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九六年喜得大法的大法弟子。在没得法前,我和丈夫大打出手是经常事,一点小事、一句话,都是我们打架的理由。加上身体的病痛和生活上的不如意,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每天都在折磨我活不下去。所以天天都在重复说:“我死了吧!我死了吧!在这世上我活的什么意思。”
得法后,那种被大法净化后的身心的愉悦,无法用语言形容。家庭的和睦,身体的变化,精神十足那个劲,特别在我身体上发生过的奇迹(发生的奇迹网上发表过)。我们村的人都说:“这法轮功真好,就凭重生(化名)的变化就能看出这功肯定好。忙完活,我也去炼。”
可是就当众生都想选择这善良、美好的时刻,中共邪党却对这高德大法和这群善良的大法弟子進行了残酷的,灭绝人性的非法镇压和构陷。我们大法弟子失去了本该有的修炼环境。
九九年十月十五日我依法上访。在途中被非法抓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一百天,被送入精神病院。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无论是非法提审,还是所谓的谈话。我都能保持平静的心和它们对话。每次它们都说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在精神病院一位主任和我谈(名义上是和患者谈,实际上我看是想了解法轮功)。我就谈了我自己的体会,并谈了师父是怎样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人,做一个好人,一个健康的人。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对我就吼起来,对师父不敬,我心里很难过。我说:“对不起,我没说好,让你生气了。是我没说好,不是师父的错。”他支支吾吾的走了。这位主任也不敢和我谈了。转身说:“我们下次再谈。”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就是背法,抑制那些不好的念头,尽量让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那时同修都说正法正法的我也不懂。通过背法,我悟到:作为一名修炼者,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证实大法。从那以后,不管走到哪,什么环境,是什么身份的人,我都想办法把话引到法轮功上,特别是“自焚”闹剧上演后,我就跟家人和同修与能说上话的人讲:这是假的。遇到外人提起“自焚”,我就告诉他那是假的,就象演电影。我就把我认为的疑点讲出来:比如自杀。我们炼功人不能自杀。去北京市证实大法,不能破坏大法,所以这是陷害。有些人相信,有些人半信半疑。
回家后,每天做菜时,婆婆就让做萝卜菜。吃了几天后,丈夫说不能再吃萝卜了,重生在看守所天天吃萝卜,回家别再吃坏了。做饭时,每做新饭,婆婆就偷偷的往米里加水或往外淘水。饭好后,不是硬,就是稀,也找不出原因。每次,我首先都得向丈夫道歉:对不起,我又没做好。这种情况持续了三个多月,最后一次婆婆往饭里加碱,黄黄的一锅干饭。这时我明白了:饭做不好,是婆婆做的手脚。我的心很平静,就象没看见一样。吃饭时,也象没这事一样(那顿饭丈夫和孩子没在家)。
丈夫相好的来了,婆婆也借口说:“她是客人,我去陪一会。”这屋就剩我自己,心里是七上八下的。我就抑制自己,你是炼功人,把心放下,放下,别被常人心带动。这样,表面态度尽量保持平和,并称她为朋友。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来。那时丈夫也一反常态,原来很支持我炼功,现在也百般阻挠。我就和他讲:我国法家法都没犯,是政府造成的。我没错,为什么还要说自己错,承认自己错呢?他没话说,就让他朋友劝,他朋友说监狱都没说服,咱们能说什么?你就别管了。渐渐,我的环境宽松了许多。
在讲真相中,尽我所能揭露中共陷害,讲大法美好。一次外出办事,在餐桌上讲大法的神奇,一名服务员回后厅领来好几名服务员和厨师,给我端来一盘草莓,搬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大姨,你快讲,你快讲。”我就简单的告诉她们退党、团、队保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们说记住了。走时她们也出来送我。
还有一次外出办事,屋里很多人。他们都不明真相。特别有两位处长,语言邪恶。一位处长问我:“你见过你们师父吗?”我说:“没有。”他说:“你都不知可耻,没见过还一口一个师父,一口一个师父。”我说:“当然啦!这和孩子叫父亲、母亲、爸爸、妈妈,有什么区别?怎么算可耻呢?”午饭后,这位处长又见到我,给我道歉,并让我原谅他。
儿子结婚时,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同学。我就把他们都安排在同修家住宿。那两天,我们所有参加婚礼的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发正念,讲真相,放光盘,发护身符等。在婚礼上,丈夫把话筒递给我(因为我早有准备),我就以嘱咐儿子、儿媳的口气,让在场的众生都按“真、善、忍”做人,当时有几个人就掉泪了。
在一次交谈中,别人都说:“活的苦,活的累。”我插话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们说:“你是指法轮功。”我说:“是。”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我也成了“万花丛中一小朵”。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想到:我能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坐在一起,倾诉我的修炼过程,还真觉得很美,很甜,很乐。
在这十多年的修炼中,从没觉的苦,就觉的甜,就觉的美,就觉的乐。同修一说修炼苦时,我就说:“怎么能苦呢,当人才是真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