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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金昌市郭群英自述被迫害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恶党公开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金昌公安局，局长刘治国，金川分局政保科科长恶警孟佳贤打电话，把我骗到公安分局。十一个同修被关在一间小房里，房子上空一根横着的铁管子，上面挂着两副手铐。到第二天，恶警逼每人写一份再不炼功的保证书。孟佳贤说；“今天谁不写都不行，不让走。”下午滨河路派出所所长赵多鹏，马永国等人把我们几个人带到派出所一起逼看诽谤法轮功的电视。
从此我就被监控，家里电话被窃听，时时都有社区的人来骚扰。一到节日就来逼我按手印，签名。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到一个同修家交流，恶警孟佳贤带几个人闯入同修家，绑架了七名同修。非法审讯后，我们被关押到金昌市拘留所十五天，期间受尽折磨，家里送吃的不让吃，用的不让用。动手就打，张口就骂，一天两顿白水面条，收生活费一百八十元，收钱人金昌市拘留所所长刘利国。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我去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车拉到附近一个派出所，遭登记、搜身，五、六十人被关進一小房间，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下午又被拉到金昌驻京办事处，关押两天后被强行带回，在金昌拘留所被关押十五天后，又被转入金昌看守所关押四十五天，逼家人交了三千元钱才放人。我才回家两个晚上，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将我非法劳教一年半。恶警孟佳贤将我劫持到兰州平安台劳教所，体检出心脏有病，劳教所不收。孟佳贤急忙拿出白沙烟，又说好话，强行让劳教所将我收下了。
我被非法关押到七大队三中队。第一、二天被逼白天干活，晚上背监规，不会背就罚站到夜里十二点才让去睡，吃的一顿一个芽麦面馍，一碗辣椒水，护监犯人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连穿的，盖的，都让她们给霸占去了，身体伤害过重，第三天干活时心脏病突发，被拉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 “心肌缺血”，当天就通知金昌分局接人，但直到七天后他们才通知我丈夫去把我接出劳教所。
刚回家第三天，公安分局警察又通知我丈夫带我到分局法治科去一趟。科长朱小军说我身体不行，就要用钱买劳教，判刑一年半，必须交一千五百元钱，又逼我丈夫当天下午交钱，还订了几条 “不准外出，上访，串门，每天八点钟到派出所报到一次”。
一到节日，总会有几个人逼我到“社区”让签名，按指印。在他们的种种手段的压力下，我的精神垮了，导致不能吃，不能睡，心急不稳，使家人压力很大，送我到医院看病，还动了手术，在动手术的前一天，公安分局孟佳贤还到医院非法讯问我。我在就医的七个月里转了三个医院，花费七千多元钱都没治好。又到兰州医院住了两个月。
二零零一年元月二号，我被家人从兰州医院接回来，刚到家，一桶洗澡水都没烧热，滨河路派出所所长赵多鹏、马永国就闯到我家，让我到派出所问话，边说边抄家，翻了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翻出来。当时我生活还不能自理，他们就逼我丈夫将我送去。到那一看，已经有杨成梅，刘桂华，侯有香，白淑芳，赵凤莲等不少同修被骗到派出所。当时我身体一下子就栽倒了。赵多鹏让马永国带我到医院检查。医院让住院检查，马永国打电话请示，对方回话说不让住医院。马永国又骗我说 “上车回家吧”。结果又把我直接拉到了戒毒所，元月八日将我第二次非法劳教。
到劳教所门口，七大队教导员恶警敬雪锋就大喊一声：你郭群英又来了。这次你等着吧。他恶狠狠的把我分到三中队，第二天三中队队长李晓青找我谈话，我当时身体很虚弱的，话都说不完整，我就慢慢的一句一句的把情况说了一遍。李晓青就钻我身体不好的空子，第一个对我下狠心洗脑转化，一个星期一份思想汇报，包夹孙建英、张素梅等五人时不时的就找我谈话，我一直保持沉默，她们软的不行，硬的来。记得最清的一次；李晓青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恶警敬雪锋来问我。恶警敬雪锋拿来一张表让我打对号(表格里面全是骂师父的话)我就不打，我说你们不了解，我师父是救人的。不象这顶上说的。她就恶狠狠的咬着牙，拧着我的嘴拧转了一圈就走了，边走边说，你等着，又叫来大队长戴文琴（现已调到甘肃女子监狱）。戴文琴進办公室就手指捣住我的头皮说，你想怎样，连说带骂一大场就走了。
没几天中队长李晓青让包夹张素梅把我带到队外的一个专吊人的小房里，進去一看桌子上放着手铐、绳子、电棍、鞭子、救心丸、笔和纸等等。李晓青问我，你是写三书，还是上刑，一连问了几遍我没回答，她恶狠狠地和包夹给我铐上手铐，手铐的中间把绳子系上，把绳子穿到离房顶不高的一根铁管子上(迫害人专用的设备)，给包夹说一小时升一级。前一小时，我脚还在地上，一小时后，我的脚就不着地了，手铐的牙更紧，剧烈的疼痛，又加上身体虚弱，到一小时半时我就晕过去了。不知她们把我什么时间放到沙发上了。我清醒时满嘴都是救心丸。我大叫了一声，包夹就把我的嘴捂住，把我弄到号室，一头扎在床上。同修来关心，包夹就骂我，不让我说，骂同修，不让问。第二天就不叫我出去劳役，逼写三书，我不接笔和纸，一连抗了九天，哭了九天。李晓青威胁说；“今天再不动笔，到医院去还是那个刑。医院里死人是正常的”。包夹说：“我写你签名，我也真不想再看你受这个罪。真到医院里你就完了。你家里的丈夫，孩子怎么办。”我在劳教所里就这样一直在恐怖状态下生活。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八日，非法劳教期满。儿媳把我从劳教所接回来。恶徒还是经常来骚扰。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五日晚上九点二十分钟，两个女便衣来敲我家的门，说是查暖气的，我把门一开，就闯進前后二十个左右的恶警，后知有幸福路派出所、滨河路派出所、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的，其中一个叫赵多鹏，其中两恶警把我架住压在沙发上不让动，又两恶警把正在学习的小儿子架住压在另一组沙发上不让动。来串门的同修刘桂花，为了护师父法像，被恶警打翻在地，剩余的恶警满屋子乱翻，还照了像，楼道里、门口上站了几个盯梢的，把楼道的灯熄灭，恶警整整翻了两个多小时，抢走了很多东西，连家中的生活用品也抢走了，直到十一点四十分钟才走。
恶警把我和刘桂花绑架到戒毒所，戒毒所不收，又把我拉到滨河路派出所一楼，一只手铐到暖气上，另一手铐到排椅上成一字形铐了一晚上，不让上厕所。恶警把我小儿子也押到二楼，审讯到夜里两点钟才放人。孩子吓的到家直哭，给哥嫂打电话，没想到恶警李廷琴等几人早就到大儿子家抄过家了，把面缸翻个底朝上，什么也没抄到，当时儿媳生下孙子才四十三天，儿媳妇被连吓带气，奶没了。恶警走时还硬逼儿子、儿媳妇在搜查证上签名。
第二天，恶警把我拉到金川分局拷问，我拒绝戴手铐，我说这两天，天气为什么突变，大风，大雪，大雨交加。你们记住手铐不是给好人戴的。恶警李叙和、小马（刚转业的兵）抓住我的头往墙上撞，把我撞晕了又把我背铐上，又拿来两个啤酒瓶子，还有绳子，威胁我：你再不老实就全用上。就这样折腾了一天，又将我关到看守所。
第二次非法提审时，八个人二十四小时讯问，李叙和找来不少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逼我拿着照像，我不配合。一个象是头目的恶警，从抽屉里拿出一种怪东西 （后知是微形电击工具），对着我的心脏电击，当时我的心开始发抽，全身发抖，他慌忙用他自己的黑色小车把我送回看守所。看守所三次送我到八冶医院抢救，医生叫来院长处理，院长让住院，恶警不出钱，打电话让我丈夫送钱到医院。我丈夫看我昏迷不醒，说：“好好的人成这样了，你们要负完全责任。”他们气的不行，把我丈夫赶走了。恶警看到我生命垂危了，让一个贩毒的人员写了一份保证，逼我按了手印，通知我家人交了二千元钱才放我回家。
中共恶警对我的迫害长达二年多，使我生活不能自理，在金昌進过三个医院，没有效果，又到武威红十字精神病院住了两个月不行，又到兰州安定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还是不行，后来到河南郑州七里河精神病院治疗半年，医生说，已经迫害成 “抑郁症”了。这一切给我的家庭造成极大的损失，经济上损失三万元以上。
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十六时五十分，女警申军英（13993579015）和三个男警来敲我家的门，说：“这水管从顶楼修下来了，开门看看你家的。”他们都穿的金川公司的工作服，丈夫信以为真就把门开开了。申军英一進门就对我说：你就是郭群英吧，听说你最近活动的很厉害。我们到你家查一查。他们没有任何手续就到处乱翻，申军英又打电话叫来了金昌市公安局两警察，把师父的法像和五本大法书，七个护身符，两部手机，电脑主机，三个MP3都抢走了。还要把我绑架走。小儿子说：“你们要带我妈，我也跟上去。你们不让我妈回家，我也不回家。”恶警就把我和小儿绑架到滨河路派出所，让我在扣押物品清单上签名，我不签名。这时大儿子和媳妇也都赶来了，我儿子问恶警：“我妈怎么了你们这样？”媳妇说：“我妈几次让你们这样折腾，多次抢救，现在心脏不好，你们要负责任。”恶警让小儿作担保签个名回去，还逼我大儿子让在传唤我的证上签名、按指印。这时又進来了市公安局恶警陆林(原金川分局政保科副科长，现任金昌市公安局一一零指挥中心主任)，他狠狠抓住我的手强行我滚黑手印、照相。
我回家后几天，社区两个女的又来我家骚扰，我没让她们進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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