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他任陕西周至县县尉时,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因为一块田地争论不休,最后跑到县衙打官司。赵乡绅把一条大鲤鱼的鱼肚中塞满了银子送到县衙,而李财主把一个大西瓜中也塞满银子送来。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吩咐次日公开审案。厅堂之上,张暗示:“我的理(鲤)长,我是愚(鱼)人”;赵暗示:“我的理大(西瓜),我是瓜(西瓜)人。”白居易怒拍堂木:“今天,先判你二人‘买衙贿官’之罪,每人重责四十大板!”然后,立即派人把他们行贿的鲤鱼和西瓜取来,当众抖出其中的银子,民众一片哗然。杖刑完毕,白居易喝斥道:“今日责打,就是要你们今后奉公守法,老实做人。这些行贿的银子,我看就用来救济贫苦百姓吧!”并当堂宣示:“自古衙门面向南,理在后边钱在先。本县改衙面向北,钱路堵衙理通天!”从此,白县尉清廉秉公,爱民如子的名气,很快在全县传开。
白居易任左拾遗(谏官)时,忠于职守,不畏权贵,他屡次上书唐宪宗,反对宦官专权、结党营私,批评腐败的吏治,指出宪宗皇帝的过失,反映人民疾苦。
河东节度使王锷大肆搜刮民财献给皇上邀功,唐宪宗决定提拔王锷为宰相,满朝文武多是敢怒不敢言,白居易却挺身而出进谏说:“王锷苛刻百姓,所得财宝献给皇上。今若授以宰相,天下人一定会说是因为他经常向您进献财物才当上宰相的。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岂不朝纲大乱。”宪宗虽然很欣赏白居易的才华,但见他屡次犯颜直谏,心中不满,又加上他得罪了宦官,于是贬他为地方官。
白居易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他被贬为江州司马,苏州、杭州刺史时,更是利用一切机会,为百姓谋福。他上书免除了受灾地区百姓的税赋并赈济灾民,所到之处,都有惠政留下。如在杭州任刺史时,白居易亲率州民修筑了西湖白沙堤,解决了当地的水旱灾害问题,并使沿堤的千亩农田得到灌溉。人们为了纪念其功德,将其所筑之堤命名为“白公堤”,就是如今西湖上的白堤。他离任时,百姓站满了运河两岸,官员和百姓哭喊着随船送行了十多里。他在《别州民》一诗中记下了这感人的场景:“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白居易严于律己,廉洁俭朴,始终如一。一次,他看到家中的两块石头,感到自己还是做了错事。原来,白居易到杭州天竺山时,在山上发现两片山石玲珑可爱,便顺手把它们带回家。现在想来,如果每个游人都象自己,带两片喜爱的石头下山,如此天长日久,天竺山将变成什么样子?自己认为没有带走杭州一丁点儿东西,难道这石头不是杭州的东西吗?他越想越不能原谅自己,悔恨万分,忍不住提起笔来,作了一首自我检讨的诗:“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为两片石头自责,其为官之清白,令人感佩。
白居易因政绩斐然,后被任为刑部侍郎、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等。他执法如山,为民伸冤,深受百姓拥戴,真正做到了“官清民自安”。
他一生写下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抒发报国之志的诗篇,与李白、杜甫同被誉为中国诗坛的三大巨星,成为享誉全世界的文化名人。白居易认为,诗歌必须担负起“补察时政”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地。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才能写出有感染力的诗歌。他的诗连不识字的老妪、儿童都能听懂,赢得了广泛的读者。据说他每写一诗,必对老妪读之,老人不明白就改写,被传为诗坛佳话。
“上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是不会偏袒任何人的,是福是祸,完全在于自己的品行;净化心灵,修身养德,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而为官者,则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官者品德高尚,方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恪尽职守,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