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副教授的修炼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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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10月24日】我是一位大学副教授,女,今年63岁。我从小多灾多难,身体不好。不是这病就是那病。自从1997年6月喜得大法后,疾病全无,身康体健,同时由一个女强人变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每天欢欢乐乐的好人。我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总想把这段修炼历程写出来,可总提不起笔。后来通过学法、学习《明慧周刊》很受启发。悟到写出修炼体会也是证实大法。以下是我修炼的一些经历。

一、喜得大法

1997年,我的身体一天天恶化,上课站不住了,心中直发慌,开始坐着讲课,起来写板书都很困难。走路一步挪不了四指,下了班车别人都到家了,可我还在院内挪动。前后心疼得一个月没好好吃东西。老伴吓坏了,领着我到处求医。经检查我得了冠心病、高血压、胃病,再加上我以前就患有心脏病、胆结石、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病、甲状腺亢進、结肠炎已20-30年,浮肿已40年。总之五脏六腑没有好地方了。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吃了中药吃西药,再加上输液,成了个药篓子。学校医疗本上的药都吃光了,还不够,除此之外每年都有3000多元的药费报不了,越压越多。同时教学和科研任务又重,心中到了要崩溃的边缘。

我于1997年得病期间幸福的走上了修炼之路。六月份我请来了《法轮功》(修订本)开始自学。一看书就放不下,一口气看完。又看了师父的几篇经文,明白了我从没听过的法理。开始看着炼功图形学动作。一次看困了,想躺一会儿再看,似睡非睡时看到靠窗的床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大菩萨,我就向她身边走去,那大菩萨用两手来接我。我感到脸上身上都热乎乎的。

开始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炼功点,知道8月13日(农历七月初五)才找到。后来我又从炼功点上请了师父其他的书。每天早晨到炼功点炼功,有时间就看书学法。满身的病都没有了,眼镜也不用戴了,真感到了一身轻,连上四节课都很轻松,整天乐呵呵的。因为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苦有难,为什么会生病,争一生争不到,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对师父的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身心得到了净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同事、同学、朋友看到我的变化,又有好多人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得法的学生有的开发了智慧,学习成绩直线上升,有的身体变好了,还引导家长得了法。我们家有7人得法。

二、遭受迫害

天津教育学院

1999年,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写了一篇诬蔑法轮大法的文章。大法弟子纷纷走到教育学院,说明法轮大法的真象,要求编辑把这篇文章撤掉,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大法学员拿钱补上。

4月23日下午,我没有课,我也去了。我不认识教育学院,坐车到了大门口,只看到警察在值班,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我还以为走错了路,可一進门就看到好多同修静静的坐在道路的两旁,道路中间留下了车辆和人行道。我在大法弟子中找了一块空地坐下盘好腿。看到有大法弟子在自发的维持秩序,并且捡地上行人扔的烟头等以保持卫生。突然下起了小雨,大法弟子仍然安静的坐在原地,没有一个人走动,雨越下越大,大法弟子仍旧秩序依然,在雨中静静的坐着。一直到天黑了,编辑部让派代表去谈,后来代表出来了说,编辑认错了,准备考虑我们的要求。我们就都回去了。

第二天我因有课没去,晚上同修告诉我开始抓人了,防暴警察抓了45人,有老太太、孩子,有的被扔到车上,鞋都掉了,东西也丢了。我们听后都落泪了。

4月25日以后,我们照常去炼功点炼功,时常有便衣、居委会和警察干扰。

去市委上访

1999年7月20日,警察开始到大法弟子家骚扰、抓人、抄家。21日我们几个同修想去市委上访说明真象,坐车还没到市委,就看见前面戒严了,路上到处都是警察。司机让我们下车,还没等下车,警察就来了,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们说是,就被抓上大警车,警车上坐满了各区的大法弟子,有50来人,有好几辆大车。警察开始给每个大法弟子录像、拍照。(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应该不配合邪恶)。然后我们被送到一个中学,分地区关進不同的教室。武警把整个学校都包围了,开始统计每个大法弟子的姓名、单位。然后又让我们上车,上车前又核查了一遍姓名单位,把我们转到另外一个中学一个不落的提审,我向提审我的警察讲了我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的实情。他们说:“象你这样的家庭,条件这么好,还是××党员,不要炼了。”我问:“你家有人炼吗?”他说没有。我告诉他们快回家看书吧,法轮功太好了。他说:“你们要倒霉了,上面有文件。”

从中午关到22日凌晨一点多,通知各单位接人。

走了弯路

22日早上单位领导把我软禁起来,让我一起看诬蔑大法的电视片。第二天又开始了党员学习班,把我当成了本单位的重点。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后来在压力下我承受不住,跟他们玩起了文字游戏,写了不炼功的保证,并让我在大会上发言。回来后我难过的哭了,我感到对不起师父,说了违心的假话,心中有愧。单位要把我的发言稿改一改登报,被我拒绝了。

2000年,师父的《心自明》发表了,我惊喜万分,马上把经文传给了其他同修,被恶警知道了,我被有怕心的同修说出来了,我被绑架,它们让我说出资料来源,我坚决不说,我只承认经文是我送给她们的。它们说我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让我在审讯笔录上签字,我就签了。结果被它们骗到了拘留所。

我被带到一个15平米左右的房子,住了23人,只有一个大法弟子,条件极差,暗无天日。我们一起背经文,一起切磋,并向犯人讲真象。平时我们也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做个好人。那些犯人也都知道大法好,有些表示要出去以后炼法轮功。在这期间,恶警每天逼我们 “坐板”,即总是一个姿势,臀部一点点坐在板上,小腿立起来,手放在膝盖上,六小时一动不许动。它们还给我们录像、照相、按手印。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应该不配合邪恶。

过了一个多星期,它们对我進行了提审,把我们单位领导和亲属都找来,让我说出是谁给我的经文,说出种种威胁我的话,我没有动摇。后来又出一招,说我母亲病了,儿子跑了,让我看另外一个孩子写的信。我还是没动心。7月21日我被单位接回家,发现许多大法书都被抄了,身份证也被没收了,同时警察、单位领导时常到我家监控我,连买菜都得有人跟着。开学后,单位让我退休并扣了我3000多元钱,当时我还是把这当成了个人修炼的考验承受了下来。单位还成立了一个小组监督我,我老伴任组长。让我每星期写一篇认识,开始我不写,后来我就写我的修炼前后的变化,大法如何好。

2001年初,几个单位领导到我家,说市里让不转化的都必须去洗脑班,经不住单位领导的软语相求,不想给领导添麻烦,就去了洗脑班。让人心所带动,被魔钻了空子,進而在写认识时我又一次玩儿起了文字游戏,说我炼法轮功后如何做好人,永远不修炼邪教。然后是一退再退,它们认为不合格,一定要我抄上一句诬蔑师父的话。我也照做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觉得对不起师父。

后来,看了师父的新经文《建议》,知道了应该怎么做。让我写关于自焚的假材料,我不写;片警和单位领导来我家,我就讲真象。后来我发正念不许它们再到我家来,它们果真不来了,连电话也不打了。

三、跟正法進程

2002年我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过去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我们又凑钱成立了自己的资料点。认真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除了学法炼功发正念不断外,还出去发传单、光盘。并利用各种机会面对面讲真象,婚丧嫁娶,同学聚会,走亲访友,买东西办事,都不忘讲真象。

也希望在家还没有出来的弟子,一定要尽快走出家门,想在家里先把怕心去掉再出来讲真象,那就永远也走不出来。个人体悟,其同修慈悲指正。

正确吸取教训,不走极端

有一些同修在看明慧网或身边的迫害真象时,不是带着正念铲除迫害同修的邪恶旧势力,同时正确吸取教训,而是反向对号入座。看到同修夜晚出去讲真象被抓,就认为晚上不能出去;看到有因为去同修家被抓,就拒绝和同修往来;看到某地检查出租房,就随时提心吊胆的怕敲门;看到同修发真象被抓,就认为同修贪多,自己出去顶多拿五份,这样即使被抓也没有证据,等等。甚至看电视上通过监控录像抓贴小广告的,就认为不能去外面贴标语了。

其实,这还是把这场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了,没有意识到另外空间的旧势力钻了同修有执著或业力的空子(主要原因),同时利用同修表面的安全措施的漏洞(表面原因)才使迫害得以发生。不是堂堂正正的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认真修去自己的执著和人心,而是单纯在表面原因上下功夫,并且极端反向去做,怎么能做到真正的安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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