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贾连儒诉述他遭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疯狂迫害大法后，我与我姐（贾连辉）去辽宁省沈阳市市政府反映情况，被警察强行拉上大客车送到一所学校里。后来因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过多装不下，就把我和我姐转移到一个很大的体育场。体育场的人也满了，再来的人就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我和我姐被当地公安接回，由新邱街基派出所做我的“转化”（放弃法轮功），每天都被强制站在太阳底下暴晒；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行政拘留半个月。

同年十月份我去北京上访，反映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实情况。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结果在北京信访办门口，被便衣警察劫持到阜新驻京办事处关押一天一夜；又被两名警察送回当地，在阜新市新地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被其他犯人用拖鞋抽嘴巴子，开飞机，骑驴，等折磨了十七天，又被区政府做文章，由公安局出面把我们四五个法轮功学员一块游街侮辱，在公安局门前搭的台子，开批判大会。整个过程由电视台全程录像，并在地方电视台新闻联播时连续播放很长时间。判我一年劳动教养，警察就到我家抄家，我姐为了保护大法书和警察争夺，结果也被劳动教养一年，也送到阜新劳动教养院女子大队。

因为我背法，警察就叫我们所有法轮功学员到走廊面墙而站还叫里边其他劳教人员看着我们言行举动，在警察怂恿下。他们叫我去干活，去给他打水。我不听，一个人就过来打我，我嘴唇也被他踢豁了。后来警察带我到医务室只是简单的包扎一下就了事了。后来因潮湿我又长了疥疮，就把我关在小号隔离治疥（就是铁笼了）。后来把我分到二大队强制参加劳动。教养院的目的是想以超强体力劳动逼迫这些法轮功学员妥协，放弃修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初才放我回家。到家后派出所的片警叫郑久彬每天都来我家看着我。

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我和我姐加上木姐三个人在塔拉沟旅游景点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县公安局经保科绑架，又叫我带他们到我出租房抄家，到出租屋门口时，两边各有一个架我胳膊的警察把我松开叫我去开门，我撒腿就跑没跑成功，警察把我双手向身后边绑上，用袜子堵着我的嘴，撬开门后抬到出租房屋里，一顿拳打脚踢。又因为没有搜出什么东西。气急败坏地狠狠踹我的腿，打我的头。我感觉头轰轰的，有点晕厥。警察又用我裤腰带抽我，直到他们打累了才停手。

后来把我关到县看守所，还叫那里犯人“好好照顾”我，一进看守所就被犯人毒打，晚上不让我睡觉，睡着了就叫醒。白天还让我干手工活插花，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明白后，就暗中悄悄帮着我。他们还告诉我说是警察指示他们这么干的，说要摧毁我的精神，直到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为止。

二十多天后，我和我姐再次被送到阜新市劳动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他们为了转化率，采取了强制暴力手段，一个一个拉到会议室去暴力转化，从会议室里面传出那种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在被绑架到这里之前，就在六月二十二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恶警集中到走廊问参不参加劳动、穿不穿区别服、报不报数。法轮功学员不配合他们，便被分别拉到办公室，四、五个暴徒酷刑折磨，用两根电棍电。法轮功学员米忠生被电得口吐白沫，暴徒才停止对他的酷刑。当时在教养院里边的那些劳教人员都被吓得胆颤心惊。教养院里的气氛很压抑。因为上级施压，他们改变了转化的方式，只要被第二次绑架进来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列为顽固分子，天天洗脑，强制看侮辱诽谤大法电视。他们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叫顽固不化的，准备把我和我姐与另三名法轮功学员转移到臭名昭著的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送马三家之前，为了创收，强迫我们去挖沟（去的地方离教养院开车20分钟的路程，挖大约0.6米宽1.5米深沟）。之前有一位出工时跑脱的法轮功学员，可是两天就被抓回来了，被折磨成了精神病，还送到精神病院关押迫害。警察扬言再有跑的抓回来下场比这还惨。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七日那天中午收工回来的路上。因十字路口车速放慢，有一名法轮功学员马海波跳车就跑，随后米忠生也跳下车，我随其后也跳下车，马上警察也跳车去追我们，只听见警察在后边喊抓住他们。还听见路人说看看又跑一个。

我跑到一个倒闭的厂子躲了起来，到晚上去了一个比较偏僻的熟人家，第二天晚深夜一点多有人敲他家大门，狗也在叫，我感觉不妙，心怦怦跳，门灯打开一看是警察，我就想从后门跑。一看后边也有人，我就跑到院子里翻墙跳到邻居家，多次翻墙，最后跑脱。我想我不能再连累别人，得离开这里，于是去了某某家，他见我说，警察刚来这里找你，没找到刚走，还说你姐和另三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转移到马三家劳教所了，现在全城戒严，正在通缉你，快点离开这里，能走多远走多远，顺手把一件衣服和1000块钱递给我。

我从此流离失所。我看见一个公交车就上去了，一直坐到终点，下车后我就往有山的地方走，就这样开始从山上走，开始翻山，困了睡在山沟里；晚上路过人家时狗汪汪的叫，我怕他们把我当成坏人，就躲开，跑的有时掉沟扎了一身刺，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也不感觉痛。饿了好几天的我，到地里去捡他们漏下的玉米；渴了就忍着，直到看见河流，下雨了，也没有地方躲，只能淋着雨，晚上天也很冷，没法睡觉，只能走路。一天走到一个村庄，我就在山上休息，后来我在山上听见下边村庄里的孩子放学回来，喊：妈妈，我饿了。当时，我听到后就哭了，同时想起了爸爸妈妈，从小学到大学，因为炼功做好人，走到今天无处可去的地步，心情非常复杂，也非常难受，心酸。后来，走来走去的，走到了北镇，一听到警笛或看到警察就害怕，这里正在所谓“严打”，也不敢久留，就买了衣服和鞋子，在洗澡堂换完，悄悄扔了我以前所有衣物，又买了食物和水再次上山走，一共走了半个多月，才彻底离开阜新。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我被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国保大队利用手机监听跟踪，早上六点在牟平孔家滩出租房，我和我妻子（董根任）被绑架。警察抄家拿走了我的两个笔记本电脑与手机和大法书籍。在出租房门口，我喊法轮大法好，被他们捂上嘴并拳打脚踢抬上车，在派出所扣押一天后晚上送到牟平看守所，一进门就叫我喊报到，我没有犯法我不喊，他们的就把我戴上手铐吊了起来，双脚脚尖点地，第二天中午才把我放下来，手铐没拿下去，分到最残忍的牢间，让犯人折磨我。他们轮流打我，谁不打我他就挨打，他们用香烟烫我，往鼻孔里插；用手拔汗毛、拔胡子；用拖鞋抽，掰手指头；按鼻子抠眼睛用铁丝扎手，打太阳穴拔手脚指甲盖，捂住嘴和鼻子不让我呼吸。

中共黑狱酷刑演示：烟熏

我身上被折磨的紫一块青一块的，他们一折磨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一天一天喊，好多监室都知道法轮功学员被折磨。有同情我的人和不怕事大的人也跟着喊，看守所大部份牢监里的人都听到了。同时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按着真善忍去做好人，共产党他们在犯罪、在迫害好人。后来警察把死刑犯的手镣脚镣最重的给我戴上，手脚磨的都是伤，后来他们又把我铐到死人床上一动也动不了，只有提审才能活动。我开始绝食。后来13监室（号长）实在不忍心看我被他们折磨，再三请求保证下把我要到13监，这是一个接收间，这号长是经济犯，他知道法轮功真相。

后来我被非法劳动教养一年，送到山东淄博王村劳教所七大队迫害。一进劳教所就有两个被转化的人做“转化”，我被带到一个阴暗的好象图书室，告诉我，你会死在这里，器官会被摘除。一整天不让睡觉，也不见其他人，他两个人一直不停的轮番劝我放弃修炼，否则就会死在这里。当时我也感觉到完了，这回是死定了，非常害怕，我就是不吱声。第二天，他们又把我带到别的地方，这回才看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但他们死死的控制着我，不让我和任何一个人说话，哪怕一个眼神，都会招来毒打，逼着我看诽谤大法的电视；每天给二到三小时睡觉时间，其余时间都给我灌输邪党诽谤大法的东西，让人听了头脑发昏，很难受，早四点起床，中午不让睡觉，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天天坐小板凳不准活动。一个月后看我还不转化，就体罚，面墙而站。站着一迷糊就被他们用拳头打醒。我每一个动作每句话，他们都给记录，天天灌输侮辱大法的东西。还强迫我干活--电子产品二极管。一年后被我妻子接回。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哥结婚，警察还来我家蹲坑。所以，家也不能回。二零零八年开奥运会的时候，我姐去沈阳路上被警察拦了下来，问我在哪，我姐说不知道，就被他们扣留一晚上，后由当地国保大队接回。同年我妈因不堪邪恶经常上门骚扰，以癌症晚期离世。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四日，不法人员又到我家找我，听说我回来了，有人见到我了，问我在哪？我哥说不知道。

二零一五年我以实名在网上起诉江泽民。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份，每天都有警察上门找我，一连半个月，之后偶尔也用查户口，登记的理由找我。

二零二四年前后都有陌生人到我出租房敲门，外出时有时有人跟着。

到现在，我在外流离失所二十五年了（包括被非法劳教迫害），中共邪党都没有放弃对我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