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家三口13年来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叫王敏子，女，1974年生于上海，1993年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系，毕业后从事结构设计工作，家住上海市宝山区凇南十村。

1997年大学毕业前夕，由于我父亲热衷于气功锻炼，经他的同事介绍，推荐我们看了《转法轮》一书。我感到书中阐述的法理明确的指出了修炼的目的、方法、原理，让我明白了人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怎样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怎样净化自己的身体，以致符合更高境界的标准。于是，我和父母都开始了修炼法轮大法，我父亲多年的胃病痊愈了，我们遇到事情也开始为他人考虑，由于身心受益，经常参加当地的学法和炼功活动。

然而，当1999年7月20日之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打压，一系列的迫害也强加到我和我的家人身上。由于我未曾经历过诸如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一开始，对于电视、报纸、所有媒体的铺天盖地诬蔑造谣宣传认为他们是小题大做，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是谎言和欺骗。随后派出所、居委会的人上门来统计本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员姓名和信息，并谈话威胁，才使我感受到一种独裁政权所特有的红色恐怖氛围；也使我感到一门修身养性、有益身心的功法不应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们选择的信仰是正确的。

我们一家人继续在家中学法和炼功。2001年初，我和家人看到了网络上关于很多修炼者去天安门广场证实法轮大法好的事，其中有被迫害致死和致残的案例，这更加使我感到应该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事实真相。

2001年7月，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前面炼习法轮功第二套功法，被广场的武警发现后通知广场的警察非法抓捕到天安门分局。2001年8月，上海本地的警察又赶到北京非法把我带回上海，8月11日我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杨浦区看守所。与此同时，上海杨浦区的610办公室和国保警察非法查抄了我在上海的住所，还绑架了我的父母，我们一家人几乎同时被非法羁押在同一个看守所。9月12日，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局以盖印法轮功宣传标语、观看“天安门自焚疑点”光碟和在天安门广场公开炼习法轮功为名，胡说我和父亲具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非法决定劳动教养2年。

在上海市女子劳教所，我被迫参加奴工劳动，其中一种叫二极管的奴工劳动，要求将扭曲变形压成一团的二极管，用一块橡皮挫压成平直的，每天必须完成7kg的产量，如果不能达到，就不允许睡觉，直至完成当天的劳动产量。我从早上6：30工作到晚上23：00也未能完成产量，经常被要求工作至凌晨2：00～3：00.有时劳教所为了更多的压榨被劳教的人和获取更大的利润，到了规定的睡觉时间还会在厕所开辟一块地方，安排继续加班至凌晨，睡了几个小时后，起床简单洗漱后继续劳动。

长期被迫从事这种奴工劳动，使我的右手食指、中指和整个手掌明显比左手肿大，整个右肩时常酸痛甚至麻木。在劳教所，为了达到改变我的信仰，警察还长时间播放中共媒体制作的诽谤和诬蔑法轮功的录像、录音，让其他被劳教的人员监视、侮辱、谩骂我，并经常读诽谤法轮功的书籍，进行强制洗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拒绝写每周的思想汇报，被关在禁闭室内，每天被强迫面对墙壁站立，从早上5：00～晚上23：00，共计每天站立18个小时。导致我吃不下饭、呕吐、精神恍惚，并且小腿和脚严重的浮肿，无法正常的穿鞋。

上海市女劳动教养管理所

奴工产品二极管

2003年8月，我从劳教所回家后，我感到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完全是无理、非法和残酷的，在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和家人都坚持自己的信仰，并持续向周围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讲述我们被迫害的经历，讲法轮大法好。我家居住地区的610办公室、国保警员、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治保人员经常来我家骚扰。

2007年，我到一家国际工程顾问公司担任国际采购的工作，经常需要对外发传真、邮件和打电话联系。然而，07年底，一天晚上9：30左右，地区的610办公室人员和派出所警察突然到我家，要求我们不得离开家，如果出门要有他们指派的派出所协警跟随，包括我去上班，也必须在他们的监视之下。当我们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无理非法的监视，他们就不允许我去公司上班，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公司的管理层也感受到红色恐怖的威胁。在这期间，我外出参加大学同学10年一次的聚会活动，有一男一女两名派出所协警骑电动自行车在前后监视，当我到达聚会的饭店时，他们向他们的上级做了电话汇报，随后来了一辆警车和三个派出所警察，随后我被强行从聚会的饭店绑架到警车上，并直接押送回家。这时我才得知，由于在当地发现了法轮功讲真相的标语，在610办公室的直接指示下，警察监视了当地好几家他们认为有可能刷制标语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并限制他们离开宝山区境内，直到他们非法抓捕到刷制标语的法轮功学员。

2008年5月7日早晨，我象往常一样骑自行车上班去，但我感到似乎后面有另一辆自行车在跟踪我。于是，我停下来观察，发现这辆自行车也停了下来，车上的人拿出手机汇报称我停下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也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从后面冲出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我的旁边，从车上下来一个便衣警察，又一次绑架了我。他们从我的包中搜走了我家的钥匙，并用这把钥匙打开我家的门，非法抄家，还抓走了我的父母。

这次，我们一家三口人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警察采用不让我睡觉、上厕所的方式逼迫我承认将法轮功资料传递给其他法轮功学员，他们也对我的父母进行了非法的审讯，逼迫他们指证在我家搜查到的资料都是由我下载和制作的。其实，在我家中非法搜查得到的所谓宣传资料，大多是从网上下载的法轮功师父讲法和经文，打印后供自己阅读的。警察将这些经文每一页算作一份资料，将非法抄家得到的博朗电子书驱动光盘也算作所谓的“宣传品”，罗织罪名，伪造证人证词，对我们进行构陷。后来得知参与迫害我们一家人的是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国保大队杨跃飞、陈克赟、严贵和等人，由国保处处长陈海清直接指挥，实施迫害。其中，迫害最为积极，直接绑架、逼供、罗织罪名，迫害我们一家人的是宝山分局国保大队杨跃飞。此人多年来参与了多起对宝山大法弟子的迫害行动，尤其是在2009年4月25日绑架宝山区应志明、张秀芳、应业奇一家三口时还曾经得意的称：“你出去曝光我不怕，你们打电话没用的”，“去年我抓了淞南一家三口，今年我抓了你们一家三口”，等等。这里的凇南一家三口指的就是我们一家人。

上海宝山公安分局

上海宝山区看守所

2008年8月，中共不法人员对我和父亲非法起诉；同年12月，我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我父亲被非法判刑4年，我们的上诉在2009年2月被驳回维持原判。其实，整个非法审判的过程都是事先早已设计好的，根据上海市的610办公室指示一步一步进行的，连刑期也是在审判开庭之前就已经由610办公室决定并下达给法院宣布的，对我们辩护和陈述不但充耳不闻，还经常打断和阻止。在极端权利的统治之下，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是无法实现的。

2009年3月，我被非法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期间又一次遭受强制洗脑和奴工劳动的双重迫害。警察在监室中长时间播放诽谤法轮功和洗脑教育的录像，并要求每天看后写感想。我还被迫参加各种奴工劳动，如：长时间与有毒的胶水和灰尘接触，从事一些粘纸盒的工作。但期间最长时间从事的是金龙鱼食用油标牌的穿绳打结和飞雕牌开关插座的手工加工。金龙鱼的打结工作，要求每天完成5400个产品，经常将手指的皮磨破，并且有时为了出货，还被要求在晚上9：30熄灯以后继续劳动。2011年，上海市女子监狱又引进了飞雕牌开关插座的生产流水线，此后白天在流水线制作开关，晚上还要在昏黄的灯光下继续给金龙鱼标牌穿绳打结。长时间的洗脑教育，精神迫害和超强度奴工劳动使我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视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当我从监狱回家后，很长时间都无法辨认清楚地铁线路的站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奴工产品金龙鱼标牌

奴工产品飞雕牌插座

2011年11月，我终于结束了非法监禁的生活回到了家中。我母亲由于长时间遭受迫害，家人被非法关押，心理和身体都受到严重打击，出现了眼睛看东西模糊的症状，到了夜间基本看不清任何东西。即便如此，我母亲在我和父亲被非法关押期间还曾多次被骗和强行绑架到上海当地的洗脑班迫害。而我父亲年近70岁，当时被非法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曾经有2个月的时间监狱恶警指使罪犯非法看管，不允许他睡觉，每天强制他端端正正的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直至他小腿肿大接近和大腿一样粗。我们每月到监狱探视他，发现他也头发大部份花白，苍老了很多。我由于在监狱被非法关押了3年6个月，虽然以前曾经有过结构工程师和国际采购项目管理的丰富经验，也有一些猎头公司的顾问通过网络下载了我的简历并与我联系，但是，当他们得知我由于修炼法轮功被关押过2次共计5年6个月后，有的因为担心招来麻烦，有的也担心我长时间不工作是否已经不能胜任这个职位，以至于，我在回家后的半年时间内屡次求职遭拒，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以上是上海地区610办公室和各级公检法人员对我们一家人几年来迫害的全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追随江泽民团伙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有行为都是非法、无理、邪恶和残酷的。在此，我希望曾经参与迫害我们一家人的各个相关部门人员，不要为了短暂的现实利益而永远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良知、道义和生命，你们应该正面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善待大法弟子，退出邪党组织，才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尤其是在正邪大战的尾声，神给人选择的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