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血雨腥风

【明慧网2001年7月13日】1999年7月21那天，我从本地一个偏远的乡镇弘法归来，正走在路上，一位功友喊住了我，告诉我20日全国各地公安把各地辅导员扣押，并要将法轮大法定为非法组织，问我能否速去省政府上访。顾不得洗去满身的汗水，带着一身疲倦乘车直奔武汉。到了省府所在地，只见省府门前已被公安戒严，来自全省各地的学员都被拦截在省政府门前马路的林荫道上，都在地上盘腿坐着。警察荷枪实弹，双手叉腰把学员分成一个个包围，形势煞是惊人。我看了警察一眼，挺身走进了其中的一个包围圈。一会警察全散去了。到了夜里零点，开来了许多大客车，从车上跳下来很多警察，驱赶着学员上车，我上的那辆客车把我们送到关山中学扣押了下来。我和一些外地学员把（常人）扔在地上的纸屑，烟头，空瓶子拾捡干净，然后开始炼功并要求释放。直到中午12时才被释放。我母亲（炼功人）所在的单位以收回住房开除工职来要挟逼她写揭批材料，大法是真理，饿死我们也不写一句大法不好的话，他们见威胁不到我们，就没有再找我们。

看到听到电视，报纸用编造的谎言不断地（几乎天天）对大法和师父的恶毒的攻击谩骂，8月20日我独自一人前往北京上访，在天安门遇到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学员，我们便在一起学法交流，当时的情况是警察得知你是法轮功学员便将你押送回本地并处理，根本不让你有申述的机会。后来我和另外一女学员在天安门被警察扣押，被押送回本地后被判行政拘留15天后，被交送到原工作单位被软禁起来。对于这种践踏宪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与自由的行为，我表示抗议，未果，我开始绝食，绝食的头两天，我浑身象被刀割一样疼痛难忍，彻夜不能入眠，有一次都昏了过去。后来我于10月10日获释。

10月18日，听说中央在没有经过人大表决的情况下要将法轮大法定为邪教，我又一次进京上访，在住地被警察搜捕，我被押送回本地并被刑事拘留2个月，之后于12月30日被送往沙洋劳教所，在沙洋劳教所女子二大队，学员们因背诵经文、炼功而遭受杨队长、龚队长、欧阳等管教人员的毒打。有的学员被打得身上布满了淤痕。2000年2月10日的那天,因学员经文被搜，25名大法弟子集体绝食，绝食期间每天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我绝食至第五天时，身上开始出现严重脱水现象，并开始大口大口吐苦水。承受至生命的极限，我仍被刘医生等管教逼着到地里干活，几位学员围着我心疼得眼泪直流。因惧怕事态恶化，劳教所把我们17名学员于2月15日凌晨三点送往武汉何湾劳教所。

在武汉何湾劳教所女子六队，那里的管教更是邪恶，我和几位学员因表示要坚修大法，拒绝背所纪队规，管教就拍桌子、打椅子，用极其下流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们，一骂就是几小时，还恶狠狠地说：“吸毒卖淫嫖娼是正当，炼法轮功的人邪恶至极。”并罚我们站在大厅里几天几夜不准睡觉。想想在沙洋劳教所几天不吃饭，送到这里来又不让睡觉，精神和肉体还要遭受所谓‘人民警察’的残酷折磨，站在大厅里的我浑身瑟瑟发抖，筋疲力尽，死神在向我靠近。我站着睡着了，警察照我脑袋上一棍子，怒喝:”不许睡”。也就在这短短几天里，有位学员被活活整疯。面对嚣张的邪恶，我们全都在大厅里集体炼功，那些管教就罚我们跑步，我们一边跑一边喊：坚修大法心不动。管教们吓坏了，不敢再要我们跑步了。因为这件事我们九名学员又被强行于2月21日下午送往武汉强制戒毒劳教所。

在武汉强制戒毒劳教所，武汉学员王莉因经文被搜，索要不还的情况下，独自一人绝食。绝食的第二天，警察就找了四、五个吸毒人员把她全身按住，强行灌食。近一个星期的绝食，灌食就达多次。插入胃部的导管从鼻孔抽出来时鲜血淋漓。以致于那些按住她的吸毒人员都低着头，不敢正视。集体出操时，由于我拒绝做操、走队列，从队伍中冲出来炼功，警察就叫吸毒的犯人把我的手臂往后猛拧，往队列中拽，我拼命挣扎，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鞋子由于剧烈挣扎而被扯断，裤子也扯破了几条，身上布满伤痕。他们有时把我摔倒在地，在水泥地上拖着走，我腿部漆盖处的皮被磨掉了一大块，血肉模糊。有时在队伍外面打坐时，杨队长就叫犯人把我们抬起来，往水泥地的泥水里摔。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在操场上炼功时，从人群中立即冲出来十几名吸毒犯人，把我双手朝后反扣，拉开双盘的腿，抬进一单独房间里，门关上，十几人围着我一阵毒打。当时我就被打得脸肿的老高，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位50多岁的通城学员因背诵经文，常被邪恶之徒用臭袜子、脏抹布堵住嘴，然后朝他身上猛击，打出的声音‘砰砰’响，几十米外都能听到。可我们的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还善意的劝说他们不要做坏事，否则必遭恶报。

在劳教所，我们大法学员之间互相不准说话，无论是上厕所，吃饭，睡觉都被人盯梢，没有一丝自由，警察为了更方便折磨我们，给劳教的吸毒犯人减期，任务减半或不做事。这些劳教犯为了讨好警察，对我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他们的气焰嚣张是警察纵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