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法前我百病缠身,心脏病、高血压、胆结石、肾盂肾炎、脸腿常年浮肿等使我苦不堪言,连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能干。95年8月有幸炼了法轮功。从学功那天起我就精神振奋,百病皆消,至今已八年多了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并有使不完的劲。记得炼功刚3个月我买了一袋50斤的面粉,自己扛到二楼家里。平日看孙子忙家务,还主动扫楼梯、洪法。大家起早带晚在一起学法、炼功、修心,无比快乐和幸福。
一、进京上访
然而“风云突变天欲坠 排山捣海翻恶浪”(《心自明》)江××一伙疯狂迫害法轮功。我们几个功友就准备进京告诉政府:师父好,大法好,炼功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百利而无一害。在火车站被警察抓回来了。我接着又与同修坐私人车上了北京,目的是给师父说句公道话,但没找到门路回来了。后来又准备去,坐车走到郊外被抓回来了,从此我也就成了街办、单位监视的“重点”人物。
市公安局来找我,他说:“你说炼功有那么大的好处,那么他女儿为什么还到医院去看病?”我说:“这个我可没听说过,但我不需要到美国去问去看,我只知道我和我们炼功点上的功友都没病了,而且有的还是起死回生,这就足以使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我要一修到底。”
单位和街办派人在街门口暗暗地看着我,当成政治任务安排老头子看着我,如果出问题老头子要负全部责任。并用株连九族的办法叫孩子们来家施加压力,大有天塌之势。四处戒备森严,我知道进京无门,就趁机会来跟几个功友离家到南方去了半个多月,一看全国都一片黑,我独自一人决定回来面对。这期间,单位到我家难为家人,让他们交出人来,并派人日夜在我家住着,还让我儿子带着他们到外地亲戚家找我。
师父说:“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我的一点感想》)99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我走出家门到另一功友家,我三人坐出租车到另一城的火车站(怕家人到火车站追)坐火车到石家庄,(因不让上北京)又转车到了北京。在天安门问去信访局怎么走?被抓回到当地拘留半个月,罚款8000元。释放后由单位接去,书记叫我写检查,我说:“我只是想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没让说,被罚款坐牢,我何罪之有?”他们说我态度不好,又把我送到公司稽查队关押九天。
二、酷刑毒打
第九天下午五点钟我被放回家,第二天早上5点去公园,本来开放的公园,今天门上了锁。因天气很冷,大家都在门外活动着,我们几个功友都不自觉的做着冲灌的动作,此时来了两辆公安车把我们8个功友抓到一个乡镇,是刚组织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七个黑窝点之一。
它们组织了十六个打手,每二人包一个。中午开始施刑,用大刊物没头没脸地打,两臂平伸,手背放两个大秤砣,能端动胳膊上再放重物,头顶放木匣子,如果掉了,就打倒在地用脚狠狠地踢,然后再抓起来再顶,打过来打过去,边打边问:炼不炼?我们坚定地说“炼!”一会那个姓杨的书记在门口喊,上面来指示,往死里打,打死各级政府不审理。打手有恃无恐,打得更凶了,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它们看怎么打都改变不了我,于是就换了方式,强行脱去我的外套只穿羊毛衫,赤着脚在院子里冻,这天零下九度。让我平伸双臂,稍有下沉就用脚踢上去,两个人左右开弓打嘴巴子,打倒了再抓起来打。天太冷了,它们进屋里了,一会儿再把我拖到屋里,让我双腿平伸坐在地上,他坐在办公桌上,用穿着大皮鞋的双脚在我背上轮流蹬个没完,再让我双手撑地,他扯着我的俩耳朵一下子把我这一百五十多斤的人提起来了,见我不屈服又把我推出去再冻,穿着大皮鞋碾我的双脚面子,往我头顶灌开水。因为打完一个每人可得五百元奖金,并且明天又是星期天,所以它们边打边抱怨:“唯独你这个老家伙老,还唯独你功力高,耽误我们明天回家过礼拜。”它们折腾了半夜,它们自己受不了了,把我们拖到屋里,我们三人分别面对一个墙角,不让说话。第二天天不亮又把我们放在外面冻,并声嘶力竭地喊:半个小时不改变,脱了裤子冻。后来把我们领到镇东南角一个敬老院冻,还是穿着羊毛衫赤着脚,在背阴地里堆了两堆雪,让我踩着雪冻,我只有一念:“一个不动就制万动”(《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一会儿那个姓杨的书记来喊:这个老家伙,太难对付了,不用打她(后来听说打我的人去医院打吊针去了),去买电棍子电她。
整整站了一天,天黑了,它们去喝酒回来了,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多打手站在屋里,打手几乎都是公社干部,因为这五百元钱的奖金可观啊。它们说:叫你明天上火葬场,拿着警棍说:你们不是不上医院吗?先打断你的胳膊,叫你住医院。用警棍打了两下,看我不动声色,就又拿电棍喊:“怕不怕?”我漠然视之,这一伙匪徒齐喊:“电”。电手背、手心、嘴、脚心,我安然不动,一个打手暴跳如雷地说:“你这个老家伙,还抵电!”于是抓起长长的带有钢丝铅块的警棍拼命地打我,第一天的刑罚使我臀部肿的厉害,打上去确实受不了,我用手去招架,结果一个打手就把我的双手踩在脚下,猛烈快速地打,两个人倒替着打,我受不了了,只好说不炼了。这是我个人的事,但决不会骂师父,它们停下了,叫我写下。然后叫我骂师父和大法,我宁死也不骂。
打完后把我搀到隔壁老年活动室里,其他功友早已在那里,此时的我,不会动了,把我扶在连椅上躺下,还得有人扶着才能起来,上厕所功友搀着,还得拄着棍子。功友见我被打得全身黑紫,蹲不下时,他哭了,回到屋里放声的哭了。第六天敬老院的院长进来说:昨天你儿子和女儿来看你,你这个样怎么叫他看?告诉他们:人在这里,很好,不让看。我进京到现在一个多月没与家人见面了,昨天下那么的雪,两个孩子很不容易找到了这个秘密的地方,又没见上。此时我想:我是修佛的,怎么能被打坏呢?我发一念:我能起来,我果真自己坐起来了,又能站起来了,还能围着球台走一圈,功友都为之高兴。我深知是师父保护了我,否则有几条人命也被打死了。恶徒叫我们每人交2000元打手费,我女儿来交钱时,看我被打成这个样,泣不成声。其他功友被单位接走了,说我和另一个功友态度不好留下来到腊月十八才能放回来,回来时市经委又罚一千元,共勒索三千元打手费。
我真的错了吗?“真、善、忍”三个字有毛病吗?我们信仰有罪吗?我们说真话有罪吗?这就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吗?
三、进京讲真相
在2000年的国庆节的前一天,我们几个功友乘私人车一路冲破道道关卡来到天安门,因为我们人权、信仰被践踏,并无辜遭迫害,有理无处诉,只好在这里向天讲、向地讲、向国内外的游人讲。
我们先到颐和园,买了一个笔记本和彩笔,写上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等一张一张,在登山的路上用石子压在路旁让世人看,只听远处一人说:“哎呀!是谁写的?要掉头的。”后来我们7个同修,在北大的一个同修的办公室里用黄纸写上红字:真善忍、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横幅,每人一幅别在腰间。当走到广场中心,在一群外国游人后面,同时举起各自的横幅齐喊:“法轮大法好!”真是惊天动地,那壮观的场面就别提了。恶警蜂拥而上,将我们扭打上车,又被当地抓捕拘留一个月。
四、冲破单位封门看管
春节,这是个敏感日子,单位把我看起来,传达室挂着一张表,贴着我的照片,我进去一把撕下来放在火炉里烧了。几天后我趁机会出走了。单位又沸腾起来了,我家人麻烦就不用说了。在2001年3月5日是两会期间,单位要把我骗去洗脑班,工会主席领着人来说:我厂来了个新领导,要我去见他,我说:我退休好几年了,如果领导关心职工的话,就来看看我这老职工,再说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有什么好看的,而我是个修佛的,他来给我烧香磕头都应该。来人无奈走了。他们又把女儿找来劝我说:“妈,因为厂里的人都不敢来看您,保证不转化您,只是去厂里看看。”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是殊胜的,为什么要看我?如果你俩把我架去,更是天大的笑话。”女儿掉了泪,他们无奈走了。
单位还是派人来看我,这次加大了力度,看的人坐着椅子堵着门口(因老头子去儿子家了),后来他们冻得受不了了,把我的门用盛煤的袋子堵的高高的。传达来了保安,晚上楼前路上放着汽车,里面坐着人,路灯换上了大度灯泡,真是把半个小区照得通明,看来他们真的怕我飞了。可笑极了。这期间还把犹大带进来骚扰我,通过交谈,犹大无奈走了。单位真是机关算尽。师父说: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在家学法、炼功,并调整心态,给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洪法,讲真相,叫保安送去。十几天后放了我,出来后,我到单位找书记谈,他躲了,找保卫科谈,他们都躲了,我就到厂办讲,到其它科室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