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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6日

号里太冷了，实在受不了，大家都把身子蜷起来，缩在仅有的衣服里。我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已经变得麻木，只知道自己还活着，其它问题也顾不上了。

这段时间，严管组对我的“照顾”依旧。我极少睡觉，每天都被无数次踢醒。我已经晕过去了几次，脑袋摔到了地板上，很疼，也很舒服。几天前，我还在发高烧，浑身发热，我要了一瓶子水，喝下去，挺了过来。

荣升到市所

还没到吃早饭的时间，那位可爱的办案警察又来提我。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老警官，外形似地缸（东北农村腌酱的陶器）。按照规定，押解犯人至少要两个警察以上。按照潜规则，犯人家属在这个关口上都要打点一下，那样犯人和家属就可以单独相处，甚至可以在酒店聚餐一顿。

我是个例外的特殊情况，他们这么早行动，就是为了避开我母亲（一名法轮功学员）。但是母亲随后还是找到了我，应该说没有母亲的坚持，可能就已经没有了我的生命。

这么长时间了，终于再次见到了阳光，隔着车窗玻璃，眼睛被刺得睁不开，那种感觉就像刚刚来到人间。

“怎么这么瘦了!”警察见到我的第一眼，吃惊地叫出声来。见到他，我感到很亲切，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唯有他始终在“陪伴”我。

路上，老警官问：“法轮功啊?”办案警察答：“信神的，送精神病院。”一路上，我就不停地瞅外面，我对这条道比较熟悉，肯定不是朝精神病院方向。

车子一直开到市郊的市看守所的大门口。高墙外，满坑满谷的，都是人。奥运会把商家搞得一片萧条，就这里生意兴旺。

在门厅里办手续很繁琐，管事的警察牛X得不得了，但是令我奇怪的是，没看到一个人穿警服。终于办理完毕，蹲的时间长了，我挣扎着站起来，走廊里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在喊我，我答应着。“怎么不早点送来，让我等，他就是某某某吗？”检察院负责送函的女人进来，拿着一页《委托辩护人通知书》，问我是否请律师。

我想了一下，说：“我要请律师。”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共产党的公正审判的。以前我也打过官司，是向人讨债，当时的法官和律师都非常贪婪，根本无视我们平头百姓的利益，何况我的案子涉及共产党，全部事宜都由它一手决定，我请再大的律师也没用，岂不是白送钱吗。

我留下家人的名字和电话。她气哼哼地责怪我，在座的几位警官都上来关心她。我把纸递给她，还想说几句话，她连看也没看我一眼，扭扭搭搭走了。警察们一直不让我找律师，她只要能够通知到我家人，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位置，我的生命就安全了。

体检不合格

经过武警把守的铁门，进入高墙内，在空空的大楼里，我们上到了二楼，在角落里找到医务所，里面除了几个人在打情骂俏，什么医疗仪器都没有。那个女人在通电话，内容是给人摆平事。好象事情不太好办，钱还没到位，她撅着嘴。

等了许久，一位老大夫回来，他给我检查心音，边测边问：“自己感觉怎么样？”“可以吧？”我满不在乎。“我们不能收他，已经这样了，死在这里怎么办！”我第一次听说我得病的消息。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我一直认为只要意志坚强，疾病是不会战胜我的。

“他有啥毛病啊，身体好着呢！”送我来的警察应付着。
“不行啊，心脏不行了，看他那脸色，就知道了。”
“他不一样，你们不收，我们没法处理。”警察无可奈何地解释。

一般情况下，国保的权力都大于其它部门的警察。不过，这次是求着他们办事，关系颠倒了。

老大夫看了一眼罪名标识牌，又端详了一下我，摇摇头：“不行，这个绝对不行，没有证明，我不敢收！”

下楼的时候，两个警察都忿忿不平，莫名地发脾气：“*妈的，让他在里面呆两个月试试，他会是什么脸色！”“就他这*样的还得病，咋不嘎嘣一下死了呢！”

老警察对我怀恨在心。我满脑子疑问：“怎么得的心脏病？”他们的牢骚没灌进耳朵里。

上了面包车，车子向市区方向驶去，“我们是去哪啊？”我心里嘀咕：不会把我再送回去吧……

“某某某把嘴闭上，不然给你上大镣！”老警官一路上都黑着脸，骂骂咧咧的。

办案警察一脸的坏笑，他比老警察还急呢：“我刚从阿城（附属的一个县级市）赶回来，我们正在那蹲点呢，就是为了他，不送不行了，怕死在区所。”殊不知，区看守所和区公安局本是一家，办案警察还是比较有事业心的。“妈了个*的，中午跟人约好了打麻将，现在回不去了。”我想打麻将是假，没得到实惠是真，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医院做“特诊”

车子一路疾驶，冲向公安医院。

我戴着手铐，跟在他们后面。楼上楼下一通找，心脏明显受不了了。办案警察怕我检查过不去，让我蹲到走廊的墙角。大概公安医院也对外，看病的人熙熙攘攘的很多。办案警察遇到老同事很兴奋，海阔天空地聊，从一个人聊到另一个。

前后进来几个大夫，最后说必须搞“特检”才行。他们在我那张表上盖戳，每次都把我叫过去在戳的下面按手指印。我的手指是不可以用了，连管教都说不行。我离开区所办手续时，要我的手指按机器上的识别器，自动删掉我的记录，但是反复试了几次都不行，管教说我的手指（指纹）模糊了，最后不了了之。

我又被带到后楼的二层。在心电室，两名女护士给我做心电。我躺到床上，露出上身和脚脖子。她很快速地粘了几根线上去。

我身上疖子和被打的痕迹很多，皮肤基本上不是人色。女护士嗲嗲地说：“心颤、早搏、心律不齐，够全的了。”警察在她耳边讲着笑话，发出一阵阵的笑声。“咋的，还不起来，想在这吃中午饭啊，你有钱吗！”办案警察打断了我的沉思，手里的特诊收据在我眼前挥了一下，我明白在我存款里又少了200元。

办案警察让老警官带着我先走，护士小姐在那边认真地鼓捣那几张纸。当我在面包车里快被蒸熟的时候，他一脸轻松地回来，“搞定了”，快速发动了车子。果真，当那张纸放到所长面前时，我被马上放行。

市所301监值班的警官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问我：“你怎么什么都没带来，你怎么生活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从区所出来什么都不许带。我恳求办案警察给我留点钱，他给管教200元，说是买套被褥和必要的牙具。办案警察背着我向他交代事项。我也很发愁，只有可能判死刑的才到这里，我需要做长期的准备。

办案警察走了，从此我的命运交到了这帮管教和警察的手里。

路过天堂口

值班的警官高大威猛，那件特大号的警服也没能盖住他的肚子。他“吭吭”着鼻子：“没有我，你在这里怎么活？我的心眼好，我一看就知道里面有事，愣给你扣下了这点钱，你懂不懂？”“我懂，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东西孝敬您了。”我被他的阴阳怪气弄得无所适从——现在我一无所有，连身上的衣服都禁不起秋风的侵扰。

“你不许跟他们说话，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继续拿话敲打我，并且了解了我家里的情况。我想：他怎么还不把我送进去？警察们聊以为生的，只是身上那件衣服；脱了衣服，他们禽兽不如。还没进到号子，我心里已经有了很重的阴影。

我的脚迈进监房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我一整天没吃没喝，有些虚脱。

进来后，被喝令蹲下，脱光了衣服，接受严格细致地检查。最后，他把头甩了一下，说：“过去，跟坐班汇报。”

“什么事进来的？”坐班把脸侧过来，他正在睡午觉，伺候人跑过去，扶着他半坐起来。

“煽动颠覆罪”

“*的，还有这种罪！”我心里有点自豪——我是这里唯一的政治犯。

借这个机会，我的眼睛在监室内巡视了一圈。昏暗的房间中央是一条很窄的过道，两侧是东北式的通铺，墙上贴着“严打”的布告。五六个拖着脚镣子走来走去的人，各种颜色的衣服和被子。有人披着衣服，有人光着膀子。“哗楞哗楞”的脚镣声回荡在整个楼道里，乱七八糟的，像是从几十年前跨时空而来，充满了一股阴森森的气息。

“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吗？”
“鸭子圈。”最早的一个同事住在附近，所以我知道这个老名字。
“这是三大刑的地方，进来的别想出去。三大刑知道吗：死刑、死缓、无期！”
“我不可能有那么重啊。”
“*的，没那么重，来这里干嘛！”
“不是我要来的，是他们拉我来的，我也没办法啊。”
“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洗澡了？”
“是。”
“给他洗个澡！”

他们真的没客气，一起上来十几个犯人。两个人一组轮流向我泼水。一盆接一盆的凉水从头淌至脚。这里的水和家里的水不同，好象全是井水，凉得透骨、冰得刺骨。他们用这种凉水洗脸之前，都要在水盆里搅动一会，等凉气散一下再用。

我在痛苦中挣扎、颤栗。一直到我脸色发青、四肢动弹不了，他们才罢手。

一个管教拿着相机过来。伺候槽子的两位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快速地把我按坐到炕铺的前头，让我自己在小板子上写名字，双手举起，在我背后展开一张布，上面印有标尺，照我报的身高数值。他俩上下调整了一下位置，尼康相机的镜头伸过栏杆闪了一下。我的照片挂到管教走的监道一侧，下面标上所犯的“罪行”。

“文字狱”里的锦衣卫

301囚室外过来一帮警察，他们横冲直撞，个个凶神恶煞一般，黑压压的像一群黑社会，为首的领导被前呼后拥着。号里一阵忙乱，大家赶紧各就各位。站在中间的那人很凶，肯定是一把手，我也弄不清楚是所长还是支队长。其中一个随从指着我：“就是这小子！”他瞄了我一眼，咧开、油乎乎地嘴里挤出一句：“是他*的跟人不一样啊！”

其他人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目光。看守所很少有上级巡视，有也是一帮男男女女趾高气昂地在监道里走一圈，都不会往号里看一眼。他们这趟是专为我而来。坐班被找出去开会，布置对我“管理”的任务。

不长时间，坐班就回来了，他说我身上有虱子。我说不可能吧，我从来没长过虱子。“他*的还敢跟坐班犟！”他拿着喷雾器向我身上喷。我一躲闪，他的拳头就劈来，我浑身湿漉漉的，难闻的敌敌畏呛得我睁不开眼睛。坐班狂笑着，好象中了大奖。那个喷雾器是向负责喷药的老头借的，那人每天对监道喷一次“来苏水”。他背着喷雾器经过的时候，满屋的犯人都捂鼻子。

这个号子的坐班叫贾坤，过去是个警察。贾坤吸毒，同案都是警察。后来我见过几个，也都吸毒。我呆过的三个号子，贩毒犯和吸毒犯都不少。坐班都吸毒。在劳动班，坐班带领七八个人蹲在一起吸食毒品，吸完了两眼发光地聊天，整整聊了一宿。我白天还有很多活要干，把我搅得心烦意乱，不过那次我算是开了回眼界。

吸毒是高收入人群或者上流社会的活动，象警察和小偷都属于其中。黄赌毒的市场运作需要政府和军警的协调，所以在犯人中，他们的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号里第二号人物庆哥也是毒贩。庆哥在江湖里混了多年，长得非常像《少林寺》里的秃鹰。他是贾坤的军师，有文化、有思想、心狠手辣。

在贾坤的一手安排下，犯人们组成了以“秃鹰”为主的帮教组，对我实行肉体折磨。全体人员都被发动起来，我的到来改变了整个监室的“面貌”。帮教组的邪恶来自共产党播在其体内的毒种，凡是正义的东西在它周围出现，它就感到自身受到威胁。

当晚，我的被褥和洗漱用品没有送来。我以为需要等到明天，可这一等就等了半个月。这中间，我没有洗过脸，也没有睡过一宿觉。管铺的扔给我一片破棉絮，上面满是污物和血迹，这就算是我的被子。301房间处于前楼的拐角处平时就阴冷潮湿，那几天他们特意开着窗子，因为他们都有棉被，完全可以抵御这个季节的风，只有我一个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

躺在冰冷的铺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跳得非常厉害，“噗嗵噗嗵”的。断断续续的昏迷。漫漫无尽的黑夜在一点一点地吸走了我的热量，我不敢睡着，怕自己被冻死。有一段时间我的神智模糊，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个时刻，我才知道，我是怕死的。

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快要亮了，我眷恋的生命还在，它没有被死神带走。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挺住，不能死在监房里。以后的每一晚上，我都面对着可怕的和寒冷彻骨的长夜。

2008年9月17日

太阳起了老高，号里才有了光亮。

“小子，把裤子脱了，让我干一下，政府同意让我舒服一下。”一张狰狞的脸靠过来，我向后退缩，嘴里磕磕巴巴地应付着：“我跟你商量点事，我们先说说话。”

他开始扒我衣服。我非常紧张，几乎大叫起来。大家都往我这边靠，十几双眼睛一起盯着我。这个叫“大傻”的死刑犯突然哈哈地大笑，用手铐砸我的头，问我疼不疼。我摇头苦笑。他继续发疯，用鞋抽我的脸，我的眼睛肿了起来。

贾坤让几个罪小的犯人打我，他们犹犹豫豫没动。几个死刑犯被单独找出去训话，回来后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我，大概是说我为了出名作秀，目地不纯啊；为了发泄私愤，于国不忠啊之类的。

“*的，我一看到他这种人就来气！”
“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怪胎！”大家不温不火地发着感慨，此时的“大傻”露出少有的笑容，好象做了一件得民心的大好事。

帮教组成员要夜里给我上“小班”，白天给我上“大课”，所以他们白天可以跟着值夜班的人一起睡觉。过去有三个铺位不叠被，现在特意为帮教组增加了一个。

这些犯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把迫害我的事当成看演出。

最后的胜利者

我向茅坑方向挪动，趁人不备出溜到地上。我大便已经憋了两天，肚子里实在受不了，快要拉到裤子里了。

“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他一个！”秃鹰向他们嚷着。一个伺候槽子的薅着我脖子把我拖回去：“等到我干完活，你再下地，知道吗！这是规矩，你以为在家呢！”

“那你什么时候干完活啊?”
“我忙完了通知你。”
“大哥，都两天了，你还没忙完啊！”我都要哭出来了。
“你一点都没改造好。”他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

我一周才有大便一次的机会，但是他们不让我上，也不让我接水喝。我一动他们就打我，这么多眼睛看着，根本不能有一点自由。我在痛苦地挣扎，旁边的犯人厌恶地骂着：“这么臭啊，他拉出来了！”贾坤：“赶紧让他上。”

我抱着肚子到茅坑。两只大桶在里面，桶里是为槽子洗澡准备的滚烫的开水。我没有地方啊，只好侧着身子挤进去，基本上抱着水桶。“妈的，拉到外边了！”这家伙在找茬，贾坤磕巴也没打地说：“让他吃了！”几个人上来把我往便器里按，“给共产党磕头、磕头！”

头一点点靠近，终于看清了上面的屎，我只得用手拉到里面。那几个人哈哈大笑：“你不知道脏啊，他是个疯子，哈哈哈……”我的头“梆”的磕到地上。

打我的人姓张，年龄26岁，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叫他“教兽”，不是因为他学问高，他只有初中文化。在我面前，他以其卓越的“自然知识”藐视我。他在戏弄我：“你说什么？”拿个小盆舀了热水，往我身上泼。我的手和后背都被烫秃噜皮了。

他们是胜利者，他们的人性已经死去了，胜利者通常最先死去。

狱里的法西斯暴行

我的心脏跳得厉害，全身突突，腰也直不起来。我说我的心脏不好，做了特检才进来的。他们谁都不信，“心脏不好，管教能让我们打你吗！”

“把他裤子脱了！”监里最暴躁的死刑犯“大成”一跃而起，上来几个小子从下面把我裤子往下拽，上面有几个人按着。“大成”挥起棍子抡圆抽我的屁股，1、2……30、31，我在心里数着，咽了一口血，咸乎乎的，神经已经麻木了。号里的五六根棍子都被打废了，放开我的时候，屁股已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我再也无法坐着。

后来他们就自己动手做棍子。先用报纸搓一个实心的芯，一层一层地用力卷，外面再卷一层刷了糨糊的布，等干透了再卷报纸，最外边用胶布粘好，在两端套上帽，最后做好的棒子和木质一样的强度。

这样的棍子也很快打折了，我身上到处都是一道道的血檩子，整个身上都是红紫色的，而且让我品尝了许多种徒手的方式。综合比较来看，徒手比使用器械要干净利索。号里准备有缝东西的针线，针是缝麻袋用的大针。他们就用那个针扎我的后背、膀子和手指。我疼得昏了过去。

打我的犯人叫高殿成，身体素质非常好，戴着手铐脚镣还可以翻跟头，大家都叫他“大成”。“大成”是古铁市场蹬三轮拉脚的。号里做桃核工艺品，他负责管理锥子一类的工具。他的额头有两个对称的突起，脑袋的形状像个六棱锥。

每次，他都拖着沉重的铁镣，冲到我跟前，明晃晃地用锥子捅我眼睛，只要有一次我躲闪不及，眼球就会被扎爆，这实在是非常恐怖的场景。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肉跳，多亏他戴着镣子动作受阻，我又幸运地快速躲闪开了，只是太阳穴旁边被捅过几次。

几天以后，我身上被扎的小孔，不下几千个，我的脸上也被划了多个口子，全身上下血痕累累，有的地方肿起来，严重的伤口已经感染。警察用手枪对准我脑袋的那一瞬间，我都没这么恐惧。我常常想，如果当时那只黑洞洞的枪口里真的射出子弹，我也不用遭这么大的罪。人生在世，白驹过隙，不知何事萦怀抱。

棍刑、锥扎都让痛苦延续太长，所有器械的方式远远不如徒手。我被按趴在铺板上，一个人坐到我背上，反着提起我的胳膊，做划桨的动作，我在下边痛苦地蠕动，身体就不自觉地向前一点点挪。在我的后面还有一个人，把他的拳头放在我的膝窝里，另一只手使劲压我的脚腕。我在下面极度痛苦，几乎喊不出来声。

我开始逐次体验“划船”、“推牌九”、“吊炉饼”等各种刑罚。我清楚地听到自己的骨头“咔嚓咔嚓的响声”。我的后背被一条腿顶住，没法动，疼痛让我陷入昏迷。他们也被累得满头是汗，不停地换人。我的膝盖是酸软的，想站都站不住。他们揪着我的头发，拖着我往我下身踢，一会就渗出了血。我知道我会在这部巨型机器里被漫不经心地绞死，我开始服软，求他们放过我，他们看着我，痴痴地笑。

他们放开了我，我的腿还在抖。我的脑子里却在想，满清十大酷刑可能不是真的有，那些复杂的器械是不必要的，最有效的方式肯定是人的两只手。中国的监狱一直以来就是共产党暴力最猖獗的地方，用塑料管打人，用打火机烤熟指甲，一会就“啪”的一声裂开、向上翻起。共产党祸害人的创意总是出类拔萃。

中国的教育不是为了健全公民的人格，接受它的教育就是吸食共产主义精神鸦片，会无中生有地产生出仇恨来。所以中国没有教育，只有“教导”，教导人民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世界。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才能构成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多元社会。

这里的夜晚不平静

临近傍晚，“610”过来一趟，在窗口外斜眼瞅了一眼，走开了，他象个时远时近的幽灵。

帮教组的人一到晚上格外兴奋，当别人进入了梦乡，我还被迫光着脚，蹲在铺板边缘的角铁上。我困得不行，歪歪扭扭地站不稳了。

贾坤让金刚拿来一个豆奶的瓶子给我喝。我确实渴极了，但是，从他们怪异的表情判断，这是一个愚弄人的陷阱。

我坚持不喝，两个夜班上来堵住我的嘴，勒住我的咽喉，强行让我下跪。他们的两双手把着我，拳头不断落到我头上，我就用胳膊抵挡着。当他们已经停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还在不自觉地挡。我开始感到绝望。

熬到了后半夜，贾坤已经睡完一觉醒来，再次把我叫过去。我的腿一瘸一拐的，我说，要不我们都退了一步，我可以按你们的意思吃辣根，用吃辣根代替喝“豆奶”。他也痛快地答应了，另外再加一碗辣椒水，就着热水喝。

我一狠心，就这么地吧，豁出去，反正自己都这样了。在小铺出售的商品名单里没有辣根，这是610专门为我准备的，我是逃不出这一关的。

刚咬牙喝下，“金刚”就把整管的辣根灌到我鼻孔里。我张着嘴里大口呼气，他又灌了我一嘴。我被辣得鼻涕眼泪迸流，整个人往上蹦。他们呵斥我，不许跳！楼下睡觉呢！

“金刚”人高体壮，身高一米八五，体重超过二百斤，压在我身上。几乎是没气了，我还在捯气，两个夜班，“四指”和“长龙”又过来，把我推到茅厕，叫我“捣管”。他们把“自慰”称为“捣管”。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直抱着头，一声不吭，因为已经没力气了。这两个小子，用粘着大酱的小木棍往我屁股里捅，把鼻涕往我身上甩。我躲闪着，但力气已光，挣扎不过他们，就这样，他们一宿不断地折腾我。

2008年9月18日

昨晚，我一闭上眼睛，“四指”和“长龙”就用锥子扎我脚心。

当我是法轮功

早上，他们两个向贾坤汇报成果，贾坤问我：“他们用什么扎你？”
我答：“用的是锥子。”
贾坤：“我们监里哪有锥子！”
我答：“那就是锥子类的锐器。”
贾坤咬着牙：“我让你胡说！”接着过来提起我，象提着一只小鸡般扔到后门。我的身体虚弱得很，无力反抗。

他们把我手插到后门的铁柱缝隙里。贾坤抡圆了拳头，转身，朝我胸口用力闷。贾坤足有一百八十多斤，体格和泰森一样壮，拳头如小沙包一样大。我在被连续的巨大的外力击打，昏死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还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嘴里咸咸的，咳嗽得很厉害。我试图爬起来，胸口很痛，我怀疑是肺部毛细血管破裂。

我艰难地对贾坤说：“我有心脏病的。”
贾坤很有把握：“*的，还敢骗我！我都看过你的病例了！”
“我真的有病，你不能再打了，要出人命的。”我后悔不该体检，这不成打死我的诱因了吗！

“你不是法轮功吗？怎么不忍了？”“长龙”最能煽风点火，关键时刻总少不了他。
“谁说我是法轮功？我不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这事，还是把我当法轮功打，我被气得直哆嗦。

“不是法轮功怎么反社会，我怎么能相信你？”
“你问问警察，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是说真话的，说自己不是的那就肯定不是，这还用证明吗？”我转头看贾坤，他点点头，表示我说的话对。

我又加了一句：“不管是不是法轮功，你们都不应该打，难道法轮功不是国家公民吗！”

“秃鹰”在一旁有滋有味地看了许久，这当口又来上一句：“就你这个熊样，病病怏怏的，老实待着得了，反共产党，你还反窖了呢！”

他们几个人一起上，一人抓一只胳膊，一人拖一条腿，一个人去扒我的裤子。我几次甩掉前面的两个，一次次他们又抓住我，用力掰我手指。

我把两个人同时摔倒，他们在后面边踢边拖，直到把我拖到铺上。我的上衣被撕烂，裤裆开了线，我的力气用尽了。

“四指”用塑料瓶砸我的手指头。“长龙”用鞋油抹了我满脸黑。我痛苦地呻吟，他俩却热血膨胀。几个人把我脱光了一顿暴踩，都累得动弹不得，他们才肯罢手。

这是他们对法轮功无数次暴力的延续。这是一场一个政府对一个公民的战争。战争的双方，政府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个人力量的渺小几乎可以不计。但是，在精神的世界里，政府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才是最强大的，个体的胜利是永恒的。

贾坤说，监控器照不到茅厕位置。我怀疑这是借口，那种黑色的可以旋转180度圆球，怎么可能在这个不大的空间产生观察死角？我在昏死的前一刻还在呼喊：“我的心脏不行了！”隔壁的警察看不到，还听不到吗？我每一次被厮打，管教都未出现；能够挪动他们屁股的，唯有金钱和美女。

人的死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消亡，一种是精神的消解，暴力消灭不了思想。我方感知法轮功在用个体的苦难唤醒民族的新生，他们以爱报恨、以德报怨是一种人类伟大的精神。

（待续）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今，中共一直将“没有迫害”作为洗脑所用的谎言之一。王先生的遭遇，反映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家属的遭遇。他的文字，真实的记录了当今中国社会的黑暗、残暴、变态，也折射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这场长达二十五年仍在持续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