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正法修炼之路

【明慧网2004年10月27日】我是1999年2月16日喜得大法的。当我读完《转法轮》时，一下明白了这就是我苦苦找寻十几年的——这是真正的法、真正的修炼！可找到了！ 在这种心情下，我没白没黑的抓紧一切时间学法， 甚至半夜醒来时也学，实在困得不行了再睡。十几天的时间就把所有的师父著作读一遍。

99年6月份读了师父的《我的一点感想》后，为师父的安危流了泪，预感到严酷的现实不远了，但自己下决心无论将来环境多么险恶都要坚修到底！

四个月的学法修炼，我深深的知道法是什么、法给予了我什么！我署名写信给中宣部反映大法的真实情况。写信后带来的后果都想到了，我从大法中受益，就应该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

99年“7.20”镇压开始了，7月21、22日我去省政府信访办，没有政府官员听你说什么，只是大量的公安、武警抓人，一片白色恐怖。23、24日早晨我照常去公园炼功。

无处说理怎么办？24日，在市政府附近有一名功友说北京有很多大法弟子，对！上北京说理去。这时想：丈夫、孩子、单位怎么办？去了有可能被抓……但是我想师父在讲法中说过替我们消业，我悟到：什么是替我们消业呀？那是替我们偿还一世一世我们欠的命啊！我没有见过师父，师父没要我一分钱，我的病都好了，遵照大法的法理做，家庭和睦、生活幸福，我们受益于大法，当大法遭难时，我们不该说句公道话吗？！常人还讲受人一饭之恩当以万担相报呢。25日我与功友一同進京，火车上盘查的很紧，专查带东西少的、只身来的，由于我们的正念：一定要到北京，什么也阻挡不了，顺利到达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知道了，信访办不是接待来访的地方，是北京和各地公安抓人的地方，无处反映情况。漫山遍野的大法弟子（十万、八万，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天天去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天气有40多度，很热。大家切磋怎么办，在这没有百姓说理的地方，回家更没有说理的地方，那么就在这等待机会反映情况。我们住在前门附近，同屋住的一功友领着孩子（小学生），她说她们一家三口来的，到信访办一看不让说理，就是抓人，就到天安门广场三人一起打坐，丈夫被抓走了，把她们娘俩撵走了。旅店费每天20多元，我与功友住了十天就到外面住了。天当被，地上铺两张报纸当床，马路边、大树下、公园里、车站外边的地上等处都睡过觉，晚上睡得晚，因为有便衣、警察等，早晨起得早，一是防警察，二是有时冻得睡不着。吃的也很简单，有时一天背几个馒头、一袋咸菜就是一天的伙食。买一瓶矿泉水，目地是要瓶子，经常是花几角钱上厕所，顺便把空瓶子灌满水，晚上睡觉这瓶子还是枕头。最糟糕的是下雨天没有干的地方睡觉，有一天我与功友从下午四点钟在外面一直走到半夜十一点也没有看到一块干爽的地方可躺下。天气40多度，没有地方换衣服，没有地方洗衣服，洗完也没地方晾。后来在马路边上找到一个厕所，厕所的地上有一根直上直下的水管，管上有个阀门，一打开，水朝上淌，可以解决洗衣、洗澡的问题。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厕所，有时也找个工地洗。

来北京证实法的成千上万大法弟子有男有女，有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孩童，各行各业都有。为了证实法，停留在北京，24小时在外面。在天安门广场碰到潍坊来的几名功友，他们（她们）是从潍坊骑自行车到天津，（因为潍坊火车站、汽车站拦截）刚出来的那天夜间，走在路上，有一功友自行车出了点小毛病，停下修车，别人慢慢往前骑，这时来了一骑摩托的人，围着他转三圈，他害怕了扔下自行车就跑，被抓。其他人没有被吓住，继续往天津方向走。白天防备警察少走路，晚上骑一宿，几天后到天津，没有时间把自行车卖了，只好扔下，坐汽车去北京。在天津遇到盘查，他们正念闯过，艰难的到达北京，他们的脸不仅晒得黑，而且已经曝皮。有很多女同修带着几个月、几岁大的孩子，孩子要吃、要睡，半夜说；“妈妈我冷！”有的弟子已身无分文，她们比其他只身来的功友不知要难多少倍！但是留在北京的大法弟子每一个人经过理性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师父是正的、大法是正的。我们要反映真实情况。因为宇宙大法是正的，才有这样的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为大法而舍身上访，留下他们伟大的威德。

8月11日半夜11点在长安街的地下通道里，有二十多人睡觉时被保安叫起、撵走。半夜被抓、被叫起是常事。我与七、八个功友往东走了有几里地躺下睡了。凌晨两点钟，来了三名警察将我们叫起，翻兜子、并有侮辱我们的语言。从小到大没有体会到被侮辱的滋味，泪水流了下来，但我很快冷静下来，向警察讲：我们为什么来北京：大法是正的，我们相信政府、把领导当作父母官才来反映真实情况的，希望能正确对待法轮功。警察说：“你们师父出了那么多盗版书敛财”，我说，“正式出版的著作，我们师父是按照国家规定拿的稿费，不存在敛财的问题；至于说盗版书，国家都没有拿到税收，我们师父更没有拿到稿费，这是国家有关部门管理不善造成的，与我师父没有关系。”警察又问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回答，警察态度越来越好，最后他说：“你们趁着身上还有钱回家吧，好好照顾丈夫孩子。”然后放了我们。这是大法弟子心正的结果，也是大法弟子正人心的结果：警察明白了谁是谁非。

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被抓，每天也都有弟子正念闯出，那时大家还不知道使用神通，更不知道如何用，但被抓后的正念显出了神迹。

在北京的考验是方方面面的。有一天我看到了丈夫、孩子有病了，正在打吊瓶。心里异常的难过。单位那边也捎来了口信：说我携款跑了。因为我手里有单位的上百万元钱的支票与几十万元的现金存折，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不会动任何人的一厘钱。我的生命是大法给的，没有炼功前，疾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炼上功几天就好了，使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工作、生活，在大法遭难时我不能站出来，我还是个人吗？将来有一天丈夫孩子、单位一定会理解的。

8月末我与几名功友被抓，被关到驻京办事处，9月1日踏上了回当地的火车，警察将我们关在了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衔接处，此地窄小、又冷又脏、下边还冒风、还颠簸，还得小心火车开起来别夹着，衔接处两面通向车厢的门时刻关着，警察在门那边看者，两边的门一关，使人上不来气。

到当地公安分局后，逼迫写保证书，否则拘留。经过几天的折腾，人过度的疲劳，大头沉，眼睛强睁着。公安局逼迫写公安部的“六不准”，单位的领导、我丈夫都来了，看着丈夫又黑又瘦憔悴的脸，我心里很难过，僵持约一小时，我没有把握好，写了不参加炼功等等，这样才允许丈夫把我接走。在单位也写了不炼了的保证。回来之后，痛悔已极，生不如死，我与婆母说：这样回到家你们很高兴，可是真我已死，回来的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十多天法不学、功不炼，打不起精神来，虽生尤死。但后来我发现身体有能量流动，啊，师父还在管我：给我灌顶，这时我下决心好好修，多学法，遇事尽量站在法上。

10月27日，大法被非法的定为×教，当夜我一人踏上了進京的列车，用最纯净的心证实法，被抓后送回当地公安局。在北京火车站一走一过上车时听到警察说到：江苏有四百多法轮功今晚被送回。这回就是死也要站在法上，决不写什么保证书。公安局长在送我去拘留所前又问我：你如果现在说不炼了就放你！我看着他，坚定的摇摇头。

拘留所关了一百多个大法弟子，天天八、九点钟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就来提审。先是听到喊叫声：“还练不练了？”答：“炼！”接着听到的就是劈里啪啦的打人声与惨叫声交织在一起，听到这心就咚咚的跳，直想上厕所。一周后，我问自己：到底怕什么？大法正、大法好，我一定要坚定到底！这样想就不怕了。当警察提审时我都站在法上回答。警察问：“练不练了？”答：“炼！”问：“还上不上北京了？”答：“只要有对我师父、大法有不好的东西出台，肯定去！”警察气得给我报了劳教，上边没批。当你放下生死，站在卫护法上的时候，他们说了不算。这一关过去了，但是上班后，领导在全员大会上批判我，同事们躲着我，不安排工作，叫我反省。企图用这种方式逼迫我与大法决裂。回家后通过天天学法，知道自己没有错，坚持真理是我应该做的。

2000年2月，我们系统有几名功友進京上访，领导怕别人也去，就把我与其他三名功友强行绑架到离市区有几十里地的乡镇一所空房子里，一对一的24小时看着，直到“两会”结束那天，用车将我们拉回单位，一一过筛子——叫到局长室，逼迫我们写是要“法轮功”还是要“工作”，如果要“法轮功”就得写“辞职书”，被逼无奈，我写了“要法轮功，自动辞职” 。 回到家，丈夫知道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把我哥也找来了，想一切办法让我重新写。对于常人来说工作没了意味着什么？我理解丈夫的心情，但是从法理上我深深的明白：任何压力都是考验对法坚定与否。丈夫问我：“大法与我，哪个重要？”我回答：“都重要！”他说：“那咱们离婚吧！”我答：“我炼功没犯法，如果你觉得受牵连的话，那我同意。”半个月的时间天天说这事，有的时候单位给他假回家与我说这事，这半个月的时间，象几十年一样漫长，心在受着煎熬，但我知道大法是正的，为了大法一定会坚定到底。看到丈夫痛苦的样子，我也非常难过。

后来我想，领导有什么权利叫我们“辞职”？辞职应该是自愿的，可我们是被逼迫的，就去找领导要表态那张纸，她不给。我又与其他同修找上一级领导，反映我们的修炼情况与被逼迫写“辞职”一事。约2000年4月19日，单位的张书记口头通知我：“开除公职，留职察看一年，不给开支，每月给200元生活费，不安排工作。”没有给我任何文字的东西。丈夫、孩子与我承受着精神上、经济上的迫害。单位的同事尽量不接触我。但是通过每天的学法，我没有向邪恶妥协，坚定的走了过来。不同层次的法理流入我的心田，虽苦也甜。

2000年11月初，我第三次進京正法。被抓后由于自己心纯净，没有丝毫的怕心、没有人的观念，警察将我放了。

2001年1月21日，在单位，张书记骗我说：“政法委找你谈话”，他将我领到政法委。政法委、警察、单位将我强行绑架到市“洗脑班”。洗脑班有一百多人，可是在这的公安、武警的人数比大法弟子还多。上午警察将我叫到办公室，让写“保证书”，我不写。晚上，警察又将我叫出去，一看丈夫来了，我还是不写。僵持一阵子，我还是在丈夫写的“保证书”上签了我的名字，铸成了抹不去的错！我不写让他写，这是变异人的观念，这是在害他呀！写保证书是在向邪恶妥协。

2001年5月，单位伙同公安来到我家，强行绑架我去“洗脑班”，我与他们讲理：“公民有信仰权利，你们这么做是犯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坚决不配合，使他们没有得逞。

2001年8月，因我一直不“决裂”[即文革中的“划清界限”]，公安分局和单位送我去“劳教”，我坚决不配合。它们就强行将我抬上车，送到吉林省女子劳教所（黑嘴子劳教所），将我放在地上，警察用脚踩我的手指来回碾并说：“抽可不是象你那样嘴吐白沫子”，看到我丈夫在盯着他，别的警察就说“家属在这呢”，劳教所在我身体不合格的情况下将我收下。送我的警察叫我签字，我不签。把我抬到大队的大门里，他们就走了。过来一女管教，往我嘴里塞了“救心丸”后，一会来了揪住头发就是一顿踢，过一会又是一顿踢。進到小队在床上躺了一会下地后，一帮恶人抽冷子上来狠命的掐我，疼的我要断了气。晚上逼我写“保证书”，我坚决不写，她们就罚站到后半夜两点，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一帮恶人天天围着你车轱辘战术做“转化”工作，采取各种方式逼你“转化”，邪恶已极！每天都有被“转化”的。我的身体更糟糕了，心脏病更严重了。从我進到劳教所的第三天就打吊瓶，卫生所的所长郭旭说：“你写‘决裂书’，就放你回家，手续我给你办”。实际情况是病太重了，怕死在劳教所。我想：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出去，不能出卖大法而出去，人不能从狗洞里爬出！决裂出去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生命为修炼而来！

大概是9月初，在卫生所看到了马所长，她要我转化，然后放我，我告诉她：大法如何好，我师父救了多少人，大法洪传全世界！她说：“劳教所转化率百分之99点几”，我回答：“全世界都转化了我也不转化！”

大概是9月中旬，管教让人拿加期单子让我们没有决裂的人签字，我不签：因为修炼没有罪，你给我加期，我可不能给我自己加期。一会管教来了，呜嗷骂一顿，我丝毫未动心。后来有人拿来加期单子说：“你签字，写‘不同意’也行”，我写了“不同意。”以后加期的单子就再也没有我的。

9月29日上午，管教因我不背《所规所纪》骂我，我告诉她：“我不是犯人，所以不背，《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权利。”下午，恶人让背“十一”宣誓词，里面有“重新做人”的话，我不背，恶人就动手。过了一会，我心脏异常难受，脸上都是汗，恶人赶快报告管教，领我上医院，刚走出十几步就不行了，医生拿来手提心电仪器，做了两个心电图后立即将我送到中日联谊医院抢救后送到公安医院住院。郭旭说：“你今天写‘决裂’，明天就让你出院”，这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在公安医院看到几位大法弟子，她们坚信师父、坚信法，不配合邪恶，堂堂正正的闯了出去。住了24天院劳教所又将我接回劳教所，因为劳教所让公安局和单位接人，他们不接。几天后，也就是11月1日，新一轮的迫害开始了，给全大队十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办“决裂班”，天天从早到晚上12点，有时还晚，坐在小塑料凳子上，看录像、听念反法轮功材料、背所规所纪、写什么观后感、体会、帮教等等，这十个人都不决裂，到11月7日有五人下到别的大队，有一60多岁的弟子不用参加了，剩下四人继续办，又过了十几天，有一功友因不戴胸牌，被关了“小号”上了“死人床”。近一个月的“决裂班”使我奄奄一息，但我依然坚定。管教就把我交到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小队，意在使我决裂，不管她们怎么恶，我都善意的告诉她们大法是怎么回事，恶警们无奈又让我回到原来的小队。

回到小队，有一天，正在干活，有一恶人坐在我的旁边，用她的身体晃荡我的身体，我质问她：“你这是干什么？”她说：“管教把任务交给我，让你写‘保证书’。”说完继续晃荡，这样比挨打还难受：好象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一个来月的“决裂班”的迫害使我奄奄一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就是这样邪恶还是没有停止迫害。12月份，有两个周日，七、八个恶人，将我与另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关在寝室，逼迫我俩在她们写好的“决裂书”上按手印（连我们的名字都写好了）。她们先用邪悟的理论洗脑，和她们理论，她就打你，一次是约一小时，另一次是两小时，看你坚决不按，就上来一帮拽你的双手强按，我们两人使出浑身的力气挣扎着使她们做不成，她们一边继续拽我一边邪恶的说：“这是我们强行的，也不是你们自愿的，按完好放你回家。”我正告她们：“如果你们强行按上了，放我我也不走，一定将这张纸收回才走！”在这个过程中，直劲上不来气、时时有生命危险，但我已经横下一条心：要命有一条，决不能让她们按上！

12月初我丈夫来了（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来了），一看我还是没有决裂，认为不能放我，就提出与我协议离婚，我没有因此而动心，只是觉得常人可怜。

劳教所对我们的迫害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是巨大的。每天24小时高度紧张。11月我与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说：“姐，你现在还记得师父哪段法？”她说：“我什么也想不起来，管教一叫我，我马上全身绷紧弦，念正法口诀，只记住两个字：‘坚定！’”听后，我直想哭，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在这段日子这两个字的份量。

12月20日，王可非被迫害死了。

12月末劳教所将奄奄一息的我无条件释放（所外就医）。

2003年3月2日晚上近7点时，派出所的警察来我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進行抄家，把大法书、光盘、磁带、都拿走了，叫我和他们到派出所去，我不去，他们就在我家住了下来，3日晚强行绑架到看守所，看守所没经任何体检就收進，并说：“没有病我们收，有病我们也收！”这里我有两件事没有把握好：一是警察来时不应该开门，二是无论他们在家待到何时也不应该跟他们走。当时想孩子昨晚后半夜才睡一会，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这不是正念呀！师父在《挖根》经文里说：“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

在看守所，我冷静的想，为什么会被抓，表面上是要开“两会”了，抓了很多人，实际是自己有漏，近一个月只有三天静下心来学法，但我有什么执著邪恶都没有权利考验我！我有师父、有法。不管我身在何处，都要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就是证实法！我决定讲真象，不配合邪恶，并绝食绝水。

第二天，管教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因为我在家正常生活，没有犯任何法，我不是犯人，所以不吃监狱的饭。大法是无辜的，我要证实大法好。”她说：“你为什么要绝食？”我说：“把我抓到这里是错的，在这里我只能用绝食来抵制这种迫害！”3月5日将我拉出去灌食，几个人连按带掐带打，管子从鼻子進去从嘴里出，再抽回重新插一次，两次，三次。灌完食回来就被砸上了镣子（戴上镣子后把镣子上的螺丝钉用大锤子砸扁，目地是打不开镣子，出所时得用锐利的金属器械“劈”开）。把手铐从脚镣子里穿过铐在手上，人的头和脚在一起，站不起来，也躺不下，自己连厕所都去不了。同一天，又把我抬到管教室用钢针扎。钢针从指尖扎進去，扎進后再钻，先不拔针，接着扎别的手指，十个手指一个不拉，然后再回过头钻先扎的手指，扎完手指扎手指的骨缝（从手指尖那边数，第二个骨缝处）。扎的时候由七、八个犯人按着我，有的坐在身上，有的坐在胳膊上，由姓尹的警察和郭晶行刑，在看守所一共上了六次这个刑，灌食十多次。针扎时疼得浑身乱颤，无法用语言表述那种痛苦！

在这样的邪恶面前，我头脑清醒，坚决不配合邪恶的残酷迫害，在每一次的迫害时使尽力气高呼：“法轮大法好！”一遍接一遍的高喊，面对每一次的迫害没有丝毫的妥协。大法弟子就是要证实法好，铲除邪恶，正一切不正的，坚定的维护法。在看守所我走了三个屋，把法背给其他同修听，与她们切磋，使大家的正念更强。

到3月20日我被迫害的只有一口气了，邪恶怕我死了，停止了扎针与灌食，开始24小时挂吊瓶，我不配合，他们就让人按着。25日公安分局将我送到劳教所，劳教所一做心电图，是病危的心电图形，拒收，公安分局把我送到派出所，派出所把我送到家。我心里非常清楚：只要我们站在法上，邪恶只有等待毁灭！

五年的正法修炼，我能够坚定的走到今天，全部得益于在学法上精進，走路、吃饭、坐车等等都学、背法，不浪费时间，干家务活时没有办法看书，那就听录音机，新经文来了基本上背下来再睡觉，严格要求自己。师父给予我们的是生生世世都无法得到的，师恩难报！我们唯有学好法加强正念，做好三件事。

没有站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