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佳木斯铁路分局干部自述七年来遭迫害经历（图）

【明慧网2006年7月14日】我叫马学俊，原是佳木斯铁路分局的副处级干部，曾担任佳木斯铁路水电段段长、分局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老干部部副部长等职，也曾是副分局级的预职干部。从农村通过上学，由一个农民、工人、到分局副处级干部，没有钱没有人，全靠自己辛勤的汗水、泪水熬出来的。也正是在人生的旅途的争斗中获得一个个荣誉、地位的同时，各种疾病不期而遇，最严重的是我在1985年患上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在铁路医院输血时，又输上乙型肝炎。虽然在当时有所缓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艰辛，在1993年时，已达到全靠药物维持，医院医生都是一样的说法：少干活，少感冒，适度营养，感觉不好赶快来住院。铁路医院的传染科的主任告诉我：“小马呀，你就是我们医院的常客了，这一张床（值班床）就给你准备着》”一次疗程5000多元，我真的尝到了什么叫生不如死。

修炼大法后身心快乐的马学俊

被迫害后的马学俊（2003年底照片）

1994年9月的一天我修炼法轮大法了。一个多种疾病缠身，靠药维持生命、朝不保夕的我，修大法后，所有疾病一扫而光，包括顽固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和乙型肝炎；同时“真、善、忍”法理归正了我已随世风日下的道德准则。自己应分得的处级干部住宅让给了同事；年终奖和奖金，有关部门发给了我，我分给了我的部下。我时时处处用“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

然而，1999年江氏集团开始迫害大法修炼者，七年来我曾遭四次绑架，最后一次被非法判刑十二年，并被迫害致残，生命垂危时被用担架抬送回家。

一、初次认识公安局和警察

1999年4月25日由于天津大法学员被抓，同修一部大法的修炼者都到北京上访，我也去了北京。由于去晚了没到天安门，第二天听去过天安门的同修讲，由于当时的总理出面接待，事情已解决了。

事后佳木斯市公安局的陈万友，把我们去北京的都叫到公安局，做了询问。我觉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向政府领导表达我们修炼后的身心体会，为国家负责，为社会负责的心意，没什么可隐晦的，就如实的把我知道的和我所经历的都讲了；当时还希望市公安局应负责的把群众的意见，炼功人要求有一个合法炼功环境的希望，向有关部门反映。

当时的陈万友也说：“我们就是管这个的，对你们法轮功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明察暗访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而且觉得确实是功法很好，很多人炼功都受益了，而且炼功的年岁大的多，身体有病的多，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然早就限制你们了。”同时他也讲：问题就是炼的人太多了，共产党就怕人多。

从那以后，我们就与市公安局打上了交道。1999年7月20日早上3点多钟，陈万友来我家把我用车接到公安局，先后被找去了我们六、七位，把我们软禁了一天，告诉我们晚上看新闻联播。事后才知道，当时他们已经有内部通知要播放诽谤大法的新闻，才把我们找去，但当晚没有播放，看完新闻后让我们回家了

二、市公安局滥用职权非法任意抓人

1999年7月21日下午，我正在单位上班，陈万友来单位找我，说公安局局长李运阳找我唠一唠。到了市公安局，我一直没有见到李局长，可我的行动却被监视起来了，去厕所有人跟着，晚上也不准我回家。

第二天早上，陈万友等三名警察把我绑架到佳市看守所，并告诉我被行政拘留15天。我问陈万友为什么？他说：你先委屈几天吧，各地法轮功（学员）都进京上访。就这样，我被非法拘留了。第二天下午，我听到了看守所的广播播发了央视新闻，更深重的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在这次关押期间，市公安局陈万友、高志伦、郑成林等多次非法提审，见我态度坚决，就以开除工职、判刑相威胁。大概是7月26、27日的一天，突然将我从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到刑号后，号长说给我洗澡，让另一个刑事犯浇了我二十多盆凉水，是刚从深水井水管里放出来的水，冰的刺骨头，一般人浇几盆就被冰的犯肾炎了；凉的我一直颤抖了两个多小时。晚上一说休息，各人都去找自己的位置，几个大马牙子（有钱、有干警关照的人）各占一个铺位，剩下的18个人挤在一起，不安排我睡觉的位置。我问我睡在哪里？一个大马牙子说：你看哪有缝就往里扎。我一看也没有缝，我说我不睡了，一个大马牙子还骂了我。七、八月份炎热的天气的不说，就挤在一起连喘气都难。

从我到刑号那天起，每天由市公安局、市委、政法委、宣传部、电视台、铁路公安分局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迫害小组来向我施压。他们不让我讲修大法身心受益的体会，强制让我说谎，当时最邪恶的是市政法书记高某某，诽谤大法和师父，用威胁等手段向我施压，叫喊着：你必须说你的病不是炼法轮功炼好的，你就说是吃药吃好的，你把房子让给别人那是党员应该做的。

我说：如果我不炼，我不会让房的，我们的分局领导都在这，你问一问他们，就机关的副处级干部二、三十人，让房子的就我自己，而且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无论我怎么说，他们就象疯了一样，就这样我每天精神上的压力，超出我身体上的承受。后来我才知道，刑犯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或上厕所不给我手纸都是他们有意安排的一种迫害形式。

就在我面临巨大压力无法解脱之时，有一天一个姓杨的部长说了这样一句话：“老马呀，你炼功受益了，这我们承认，可是目前的形势叫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服从硬道理，换句话说：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我也回想起来共产邪党搞的历次运动，有这么一个人能理解我，因此在这样的威逼、高压下，身心遭受难以承受的迫害的同时，我开始同意他们说回家去炼功的说法。做了我一生，特别是我修炼以来最痛心的一件事，说了违背自己良心话。8月8日我从佳市看守所被放回家。

回家后，迫害还没有结束，铁路分局政法委书记王子习（后来患肝癌死亡）又找我们几个写所谓的检查。

三、欺骗、敲诈，绑架拘留我5个月

1999年9月9日，我接了两个同修给我挂的电话，晚上7点多我从外面回来，看见市公安局的陈万友与另一位年轻的警察在我家门口站着，我问他们来干啥，陈万友说：听说你家开会，我俩奉局长命令来看一看，我说我去了我妹妹家，家里没人。开门进屋后，陈万友一看确实没人，就挂电话，收起电话后说：李局长请你去唠一唠。我说：你们尽干坏事，我不能去。陈万友说：我保证你安全回来。我说你上次就是这样保证的，他说：上次我说了不算，这次绝对不能对不起你，就这样把我骗到公安局。

见到主管副局长李运阳，市政委高书记，李问：都谁和你联系了？我说我只是接了两个电话。高说：这就是联系。我说：我家安电话就是用的，我接电话犯什么法。我再说什么，他们也不听。

他们两个起身出去后，陈万友说：“局长说了，还得把你送进去几天，我也知道不合理，我们说了也不算，我争取一个星期就把你弄出来。”在填写拘留票子时他们研究了好半天，最后给我安了一个“搅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非法拘留了我。

在非法拘留期间，我被染上疥疮，疼痒起来钻心的难受，睡不着觉。我在痛苦中煎熬了近五个月，直到过中国新年的前一天让在我保证不准进京、不上访的条子上签了字才放我回家，这一次被非法关押了只差8天就5个月。

刚到家的第二天晚上，集贤县太平镇的恶党书记，带一帮恶警在顺和派出所的带领下，来砸我家的门。说我妹妹等几个人进京了，非要我把人交出来，还想把我带到集贤县做人质。当夜我和爱人一起被绑架到顺和派出所拘留了一夜，第二天在单位担保的前提下，才放我们回家。家人、单位领导除了交1000多元生活费外，为感谢市局请吃、送礼共花掉3000多元。陈万友独得1000元说是保金。

四、正当上访，被非法劳教三年

2000年6月之前的几个月我多次写信，找市公安局、我们单位的领导，希望他们这些公仆能真正为民做主，向上反映炼功人学功后身体健康，更好为社会服务的真实情况。可他们都说：中央已做出了决定，我们也只能是服从，我们不能违抗。我说：这样看来我们炼功人只有自己直接上书向国家领导反映情况了，他们威胁我说：“你要去的话，你也能知道是什么结局，后果自负。”

经过了一番思考后，2000年6月12日我乘车去了北京上访。13日在“两办”信访办门口已布满各地警察，所有为法轮功上访的，不等说话，就被拦截，信访办成了抓人办。

无奈之下我走上了天安门，同修给了我一个条幅，我打出“法轮大法好”横幅，意在直接向国家领导人反映实情，当即被天安门派出所绑架，并被佳木斯驻北京的警察绑架到佳木斯驻京办事处，他们花50元钱买了一副手铐，将我扣在床上。一个警察告诉我：我花了300元钱把你买出来了，这样你不占佳木斯的指标。他们还说：山东来的人最多，但人家都花钱买回去了，连天安门的依维柯客车都是山东给买的。

在北京办事处我被关押了一天一夜，6月14日被佳木斯市铁路分局去的人绑架回佳木斯，佳木斯市的警察向我单位的人要了1000元钱，说是往出买我的钱。这样他们从中又贪占700元。回到佳木斯后，市局的警察怕我的绝食抗议带来影响，将我非法关押在铁路看守所。7月25日我被非法劳教三年。

在佳木斯市西格木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吃的是发霉面做的发糕，看不见一滴油的菜汤，卫生条件极差，多次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和电视。所长赵××、副所长侯××、教育科长刘贵范、转化队长林××等多次做我的转化工作。由于我拒绝转化，被单独关押近两个月。几位大法弟子不转化的，被长期关押在集训大队。由于缺少正常的修炼环境，加之生活环境的恶劣，我出现经常性的腹泻，最后下肢开始麻木，逐渐失去知觉，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放我，于是，我开始绝食抗议，2001年12月5日被保外就医，佳木斯劳教所的两位管理科长将我送回家。
　
五、遭受酷刑致残，在认定我已经不行了的前提下，把奄奄一息的我抬送回家

2001年12月我被从劳教所释放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我的身体得以快速恢复。2002年4月佳木斯顺和派出所所长牟永平带领一帮警察来敲我家的门。在此之前已有几位象我一样被保外的同修再次被绑架。

为了躲避邪恶迫害，我和爱人一起离开了家。后来市局公开悬赏通缉我，市610、公安局向我所在单位施加压力，他们把抓捕我与单位领导的政绩挂钩。我的家多次被市公安局、顺和派出所、铁路分局公安分处等多个不法部门随意用万能钥匙打开。每来一次都要进行一次扫荡。师尊的法像被抄走，我家的大小两台电视、VCD机、炼功用的坐垫等物品都被抄走，就连我家的万年历、两个老板杯也被洗劫。

据女儿讲，有一次铁路公安分处半夜来抄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不满20岁女儿一人在家。恶警用万能钥匙将门打开，一个胖恶警叫喊着非让在睡梦中刚刚被惊醒的女儿起床下地，两个恶警在女儿只穿一件内衣的情况下强行搜身，其实质就是耍流氓。从那时起，我女儿一听警车叫，一看见警察就心跳得不行，一直到现在身体一直不好。　　　　　　　　　　

还有一次我妈妈和我叔家的一个妹妹在我家，市里公安局王化民等恶警来冒充邻居来敲门，我女儿刚一开门，他们就窜了进来，在一阵翻找之后，强行把我妹妹（也修炼）带走，并非法判劳教二年。

我的父母家、弟妹家、岳母家等亲属家都经常被市局和铁路警察骚扰。

2002年12月12日我去原租房屋退房时，被早已在此蹲坑的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的王凤君、栗祥国（已患肝癌晚期）等恶警绑架，随即将我交给了佳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树卿、国保大队教导员陈万友、国保大队长陈永德，还有高志伦、张东辉、东风公安分局等多名恶警对我使用酷刑迫害。

当天下午他们将我关进佳市看守所的一个会议室，恶警张东辉扯着我的耳朵给我照像。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逼问我住在哪里了，与谁联系，离家这段时间都干了些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走到哪里都是在做好人，与我联系的也都是好人。”

傍晚，副局长李树卿带来一帮恶警，问我：“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他们是东风分局刑警队的，你知道刑警队是干什么的吗？再顽固的刑事犯的嘴都能给撬开，你还是说吧。”我没有说话。

晚上以恶警张东辉、高志伦、某某某为首的一群恶警开始迫害我。他们将我的头蒙住，用背铐的方式将我吊起，只有脚尖接近地面，为了防止我的脚抬起，他们踩住脚镣子，把我的身体抻直，由于神经被阻断，两只手开始象火烧一样的疼痛，一会两只手就失去了知觉。

每隔一两分钟恶警就摇一下我的手，说是怕神经坏死，其实是故意的，因为每次摇动我，我都会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在背扣吊挂的过程中，每两、三分钟就在我的胸口打一拳，每一拳下去，感觉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在吊扣的过程中，他们还用铁棒从小腿向上一直到大腿，不停的抽打。恶警还将我的几个手指向外硬掰或向内挤压，致使我右手无名指落下了残疾。恶警们把我的腰用椅子的背顶住，一边向下摁我的两肩，一边摁我的两条腿，说是给我直罗锅……

就这样多次将我迫害的晕死过去，醒来后继续迫害。两天两夜没让我合眼，只要有一点空闲，刚一闭眼，恶警就上去一脚。后来我的两只脚的指甲全部脱落，恶警们分成三班轮番迫害直到迫害的我已不能站立，下肢肿胀，失去知觉。原定的七天七夜的迫害两天两夜后，没有经过看守所的医生检查身体，由两个恶警架着将我拖进号中。当时我一直绝食绝水抗议。看守所将我扣在地板上，天天给我注射不明药物。

十几天以后，佳市公安局又再次对我实施迫害。他们以提外审的方式将我绑架到前进公安分局的顺和刑警中队，又是用三班恶警轮番迫害的方式不让我睡觉，这次迫害的第二天晚上，副局长李树卿带领陈友德、陈万友、张东辉、王化民等恶警，都喝的醉醺醺的。首先是李树卿拿起一尊佛像往我脸上挫，见我不动，王化民、张东辉等轮番的用装满水的大饮料瓶子往我头上打，后来还把瓶子的水，浇到我的头上和身上，他们每个人满嘴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李树卿局长威胁我说：不怕你不说，我们只要笔头一歪歪，照样判你10年、20年的。他们迫害我两天两夜后，又将我拖回看守所。

2003年3月份，市局张东辉非法提审我，向我念了非法起诉书，在没有任何人证、物证的情况下，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4月份，东风区法院在佳木斯看守所的一个提审室的小屋里开庭，怕我的家人参加，没敢告诉我家人准确日期。

开庭那天，在公诉人念证人证词时，所有的证人几乎都证实与我没有关系，在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制造了一些伪证，对我非法判刑12年。紧接着我提出上诉。市中级法院去了之后，问我你还炼不炼了，我说我为啥不炼？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如果你不改变，我们什么都不用看。象你这样够级的，说什么都没有用。”

2003年7月，佳木斯看守所将我非法投入黑龙江香兰监狱，因检查身体不合格又被返送回佳木斯看守所。有一次看守所强迫我穿囚服，我不穿，科长王映辉叫来恶警、恶人将我从大字形钉在板铺上。我绝食绝水抗议，第五天恶医顾某某强行给我灌食时，用开口器将我的门牙撬掉两颗，当时就吐出一颗，不几天被撬倒的那一颗牙也掉了，并将我的两侧大牙全都捏松动，后来陆续掉下8颗大牙。

2003年10月份我已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佳木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610等部门不顾我的生死，每天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直到12月，我已被迫害卧床3个月了，半昏迷状态，体重只60多斤，心率在130余次，下肢骨节僵死，他们还在逼我的亲属交保险金。直到12月25日，我开始间歇性手脚痉挛，神志不清，12月28日他们害怕我死了有责任，将我用车送到家，用担架抬着放到屋里就不管了。

六、用骚扰、监控，经济截断等方式继续迫害

我回家后，市公安局、东风区法院、前进区办事处、顺和派出所、小区居委会，以看望我为名，不断的上门骚扰。

爱人不停的给我念大法书，同修及一些善良的邻居在生活上关心，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由于我被开除公职，全家三口以爱人的每月300元的退休金生活。我爱人多次找有关部门，要求为我检查身体，要求各政府部门帮助解决在生活上难题，虽然很多都表示同情，但没有办一件实事。

2004年7月份，佳木斯看守所医生黄××、警察孙连生，还有几个刑事犯人，找到我家，要抬我去检查身体。因检查费用过高，一连转了两个医院。在医学院只在外科进行了检查确定下肢僵死。无自理能力后，就说检查完了，黄医生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别的不用检查了。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不是为了关心我，而是看我是不是好了，再进行迫害。就这样我又被抬送回家，这一次折腾，我又痛苦了多日。

2004年8月，我家因交不起电费被我原来工作过的单位，佳木斯铁路水电段彻底断电了。我曾在工作过的铁路水电段担任四年副段长、段长，曾主管电力。我从来没难为过谁，在水电段我是被全段职工公认的最廉洁的领导，职代会评分也是最高的。现在我却因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被迫害的没了工作交不起电费，而被断电至今。

2005年10月，佳市公安局动用警力和监控设备，对我家的来人进行监控盘查。女儿的对象也被跟踪，致使关心我家生活的好心人不敢登门，生活一度十分艰难。这真是在实施江氏集团的“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的邪恶迫害手段。

七、全家炼功，人人受益，个个遭受邪党迫害

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父母、伯父母、叔婶（都70多岁）弟妹等20多人都被抓进集贤县看守所。

我爱人闯静原患有子宫肌瘤，修大法后已经痊愈。这几年中她曾四次被绑架，其中三次被非法关押，两次被判非法劳教，最后一次被迫害患上子宫癌，在骨瘦如柴的情况下才被保外就医。

母亲修炼前曾患有肺心病，类风湿等多种疾病，修炼后所有疾病一扫而光，那一次被非法关押两个月，被迫害的出现了全身痉挛，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才不得不放人，其他人都是交了2000元保证金才被放回家。母亲因家里人都遭迫害，精神极度紧张，现已双目失明。

父亲在妹夫被劳教后，70多岁的老人承担起全部家庭负担，包括种两垧多地。

大妹夫是乡村医生，修大法后的他的好人品远近闻名，却被集贤县610，看守所，绥化劳教所迫害的出现癫痫病的症状，由于不能行医，家里两个上高中的孩子面临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二妹夫也因修大法被非法劳教，在佳木斯劳教所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生命垂危时才被放回。

岳母本来因我的岳父是在文革时期被迫害致死的阴影还没消除，这一次又整天为我们担惊受怕，因突发心脏病而死，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和我的大姨姐说：“我最担心的是你老妹子他们，也不知啥时是个头。”

这些年我们被迫害的一无所有，女儿去年在农村找了一个家境贫困的对象，结婚时，只在我家拿了几床旧被褥，几双碗筷，没有一件新家具，没有一件新家电，没举行任何仪式。

她妈妈问：“亮亮啊，爸爸妈妈修大法遭迫害，这几年已没有能力帮你了。当你看到人家的孩子穿的戴的都比你好，你恨不恨爸爸妈妈？”女儿说：“我不恨。我知道如果爸爸妈妈不修大法，我可能早就没有了爸爸妈妈，成了孤儿了，说不定还不如现在呢。”

八、呼唤良知正义

在我得法前重病在身时，医生已经给我的生命划了句号，是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在我生命再次出现危机时，又是大法挽救了我。

我用生命为代价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我写下我所遭受的迫害，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分清是非善恶，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