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个乡绅，家族在天津等城市有生意，在农村的家乡也有很多土地。父亲除了留一些土地满足自家的需要外，把多余的土地都无偿的给村里人种，收成全归乡邻。父亲还办了义学，村里的孩子都可来免费读书，并给上学的孩子免费提供午餐，每年还给学生每人送单、棉两套新衣。

父亲的家乡在山东，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在父亲的家乡搞土改运动了。一天夜里，父亲在睡眠中被敲窗声叫醒，敲窗人对我父亲说：“你先别吱声，也别问我是谁，我不会告诉你。明天村里要开斗地主大会，要批斗你。因为我知道你全家都是善良人，实在不愿你们遭罪。你现在就带全家人到别处去吧，别回来了。”开始父亲还挺坦然：“我一生行善，没欺负过人，和乡邻的关系也很好，我不怕。”那人说：“你不明白，当你受到那种冲击时，你自己就不想活了。你们别点灯，别带东西。从后门出去，走某某道出村。今晚我把这一路的岗哨全撤了。”

当晚，父亲带着全家老小共三十七口人逃离了家乡，躲过了一劫。父亲后来说：“回忆那人的声音，好象是义学的校工。看来这校工是个地下党，还是头目。可惜再没见过这个恩人。”

那时我和弟弟还小，父母根本不告诉我们家中的事，怕小孩说漏嘴招来祸。很多年后我们长大了才知道了一点。我知道在运动中为了安全，母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象首饰、人参、灵芝等等都悄悄扔了。仅首饰，就装了一痰盂，在夜里倒進河里了。因为有钱人才有这些东西，而有钱人是要挨整的。

我们家在城里安顿下来，父亲有了一份工作。我父亲还是很善良，大饥荒时，族里一个亲戚是个寡妇，带着两个小孩来求助，父亲马上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钱和粮票全都给了她。后来我母亲问父亲：“都给人了我们这个月吃什么？”父亲说：“再想办法。她一个妇道人家，太难了，不能不管啊！”

父亲的善良让我也受益了。我中学毕业后要上山下乡，我去的正是父亲的家乡。本来父亲对此有顾虑，但父亲的同事兼同村同乡的人说：“没事。”没多久，村里的老人都知道了我是某某的闺女。我发现那些老人碰到我，都两手下垂，很恭敬的站一边，等我过去才继续走路。后来村里有人领我到一院房子，告诉我：“这是你过去的家，房屋很气派，但现在是村委办公处。”村里的老队长对我很好，分派我的都是很轻松的活，工分却很高。我从未干过挖地等体力活，都是掐个苗、挎个篮子送个苗等轻快活。村里的书记却很恶，他扬言说：“一定要把她弄到手。”我年轻时身材很好，很秀气，听到这传言后，就随身带一把剪刀，睡觉时，枕头下、脚底褥子下都放一把剪刀，若坏人行恶，我就跟他拼命，决不能让坏人得逞。若在路上遇到他，我手都在衣袋里紧握剪刀，表情严肃愤怒，心里紧张，不敢放松。所幸，那坏人终没机会欺负我。冥冥中，谁说不是上天的护佑。

父亲曾有一个管家，过去哪块地种什么、种多少、到时候该买什么苗，全都是管家安排。我插队期间，管家的妻子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我熄灯不久，轻轻敲窗，然后说：“闺女，我在窗台上放了点吃的。你现在别开窗，过一会儿等我走了，你收好。”有时是几张饼，有时是馒头、菜盒子等。有时赶上我回城里，还带给我家人吃。每当这时，我感到很温暖。

我插队时，父亲曾来村里一次。那天，他和管家两人久久握住手，两个老人都眼里含着泪。管家说：“东家，你这么多年到哪去了？也不捎个信。”父亲说：“我不敢啊！”管家告诉我父亲：“那时让我控诉你。我说：公社冬天让人挖渠，我发烧也得出工，病了也没人管。过去给东家干活，我病了躺在床上，东家把熬好的药端到我床头。让我说什么，控诉什么？共产邪党宣传的地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纯粹是歪曲造谣。”

大姨的故事讲完了。最幸运的是大姨明白了大法真相，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生命真正获得了拯救。

笔者听完大姨的故事，也很感慨。笔者的母亲也是山东农村的，母亲曾说过：“地主对长工很好，农忙时给长工吃的比自己都好。地主也是省吃俭用。”母亲听了大法真相后，还说：“现在我明白了，我三妹是遭报了。那时斗地主，三妹是个年轻姑娘，为表现积极，她抓住地主婆的头发在地上拖，都把人家磨出血了。后来三妹生孩子时难产死了，是共产邪党害了她。”

笔者还认识一个新疆团场的职工，他们那有下放的右派，团领导动不动就开批斗会，让这些职工手持工具（铁锹之类）打右派分子，要求锹锹见血，要打出血才行，而不少人根本不愿意干。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是敬天信神的，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相信善恶报应，是善良的。是谁夺走了我们心里的善良？是共产党，它邪恶的斗争学说不但不敬天不敬神，还战天斗地。对人就更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运动不断，整人斗人，血雨腥风，乌烟瘴气。希望中华大地早日摆脱共产邪灵的祸乱毒害，恢复民族心灵的清明。

（责任编辑：任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