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单位一位同事跟我说：法轮功是修炼，而且很好。三言两语的，我当时听了，也没往心里去，因为我不懂的什么是修炼啊、气功啊，在我头脑里是一片空白，那时我的爱好就是跳舞。但是过了两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心里突然有一个念头，明天去听法轮功学习班。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去听，心里马上又想起同事说的话——市委礼堂。

我虽然住在武汉，可是市委礼堂在哪里也不清楚。我想，反正没事干（我在家休年假），出去打听一下。走到车站，来了一辆公交车，我就这样上去了。可是车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也没问司机。自己就自言自语在说，这车到市委礼堂吗？这时就有两个在车上的男青年说：到啊。我马上问：是听法轮功（学习班）的吗？他们说是啊。我一听，马上高兴的说：这一下不用找了。他俩又说，跟我们一起走吧。我太幸运了。

到了礼堂，可是我来迟了，不仅当天迟到了，师父开课也已经是第三天了。我想，既然来了，就应该進去。我就买了一张门票，進去了。听课的人很多，但我一下就找了一个座位。

师父在台上正在讲法，因为迟到了，我还是认真的听，有的东西听不懂。过了一会儿，就听师父说给大家祛病。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师父说：有病的想想自己的病，没病的，想一下自己亲人的一个病。我当时想不起我的病，只想我的父亲（养父）得了喉癌，很严重。又听师父说跺脚，我就跟着跺脚。

第二天，我又去听课，心想昨天迟到了，今天要早点去。刚刚出门，就流鼻血，而且还很多，邻居给我几张草纸都没堵住。又过了几分钟，还是不断的流鼻血。我就着急了，我不是因为流鼻血着急，是怕今天又迟到了。于是，我就说了一句：李老师，我不想迟到。话音刚落，鼻血不流了，我赶紧把脸上的血迹擦了一下，跑到车站。刚好来了一辆开往市委礼堂的公交车。到了礼堂，我还是迟到了。進去后，就看见师父在讲台上讲法，可是好像眼睛在看我。我马上低下了头，后来几天，我就没有迟到了。

我是那种人们说的“很憨”的那种人，悟性低。等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去看父亲（养父），父亲病好了，还能做饭给妈妈（养母）吃。但是，我没有悟到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父亲（养父）。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感到愧疚。

学习班结束后，我领了个结业证，高兴的沾沾自喜：我现在是法轮功的人了！我很高兴。可是没过几分钟，结业证就不见了，怎么找都没找到。我心想下次再跟班，一定领个结业证，收好。

我又参加了师父在郑州传法学习班，当时我就好象是为了领个结业证来听法的，我的悟性太差了，象我这样的学员，师父多难度啊！

我的同事（同修）在礼堂见到师父，说：师父，我的大脑怎么不清醒？听不懂。师父向她的头顶拍了三下。当时这位学员眼睛亮了，而且头脑清醒了。

我们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里迷失的太深、太沉。我深感师父讲的：“度一个人很难，改变你的思想很难，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转法轮》）我们无法想象师父为弟子们、为众生所付出的一切。师父讲：“所以我告诉大家，不要因为得之于易而失之于易。这可是极其珍贵的，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转法轮》）

我从郑州学习班回去后，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我很珍惜直接聆听到师父的讲法，我每天学法、炼功，很快乐。此后，我从小的时候经常流鼻血不流了，好了；颈肩病、小肚子痛的毛病都好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受，舒服极了。我经常出去弘法，人传人，心传心，使有缘人走進了法轮功的修炼。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魔头邪恶本性加妒嫉，制造谎言、颠倒黑白，诬陷法轮功，天都象塌了下来。丈夫害怕极了，他经历过“文革”，怕受牵连，不许我在家学法炼功。他还唆使我的父亲来撕毁师父的照片，被我抢过来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二零零一年，我到北京去证实大法，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在火车站，被绑架，我直接被非法劳教一年。一年后回家，丈夫更加不许我学法炼功，但是真、善、忍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我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学法、炼功。有一次，被他看见了，一气之下，他毁了大法的书，而且魔性大发。那时我怕心重，怕他在家犯浑，此后几年我都没有在家学法炼功。

后来我看他心情好的时候，我就和他沟通：你看我炼功身体都炼好了，长期习惯性便秘也好了等等。他默认我说的，我说的都是事实。他不把我看得那么紧了。我就有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在家里有了机会学法炼功。又过了几年，丈夫因病去世了。

我虽然得法早，可是我是断断续续的学炼。特别是“七·二零”以后，不知道怎样去认真学法。丈夫去世后，我找到了同事（同修），她带我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一起去讲真相，让我意识到了什么是真修实修。有时候，我觉的自己是个新学员，后来通过集体学法，才意识到先前学法，读书只是在走过场，没有入心，不知怎么修。同修们的心得交流，给我很大的促進，使我明白了许多，找到了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差的很远很远。

我一直坚持参加集体小组学法。我要从一点一滴做起，牢记师父的教诲，多学法、多学法，做好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