们就叫我走了。
后来,他们又逐个楼层洗脑转化。来到我所在的四楼,在前面放了两张桌子,四个邪悟的坐在椅子上,四周都坐满警察。被强制坐马扎子上的大法弟子,纷纷举手要求发言,我就站起来讲道:28年来我被病魔折磨得不能自理,整天就想死,几次自杀未遂,是李洪志我师父传的宇宙大法给了我新生,国内外大法弟子为说句公道话去北京上访,真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谁也阻挡不了这洪势。你们从法中受益,形势一变却背叛师父,背叛大法,有什么资格来转化我们?邪悟的人说:这下可有人替你们说话了。管教、警察都说大法弟子讲得好,都各自回到各层楼。从此再没看见邪悟的人来搞洗脑转化。当天晚上,有个恶警雍鸣久(现早已恶报死亡)把我们发言的弟子叫到走廊体罚叫我们弯腰,手指尖向下臂垂直撅着,我没有配合。四十天后,我堂堂正正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