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六四、西藏、新疆问题的报道与评论，中共往往会发表抗议、表达不满，但是，中共并不会使用秘密手段去“平息”这些人权批评。

“批评遥远的西藏或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相对‘安全’的。”专栏作家、共产主义政权问题专家特雷弗·劳登（Trevor Loudon）在谈到一些西方媒体的做法时说，“这是一种美德造假，‘看，我们支持人权’，但他们绝不会对法轮功这样做，因为那会真正触怒中共。”

特雷弗·劳登说，虽然揭露对藏族或维吾尔族的暴行在海外会引起关注，但在中国国内却不会造成什么“不稳定”，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国中心地带的影响力有限；然而，法轮功“植根于中国文化”，因此对中国人具有直接的吸引力。

为了表明与“国际接轨”的姿态，中共曾一度允许美联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能被“统战”的网站，在中国直接被中国人浏览。然而，西方媒体或多或少的人权报道，仍令中共如坐针毡。不久之后，这些网站在中国又一次全部封锁，无法登陆。明慧网更是普通中国人绝对禁止访问的网站，因为一旦让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随意访问明慧网，就意味着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彻底结束了，中共倒台，真相大白。

在国际配合噤声，在“以法治国”的幌子下，中共如何对待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呢？在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即可长期关押的“劳教所”被解散之后，判刑随即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之一。让我们看一个有代表性的法庭案例。

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七十岁的法轮功学员关成林，因发放真相资料，被中共人员非法抓捕。在新民市法院非法庭审的过程中，对于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资料，辩护人要求当庭播放，然而，法官孔祥来及合议庭人员不允许当庭播放、质证，以各种说辞推脱、阻挡。

通常来说，在法庭上，对于证据的有罪认定，是关键环节。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法庭，对于所谓“证据”要反复辨识，经过慎重的专业意见，才能下最后的结论。

然而，在中共的法庭上，被公安机关当作“有罪证据”的证据，却不允许当庭展示。

让大家看一看这些所谓的“有罪证据”，到底有什么违法之处，不是天经地义的正常程序吗？事实是，公安手里的所谓证据，是法轮功学员劝善用的“让人相信因果、教人向善的故事”，法官也知道这些真相资料难以成为“有罪”的证据，如果播放出来，将会令法庭窒息，所以不敢公开展示。

在形式上，中共具备了法律的所有形式与机构，从制度上有上位法、下位法，从机构上有法庭、律师。在倡导普世价值和人权、法制的国际大环境下，为了“与国际社会接轨”，中共不得不装点门面，宣称“依法治国”。但事实上，法律是中共施行独裁专制的暴力工具。

“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语），“我们就是不讲法律”（成都市抚琴街办“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谢世农语）……“对法轮功，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是上面让干的。”“是政治问题。”……这才是中共自上而下对其公检法、企事业单位、街道、从小学到成年个体中国人的统一教育，“内部教育”。

所有对于法轮功案件的指令，是中共的“盖世太保”机构——“六一零”（专门从事迫害法轮功的秘密组织），以口头形式传达给法庭的，在一个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之后，这个人判三年、五年、七年，事实上已经由“六一零”拟定方案，再口头传达给法庭等相关机构。为什么是口头传达呢？因为无论是文件、传真、电子邮件，都会留下发布命令的痕迹，他们甚至在传达口头命令时，不允许录音。这完全是一条隐秘的运作链条。

中共表面上具备完整的流程与程序，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法庭，但其实“法律”不过是“提偶”而已。这给不谙中共国的外界造成了不易识别的假相，尤其对于海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人，他们以自己熟悉的正常观念去理解中共，实际上是给自己制造了幻想。

对中共来说，无法给法轮功学员贴上什么“分裂”的标签——亿万个法轮功学员，他们分散在全中国各省市，城市，乡村，各个社会阶层，他们的人数比中共党员还多，特别是几次疫情之后。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为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要求自己做一个有道德、高境界的好人，唯一的诉求就是当局停止迫害，自由阅读法轮功书籍，自由炼功。而这却是中共最怕的，最最不能容忍的。这个事实，值得各国政要、知识阶层暂时放下眼前的利益和观念，从更高层面，从个人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着眼，用心去思考思考。

中共不惜以贸易武器化，把中国大陆的种种市场需求与人权问题捆绑，而法轮功正是中共在人权问题上的“试金石”。不仅如此，是否能够认识法轮功真相，是否能够接纳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是否能够不附带任何金钱和权力的条件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也是对每一个人良知和神性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