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化解了和婆母的矛盾，婆母说我修炼了大法简直变了一个人。丈夫、婆母看到我的变化，也走入大法修炼，孩子们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娘家的二姐、四妹一家人也都走入了修炼。按真、善、忍去做好人，心里亮堂了，活得有劲了，家庭和睦了，邻居之间融洽了。

修炼初期，我看到师父说：“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功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转法轮》）我想起我在食堂工作时拿过四个盘子、一个碗、一把勺子，我就把这些东西送回食堂。是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大法法理使我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我懂得了怎么样做一个修炼人了，在食堂工作，我积极打扫卫生，干干净净的，抢着多干活，同事们看到我这样做，都说大法好。

那时，我利用工作的一切空隙背《洪吟》，切菜时可以背，炒菜时也背，上班、下班我都是一路背《洪吟》，上坡去拔玉米苗也是一边拔一边背，我觉的大法太好，感觉学法学晚了，赶快追上。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学校根本就不上课，我家姐妹兄弟又多，家庭贫困，我要看妹妹，所以我不认得几个字。学法不认得的字，我就让丈夫、孩子们教我，就这样克服了重重困难，能够自己读法了。

進京护法义不容辞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大魔头江泽民利用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发动了疯狂血腥的政治迫害运动，谎言、诬蔑铺天盖地。法轮大法千古奇冤，众多的大法修炼者却状告无门，迫不得已，只得带着自制的横幅去北京为法轮功讨回公道。我也是大法的一员，進京护法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和同修晚上出发，第二天到达北京，入住一家旅馆，学了一天法。十月二十七日早晨打车去天安门，将带的提包、衣服等东西都放在旅馆不要了，当时都没想着活着回来。到了天安门，看见一些同修在打坐，很多人在看，我们挤过人群，也盘腿打坐。这时警车来了，警察连打带拽把我们都拖车上去了，我们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师父清白！”我们被拉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那里有很多大法弟子，人山人海，大家都在背《论语》、《洪吟》。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太多了，我们被分流到丰台，这个地方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大约有一万多人。有同修领着背《论语》、《洪吟》、《精進要旨》，谁领头背，警察就打谁，一个女同修被警察拽着辫子又打又电，一个男同修被七、八个武警围着踢打，一警察说：谁说《光明日报》是假的？一个大法小弟子说：我说是假的。武警就殴打他。后来我们被我们当地的驻京办拉走。第二天，我们当地派出所警察将我们押回当地，关入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勒索四百五十元。回家后，我被非法开除工作，丈夫的工作也被停止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们四个同修再次進京护法，虽然那时候路上查的很严，我们顺利抵达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两人一组证实大法。中午我们被警察绑架。他们把我们弄上车后就开始用矿泉水瓶子打我们的脸。车上有不少同修，他们搜年轻的同修就把手伸在同修的怀里去乱摸，太卑鄙下流。在天安门广场派出所，警察问我家是哪里的，我说：四海为家。问我叫什么名？我说：法轮功。警察就左右打耳光，接着施暴者举着打疼的手在地上转圈，后来他用木棍打我的脸，我被打的鼻青脸肿、嘴里流血，但我没有感觉到疼，只是听到砰砰的响声，警察给我上背铐，一只手从肩上过，一只手在腰后，叫“苏秦背剑”。铐了很长时间，他们给我打开手铐时，手腕都血印了，我感到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后来我们被驻京办事处关了一个月。

遭绑架、劳教、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八月一天，我出去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他们问我资料哪来的，我不说，把我关小黑屋，我绝食四天。那年正好是女儿高考，警察威胁说不让我女儿上大学，我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他们没有办法，把我关到看守所，我还不说，就把我的胳膊吊起来，不让睡觉，不让喝水。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什么信息。我和监号里的人相处很好，我给她们讲真相，教她们背《洪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的人还跟我炼功。我出来前，警察到我家问我丈夫要一千元钱，丈夫说没有，警察又说五百，最后说一百也行，丈夫说：“一分也没有。”他们就走了，只好放人。大姐接我回来，第二天正好是女儿上大学，我不在时，是同修给孩子买的东西，比我买的都全，拉杆箱、手表、衣服等等。同修啊，谢谢你们雪中送炭。

二零零零年十月末的一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六、七个同修正在我家学法，闯進四个警察要绑架我们，我们人多，警察没有办法，他打电话，又叫来了几个警察，把我们强行架到警车上。当时小女儿正在睡觉，被吓醒了，从此被吓成忧郁症，不能自理。我被非法劳教三年，期间遭到各种折磨，不让睡觉、电棍电击、被大字形绑铐，加班加点的被逼做奴工活。我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日结束非法劳教。

传播真相救众生

我和同修开始了到各处贴真相标语，给有缘人讲真相。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同修去贴真相标语时，下起了雪气温有零下十几度，我们骑着摩托车，虽然路滑、冻得手疼脚疼，我们仍然坚持，见村就進，一路走一路贴，或自己写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大法清白”，“还大法师父清白”等标语。

二零零五年，我们在外地同修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大资料点，资料点制作、打印各种真相资料供当地同修用。

二零零六年十月，外地同修被警察跟踪，资料点被破坏。我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到刑警队，被铐在铁椅子里，警察问我什么我都说不知道，他们就打我，把我吊起来，打我的头。我就求师父：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出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我绝食抵制迫害。第二天，大女儿和侄子来看我，质问警察为什么把我带走？我一看见他们就眼泪流下来了，身体开始抽搐，侄子叫警察：“你们快点把她送医院。”救护车来了，我被抬上车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人已经在医院，我女儿和她婶子陪我打点滴。我稍微缓过来点，警察又将我带到刑警队，锁在铁椅子上，说我装样，打我的头，不长时间我又抽搐了，他们这才害怕了，给医院打电话，大夫来了，说：人都这样了，还不给她开铐子。大夫把我抬到担架上，我听大夫说：看着点，别把她的胳膊折了。之后我就昏过去了。醒来后，我丈夫在医院陪着我打点滴，打完后我们回家了。第二天，警察又来我家骚扰我，我又抽搐过去了，丈夫找来大夫给我打点滴，就这样警察才走了。

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当时我不会用电脑，鼠标也不会用，左键右键也分不清，鼠标在手里不听使唤，急得我满头大汗，大女儿很耐心的教我，孩子、丈夫都支持我，我反复练习上网，下载，学会了做大法书籍和各种真相资料、小册子、不干胶等等。二零一一年，在女儿的帮助下，我又学会了刻录真相光盘。二零一二年我们又开始做明慧台历、挂历，打印真相币。就这样，我们的家庭资料点运行良好。

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我家的电动车上开了优昙婆罗花，我就把花剪下来了，放在师父的法像边。直到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五日我写这篇交流稿时，优昙婆罗花还开的很好。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走好修炼的每一步。我一定不辜负师父慈悲救度。

由于层次有限，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责任编辑：任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