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会|魔难面前心不动 斩尽荆棘现通途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日】“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制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这是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美国中部法会上，师父到最后时讲的一句话，也是迫害爆发之前师父留给弟子们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得法仅半年的我，自然还体会不到这句话的份量。当从这场暴风雨的洗礼中一步一步走过，再次细细体味它的时候，才蓦然看到，正是这句意味深长的话，铺就了大法弟子的辉煌之路。以下是几年来我证实法中的一点心得，愿借此次交流大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

二零零零年六月，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发表，各地有许多同修在看了师父的这篇经文后都去了北京。我由于一九九九年第一次去北京时，到那儿什么都还没做就被恶警绑架，一直心有不甘。所以在师父的这篇经文发表之后，我就这个时候应不应该再去北京的问题和几名同修進行了交流。但这几名同修各执己见，基本上都不赞成我的想法，有的认为我已经去过北京了就行了；有的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还逐段的对师父的这篇经文進行分析，认为此时就应该“天天静心学法”。当时我感觉自己的头都被弄大了，结果不了了之。

第二天晚上我乘火车来到二哥（同修）家，二哥悟到应该去北京证实法，并和我讲了他的认识。我当时头脑仍很昏沉，还是不能最终确定应不应该去。就说先睡觉吧，明天再说。没想到我刚躺下要迷糊过去，太阳穴的位置就象被锥子猛的刺穿了一样，头脑立刻就清亮了。

第二天傍晚，我和二哥等五个年轻同修顺利的登上了進京的列车。那时我感到一身的轻松，思想中没有任何杂念，也没有了第一次走向天安门广场时那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感。我知道这是我学法多的结果。自《心自明》发表之后，几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从早到晚几乎一天一遍的学《转法轮》。当我们在广场炼功被绑架后，我的心中仍然沉静似水，结果那天绑架我们的恶警把二哥等四个同修排着队都打了一遍，却未动我一根毫毛。

当天下午，我们当地驻京办事处的人来接我。没想到来接我的还是第一次進京被抓时看我的那个老杨，一个六十岁左右从公安局退休的老头儿。我们看到对方时相互都有些诧异。也许是我的心态所致，所以即使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见面时也都很轻松，他虽然手里拿着手铐，却用一种似乎很生气的口吻对我说：“怎么又是你？行了，懒得铐你，有能耐你就跑，走吧！”我们出门上了车。一路上他和司机俩人你一言他一语的一边数落我，一边吓唬我，说这次肯定要判我几年刑如何如何，这些话当时对于我就如同一阵风。那时虽然没有今天认识这样明确，但的确是来了就没想过回去。

在邪恶的驻京办事处，我被单独关在一个办公室里。屋里出奇的寂静，我的心里反倒生出了草。我开始盘算着下一步：家那边派出所的人我都熟，谁会来接我？回去后肯定要進看守所，要不要绝食？家里人和朋友们肯定会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怎么面对他们？一系列的想象占据了我的思想，但思前想后也没个头绪。我感到头有些发胀，心里很累。算了，不想了，走哪步说哪步吧，想也没用。现在不是在这呢吗？没人干扰，那就背法。于是我从新收敛了心神开始背法。那时《心自明》刚发表不久，我来之前就已经倒背如流。我就开始背《心自明》，但让我奇怪的是，背的那样熟的一篇经文，可当时有一句我无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想了老半天，最后只好放下他去背别的经文。渐渐的我的心又恢复了平静。

尔后，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進来一个看上去六十岁左右干部模样的男人，后面跟着老杨。老杨给我介绍来人是我们市的政府秘书长陈某，我出于礼貌笑着向其点点头。这位秘书长在我对面坐下来，我们开始了近两个小时的长谈。整个谈话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说，我很少插言。学法所赋予我的理性让当时的我时刻都能看清他每一次表达的背后那邪恶的因素，但我不为之所动。现在想来，如果那时师尊就赐予我正念口诀的话，我确信邪恶决没有机会操纵那个人在我面前那么嚣张。谈话到最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按“真、善、忍”做人好不好？开始他装作没听见，继续顾左右而言他。我再次追问之后，他终于闭上了嘴，起身溜出了房间，再也没回来。老杨進来责骂我不识时务。我笑了笑，继续背法。

下午四点左右，事情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听到外屋的电话铃响，老杨接完电话后直接走進了关我的房间，带着满脸的神秘和不解问：“你们家在公安局是不是有人？”我被问的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们家世代都是邪党划定的贫农，从来与官宦无缘，哪有那些关系？老杨见我摇头，就更加不解的说：“陈秘书长开会忙，没时间再理你，刚才来电话告诉我，让你自己回家。”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也很意外，不过也没有高兴的感觉。但老杨在接完这个电话之后对我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儿，一边招呼他老伴做饭，一边出于关心帮我出谋划策，并坚持留我吃了晚饭再走。吃饭期间见我不沾烟酒，他言语间流露出对大法的认同和赞许。吃完饭后也到了该走的时间。老杨回到里屋取出上午从我身上搜走的二百多块钱，对我说本来想扣掉上午去接我时租车花的钱，现在不要了。

我说别的钱不要可以，但这顿饭钱我得付给你。他说也不要了，我坚持要给他，就这样反复推让了好一会儿，他说就算我交你这么个朋友好了，一分钱都不收你的。我不好再坚持，谢了他之后开始往外走，他跟在后边一边送我，嘴里一边喊着他老伴儿，说我就来过这么两次北京，路不熟，要她下楼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此时我已经走到门口打开了房门，再不好意思麻烦他们什么，于是挡在门口执意不让他们出来送。

老杨见我这样，叹了一口气之后意味深长的说：“将来你修成了，我们不也跟着沾光吗！”我感受到了这是句真话，就不再客气，跟着老杨的老伴儿找到了公共汽车站。老人象对自己家的亲人一样，把我送上汽车，目送我离开。那天的时间相当紧凑而合适，从我下汽车上地铁，到火车站再买票乘上离京的列车，整个过程中间没有一点空隙。当我最后一个登上列车后，火车也开始启动了。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本来已是满员的列车，我一進车厢，就发现靠近门口的位置有个空座，当我问过旁边的人确定这个座位无人时，我一下子感受到了整个过程中师父无微不至的慈悲呵护，那种心情是无法言表的。

坐下来，从新平定了心情，我想接着背法，这时，上午背《心自明》时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的那一句一下子就在眼前浮现出来了——“放下执著轻舟快”。

（二）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進入了一个建在农村的大资料点。我们里里外外一共有五个人。那时候资料点还很少，真相材料的需求量很大，普通的激光打印机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所以我们用的是速印机油印。我刚去的时候印传单每天还只印三千张左右，这个数量对于速印机来说是很轻松的事。所以我们每天都能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学法、炼功和发正念。但三个月后的一次变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状况。

十月四日那天中午，我们忙完了当天的工作后，同修胖姐儿领着儿子大亮（也是大法小弟子）去城里办事。我和曹阿姨在家中学法。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看见两辆同修开的红色出租车飞快的驶進院子，刚刚停稳，就见胖姐儿飞快的下了车子，急匆匆的来到屋里，一進屋就告诉我们两个赶快收拾东西往车上搬，出事了。

我和曹阿姨二话没说，赶紧行动，曹阿姨一边收拾一边问怎么回事儿，胖姐儿说点上负责运送资料的同修小李昨晚被恶警绑架，在派出所里被吊着拷打了一夜，什么都说出去了。

我在旁边一边搬机器一面听着，心里觉的有些不对劲。小李我很了解，在進这个资料点之前我们俩个已经在一起配合了近半年时间。我负责打印制作，他负责运送传递，从未出过差错。别看他年轻，但却是九五年就得法的老学员了，迫害之前还是当地的辅导员，举手投足间都透射出超越其年龄的稳重与成熟，其扎实的心性表现经常让我自愧不如。这样的大法弟子一夜间就向邪恶屈服了？我不信！我禁不住问胖姐儿这消息是怎么得来的，她说是从抓小李的派出所所长妻子那听说的，她和那个所长的妻子很熟。我听后更觉蹊跷，就跟胖姐说以我对小李的了解，他不太可能做出这样的事，而且时间又这样短，那个所长的妻子知道你炼功，很可能是邪恶在散布谣言，以此来拆散我们的资料点儿，我们这样做很可能就中了邪恶的圈套。胖姐儿虽觉的我说的有道理，但她又说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暂避一下，也损失不了什么，我想想也是，那就先搬吧，话虽这样说，但心里总不是滋味儿。

说话间，一些比较要紧的设备已经塞满了两辆出租车，只留下了两个副驾驶的空位留给我们坐，胖姐儿催我赶快上车，她打算和曹阿姨将就着挤一个位置。但那时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就对她说：“姐，两个位置挤不下，还是你们先走吧，我明天早晨坐汽车回城也不晚。”说真心话，我不甘心哪！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这次我离开，这个资料点就再也不会存在了。

这个资料点的绝大部份设备都是由胖姐出资买的，胖姐家在城里，丈夫是做生意的，但是不修炼。胖姐开始建的资料点是在市内，离家不远，每天象上班一样领着正上高中的儿子大亮到资料点同另三个同修一起做资料，晚上再象下班一样的回家。丈夫整天忙于生意，但好在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娘俩，也就不过问什么。但后来资料点受到了邪恶干扰，同修间内部出现了误会，胖姐当时很不冷静的撇下那几个同修，把设备搬了出来。但由于速印机声音太大，短时间在市内再找一个合适的房子很难。于是胖姐就把东西都运到了乡下一亲戚家空着的房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料点儿。由于路途比较远，这样一来胖姐和大亮就不能天天回家了。时间一长，胖姐的丈夫就开始打电话催他们回去，这段时间催的越来越频繁。前些天闲聊的时候胖姐问我愿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干下去，如果愿意就把这套设备留给我用，她和孩子看来迟早还得搬回城里；如果我不干，那就只好把这个资料点撤了。我当时说如果资料的需要量大我就留下，但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在旁边的曹阿姨说如果我能做，她愿意留下来帮我。这话说过去大概还不到二十天，就出了今天这样的事。

胖姐见我不想走，眼光中流露出了担心，站在车门口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曹阿姨见我这样，也说如果我不走，她也不走了，等明天和我一起坐早车离开。胖姐见我们俩都这样说，也就没再多说什么，简单的叮嘱了我们几句要小心的话，就上车离开了。

那天晚上，出奇的寂静，那种寂静我似曾熟悉，但我的心里更静。曹阿姨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往常吃饭的时候至少是四个人，有大亮那个孩子在时总是很热闹。那晚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却是静静的。期间曹阿姨只跟我说了一句话，问我明天什么时候走。我没作声。我心里没想过要走，但我又不知道怎样跟她解释清楚。我记的那天晚上这个问题她共问了我三次，我都没能回答她。吃罢晚饭，天色已见黑。曹阿姨收拾完碗筷，可能是出去上厕所了，过了一会儿回来有些紧张的对我说她看见院外的墙根下停着一辆面包车，以前没见过。我听后走出去来到面包车跟前看了看，挺正常的一辆车，也感觉不出什么来。回屋后我没说什么，象往常一样，我们两个一起学完法，发完正念。已经很晚了，我就回到了我住的房间。照往常本应该睡觉了，但那天我丝毫没有困意，内心中反而有些莫名的兴奋。于是就转身来到屋外。

东北的农家院就是宽敞，两辆大卡车同时在这里调头都不成问题。这所大房子地基打的挺高，房前两尺来高的水泥平台又向前延伸了两米。我来到平台边坐下，望着远方明灭的灯光。十月的北方，已经开始入秋，深夜的空气散着丝丝凉意。我的心里很平静，但却越来越感觉到一波又一波难以名状的压力从四面八方向的虚空中向我聚来。我的思想中本能的开始念动师父的正法口诀，但状况似乎一点都没有减轻，强烈的压迫感几乎令我呼吸都很费力，那一刻似乎周围的空气都要凝固了，我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发着正念，就这样僵持着，僵持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感到压力渐渐开始消退，消退，直到最后消失。等我回到房间时才发现已经是过半夜了，疲劳的感觉开始袭来，我那时什么都不愿再去想了，倒在炕上就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已经天光大亮。我起身来到屋外，刚呼吸了两口早上的新鲜空气，就被一声清脆的汽车笛声打住，只见远远的大门外停下了两辆红色的出租车。我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微笑着信步来到了门口打开大门。胖姐透过车窗见到我后迫不及待的钻出车门，满脸歉疚的对我说：“紧着往回赶，就怕你们两个起大早走了。”“我根本就没想走”，我轻声说。她告诉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小李同修确实受到了邪恶的残酷折磨，但他一个字都没说。听后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多好的同修啊！

后来跟她们说起那天晚上的感受时，我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当时的状况。几天后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一篇关于发正念时所见的文章，其中用的一个词语使我感同身受，那一刻，真的就是正邪大战时的“短兵相接”。邪恶企图拆散这个资料点的阴谋破产了，但胖姐儿还是领着大亮回家了。资料点真的只剩下了我和曹阿姨两个人，然而资料的需求量却成倍的增加了，每天要印近两万张。最忙的时候我一个人同时开两台速印机。曹阿姨每天看着我来回穿梭于两台飞速旋转的机器之间就象看电影的快镜头，她在旁边负责分检整理，忙的跟不上趟。那时我们不知道印出的一车车资料都被运往何方，只是在后来离开这个地方之后才从外边的同修那里听说，那段时间这些真相资料几乎供遍整个辽西，甚至都出了山海关。

几年来，因为教技术，我几乎走遍了辽西各地，风风雨雨中有太多太多的经历和感慨。但唯有这两次让我感受颇深。在魔难面前不动心，这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但我们真能做到的时候，那就是不同。曾经在交流文章中多次看到一些同修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修炼要专一”时提到的那“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颇有微辞，认为他们在师父的正法面前还不动心如何的不应该。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我想我们应该从那段话的整体意思上去理解，而不是单单针对哪一句话或哪个词来认识。在我看来，相对于那么多在正法中被淘汰的高层生命来讲，这四、五个大觉者、大道已经是很好的了。因为旧宇宙整体的败坏变异，使得宇宙中的一切生命，即使是最高最后的那个生命，都无法真正的理解师父的正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救度，正法对他们的最低要求就是不要动，无论是正与负的生命，对正法所动任何一念都会对正法造成干扰，那么干扰正法的罪就会使他们“在劫难逃”。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在正法中更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其实，旧的势力因其智慧所限，它们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标准，也就是看大法弟子在魔难面前动不动心。仔细的回想回想，从迫害开始，一直到今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不都是由于大法弟子动了心促成的吗？如果我们都能做到师父所要求的“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美国中部法会讲法》）那这场迫害早就结束了。而要达到这一点，那也只有多学法、放下执著才能做到。不仅如此，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承担着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使命，所以责任和荣耀都是巨大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感受自身的荣耀的同时，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会更加精進，進一步发挥自己的所长，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以报师恩之万一。

谢谢大家！合十。

（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