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实和圆容大法是我的责任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的老师向我们几个同学说她见过大佛，参加过大佛办的讲法班，教她一种非常神妙的功法――法轮功功法。她还说：“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学生，我把法轮功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学，好好炼。”就这样，她把法轮功介绍给了我们。因为当时我还小，只有13岁，不知道是佛法修炼，也没太在意用心去学，但心总是放不下。一九九五年，我的父母都修炼了大法。当时我处于毕业之际，我毕业以后专心修了大法。
那几年，我每天都学法炼功和背书，有时帮父亲干点零活。我父亲很忙，白天外出干活，料理家务，经营牲畜，做饭，有时间就去弘法，做大法工作，白天很少看书。看书炼功大部分都在夜间完成。
九九年“720”期间，邪恶势力对我家進行猖狂骚扰和迫害，接连不断地到我家翻箱倒柜要书和大法资料。邪恶之徒不叫我们炼功，到处撵我们。“720”那天我参加了市政府门前证实大法的活动。7月22日，我准备去北京护法，因当时没伴同行，我自己到了市政府讲真相证实法，后来我又到乡政府、派出所讲真象。那时候，我本想做些证实大法的事，可是，我父亲总觉得我太小，不安排我去做。七月二十五日，邪恶很多人再次闯進我的家，抄走了很多大法的书、资料，连我父亲写的字都抢去了，并抓了他。同年九月份又抓了他。十一月又抓了他一次。
2000年6月份邪恶之徒到我家绑架了我和我父亲等10余人，当天晚上把我父亲还有一位同修送進了拘留所。那天我向它们讲真相，晚上放了我和七位同修，有几个同修被罚了款。6月下旬邪恶之徒又到我家翻箱倒柜找东西，当时我把《转法轮》护了下来。后来它们绑架了我到拘留所，在我父子不在的情况下，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的书。在拘留所期间，邪恶之徒看我人小，打我、骂我、撕坏了我的衣服，妄图用威胁手段把我吓住，叫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但不管它们用什么手段，我就是不妥协，最后他们无条件把我放了并用车送回了家。
2000年9月，我又去了乡政府证实法，讲真象，恶徒们不但不听，而且说我是反革命，要枪毙我。我回到家后，我父亲说再不要去了。第二天，我们父子在邪恶层层包围和五六道关卡下，摆脱了困境走了出来，徒步進京证实大法，同年10月份我又单独徒步去了北京。四天的时间，我没吃一点东西，因身上分文没有。父亲不知道我去北京，当时在我脑海里就知道护法，证实法，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有大法在，我什么都不怕，证实大法是我的责任。我在师父的保护下，神奇般的走到了天安门证实了大法，在广场被抓捕。后来据我父亲讲，我走那天起，当地政府，公安部门，出动了三十多人，三辆轿车追我，搜捕我，两辆進京追下去，但一直没有追着我。在被当地派出所和政府人员带回的时候，他们发疯似的殴打了我，打完后，把我关進拘留所，后又送進教养院，不叫我和家人见面。在教养院期间，恶警指使犯人和犹大打我，踢我，威逼我，叫我做喷气式（一种刑罚）一连做了21天，又连站三天三夜，后来一个被洗脑后误入歧途的人看我年龄太小（当时十八岁）把我弄到宽管队里（那个人是当时带班的），2002年2月末，我被无条件放出。
2002年3月份刚刚被放出的我再次向政府部门，派出所讲真象之后，我单独徒步進了北京。五天未進食，行程八百里，因在天安门静坐被抓捕。在北京狱中遭受了非人折磨。他们把我打得晕死过去扔到臭水沟里，妄图逃避责任一了了之。后因我苏醒过来，被当地政府部门接回，又毒打一顿，它们把我打的浑身是伤，不能动弹，关進拘留所，封闭消息，不准家人看我，关押三个月后，伤势稍好一些时候送進了教养院，这时我父亲也被摧残后送進了教养院，这次他们把我们父子弄到外役大队去强劳，受犯人的打骂，叫我们喝毒药，不喝就打，犯人百般刁难我们，有时一天扫八遍地，后来调到了专管大队。2004年3月我又因绝食，被关進小号，数日滴水未進，正念闯出魔窟。
在狱中三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得到一次探亲，没见到一次在家的亲人，除了父亲同我一起受刑外，再也没有一个亲属看过我，通过信。同时我家中仍然遭受着迫害。
十年的修炼，使我体悟到，做为大法弟子，不仅仅是修炼好自己，更重要的是应该慈悲于众生，救度于众生。我悟到，圆容大法就是叫有缘人都能得法，叫众生都能得度，自己得法以后，应该回报大法，助师世间行。不但自己知道法好，也叫众生都知道法好。我的生命是师父与大法给的，我要对得起师父与大法。我为众生而修炼。我应对得起众生。保护大法，圆容大法，救度众生而修炼，我应对得起众生，保护大法，圆容大法，救度众生是我的神圣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