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零零四年四月份，本地协调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被绑架，当时我是负责本地区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的传递工作，同修劝我暂时避一下。我想：我走了，谁来送资料和周刊？同修们怎么发资料？怎么看交流？我没有动心，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可是我并不知道当时我已被特务跟踪，因为之前曾与一名电话被监听的同修联系，导致我的电话也被监听。当我从一同修家出来后，不久就被警察绑架到了看守所，被非法判刑七年。

在看守所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想：看守所不是我待的地方，更不能去监狱。十月份的时候，警察送我去大北监狱。坐在车上，我一刻不停的发正念：我不去大北监狱，我有我的任务。到监狱检查身体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血压高达一百七十，心肌严重缺血。大夫还突然问我：家族是否有传染病？我回答说：我妈是肝腹水死的；我哥现在是肝硬化。大夫一听，大笔一挥：拒收。看守所警察马上给他的上司打电话说：监狱不收。他的上司说再去别的医院检查一下，目地就想把我送進大北监狱。这时，看守所的另一个负责人说：监狱已经拒收了，还上哪检查能收呢？没办法，只能又把我拉回了看守所

一个月之后，我被改成“监外执行”释放回家。

（二）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这一天，当地法院等一行四人在没有任何理由的前提下来到我家给我判刑三年。当时我身体不好，正好躺在床上休息。丈夫（同修）身体也不好，坐在沙发上。四人進屋后，什么都没说，扔下一张纸就走了。我一看，原来是一张判决书，我和我丈夫同时被非法判刑三年。多么可笑，多么荒唐，什么说法没有，就因为我和丈夫修炼法轮大法，立志做一个好人，就被无端的入室判了三年。可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既没有去监狱，也没有人来管我们。就这样什么事也没发生的过了三年。

（三）

二零二一年五月的一天，我去核酸检测点做核酸，当时邪党要求人人必做，否则如何如何。我刚做完核酸检测，一名便衣警察就问我：你是某某某吗？我回答说：是啊。便衣说：跟我去趟派出所吧。当时我很纳闷，就问：去派出所干什么？便衣说：有点事。到了派出所，所长说：B区的公安局找你。听了这话，我心里有点不稳。因为B区公安局一直迫害大法弟子很猖獗。但是马上我否定了这个怕心，心想：这是好事，考验来了。在这期间，我还劝退了四个人。八点以后，B区的国保大队长来到派出所，要把我送到邻市的看守所。可是疫情期间，检查体温是最重要的。国保队长没办法，就先拉我去了一个大医院做了全身检查。结果除了血压有些高，别的一切正常。随后就把我拉到邻市的看守所。進所之前又量了体温，结果显示三十七度四，连续量了三次都是三十七度四。看守所里检查身体的人说：没办法，我们不能收。这时国保大队长说：刚才老太太在车里坐着热，出来凉快一会儿就好了。我想我不能配合他，就说我不在这儿坐着，站起来就要走。国保大队长又开车把我送到另外一个派出所，关在一个铁笼子里。门口有两个人看着。此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半左右了。我迷迷糊糊的眯了一会儿，天就亮了。

昨天的阴谋没得逞，邪恶不甘心，他们还想把我送進看守所，就把我拉到大医院又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时一个女警说：看守所的温度计坏了，这儿检查就正常。在送往看守所的路上，老天爷也发怒了，大雨倾盆而下，浇得车顶“啪啪”作响。前窗玻璃的雨刷虽然已最快的速度刮着，但还是看不清路面。到了看守所门楼前，里面的人说：我们不收了。实在没办法，国保大队长又把我拉到国保大队，联合其他几个部门写了一个“监视居住半年”的单给了我，把我送回了家。

对于“监视居住半年”，我什么概念都没有，一直以来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早把这事忘在脑后。两年过去了，在师父的悉心看护下，我平稳的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