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生完第二个小孩之后，忽然直不起腰来走路，要九十度弯腰走路。我看到母亲流眼泪，可能我母亲以为我要死了，我就去医院看医生。我在走廊等医生的时候，忽然看见在遥远的空间中出现三个东西向我飞过来，是真、善、忍这三个字，飞过来后奔進了我的前额。我的腰当时就直了，我就回家了。我的贫血病就这样也好了。

那时邪恶铺天盖地的诬陷法轮大法，我一条邪恶新闻也没有看到。直到二零零四年，那位同修来看我，叫我去香港找法轮功学员炼功，说在公园会找到他们。二零零五年，我在香港找到了同修，开始了学法、炼功，孩子也跟着得法了。

讲真相、劝三退

二零零六年，同修来帮我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香港同修叫我给亲人、朋友劝三退，我就学同修帮我做三退的方法，帮助亲朋好友三退。

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八年，我们在广州和香港两地往返，我有时带大法书、带《大纪元》报纸、带《明慧周报》回广州，报纸就放在店铺给客户看。有的客户说：“你带这些报纸回来放这里，不怕？”我说：“不怕，这些都是真实的。”

直到二零零八年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脑上看到了明慧网，看到了迫害的真相，看到了整个传法到被迫害到反迫害的过程，这时才知道大法弟子要做三件事，要讲真相，要救众生。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一下子知道了所有的事情。我生命的深处真正的被唤醒了，整个人好象从新被洗涤了。感恩师父没有落下我。我决定真正修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正法还没有结束，我还有机会修。当晚，我看完了《九评共产党》。

第二天，我就开始在自己店铺里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我认识很多人，我要把他们救下来。我除了讲真相，还开始写真相信，刻录破网软件光盘，刻录《九评共产党》光盘，神韵晚会光盘，写真相纸币，用机器打印真相纸币，等等，我用所有的办法来救人。

我根据店铺来的客人，发放不同的真相资料。因为我认识的人太多了。那时真是争分夺秒，连吃饭的时间都不舍得用，常常午饭到晚上才一起吃，我的员工把饭热了又热，端来又端回去。

做一个好商人

我先生是香港人，他做生意、当老板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很多人来向我借钱，我家人也不断的要钱。有时我先生如不想借钱给别人，我还不高兴。我们两个不会做生意，生意一直亏，感到无法做下去了，先生一直从香港拿钱回来填补开支，情况一直恶劣到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我回香港，我必须住满一个月，才能取到香港身份证。我留意到香港亲人的态度不是那么好，有一天我听到先生的妹妹在打电话，她说他二哥很快破产了。那时我虽然没有真正明白修炼，但是我护法的心很强，我就求师父：“师父，我怎样做生意？”立即听到师父跟我说：“用真、善、忍去做。”我很感动。

回到广州，我就好象开了窍一样，会做生意了。生意额在一年之后飞升，二零零八年就达到高峰。同时我把“奸商”的观念扭转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商人。

修炼非常严肃

当时我在中国大陆那种邪恶的环境能平安走过来，除了正念之外，还有一颗纯净的心。我白天在店铺讲真相，劝三退，晚上在店铺做真相资料。九点钟市场停电之前，我必须把东西整理好才回家。有时几台机器同时工作做真相资料，掌握每台机器的工作时间很关键。那时我必须非常有正念，头脑非常清晰，每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刻录出来的光盘还要每张检查，检查完就包装好。

我还必须在晚上九点钟之前把所有真相资料做好，分类好，整理好。电一停，我就要离开，因为我的店铺正好对着市场管理处。如果保安发现停电了还有人在，就会敲门问询。

每次做资料，我就一边发正念，一边与机器沟通。如果哪个心不对了，机器就坏。机器一坏，我就求师父帮助，同时找自己哪里不对，悟到了，机器就好了，所以时时向内找就成了一个主动修炼的机制。

我的资料点运作非常顺利，我也非常珍惜真相资料，大部份真相资料都是面对面派发的（家人和员工也帮忙发资料）。有一次我想，怎样救市场商铺里面的人呢？晚上把资料从门下塞進去？我就先塞一份试试。回家后，我心里很难受，想到里面放的是大法资料，从门下塞進去没做到光明正大，所以我很早就去市场，把资料从门里拉了出来。

遇到的考验与过关

我最难修的就是“心急”和自己“说了算”的人心，修这些心就会出现很多心性考验。有时几个员工来讲我这不对、那不对，我心里过不去时，警车就到门口了，我立即向师父认错：“师父，对不起，我错了，师父救我！”我就必须改。我出去与警察打声招呼：“什么事啊？”警察看到没有什么，开车就走了。

如果我不自动改，我知道警察就会再来，我就必须狠心去修心，我知道提高心性才能救更多的人。那时师父还安排了一个警察在保护我，有人举报时，这个警察就先来。警察还给我留了电话，叫我有事找他。

有一天，我要去怕心了。市场的两个保安来到我的店铺，说请我去管理处，因为有警察要找我谈话，我说：“好。”就与他们一起去。我忽然两脚开始酸软无力，一个保安就对我说：“不要怕。”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口对我讲的。神奇的是，我的怕心就这样被拿掉了。因为上一次警察来店铺找我，我就上了二楼仓库发正念。我看到一个怕心象足球那么大，跳出来在我面前，是米黄色。那天这么大的怕心一下子师父就给我拿掉了，我去管理处，讲完真相就回来了。

还有一次管理处又找我去，说我如果再在店铺讲这些话，这个市场就要关闭，二百多家商铺就因为我受牵连，我说：“这是什么逻辑啊？只有共产党才说出这样的话，共产党很快就灭亡了。”我就讲了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的藏字石，他听了很开心，就把我送出了门。

回香港

二零一零年初的一天，我送了两个破网光盘给了派出所所长，之后我的门口来了几台警车，把我带到派出所，非法拘留了我十天，并说把我送回香港。

在拘留所的第三天，我就把和我拘留在一起的十几个人差不多都做了三退。我觉的在里面没有意义了，我大声喊：“我要出去，我不想在这里！”他们就派来了十几个警察跟我谈话，我叫他们不要跟江鬼陪葬。同屋的人被移到了隔壁住，又不断的有新人進来，我把其三退完，很快又调走了。有新人進来，我就去给她们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大家一起听我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和大法真相。

我从拘留所出来时，在门口看到几台警车在等我，有很多警察，我对这些人笑着说：“这么劳师动众啊？”警察也笑了，他们说要把我送回香港。我说把我送回店铺取点钱，回香港需要用钱。他们就开车把我送回店铺。在场的家人和员工过来看我，她们看到我说：“没事，还胖了点。”

路上我给警察讲真相，叫他们来香港找我喝茶，告诉他们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上了火车，把车票的钱给了他们，他们又扔上车，说是他们同意帮我买车票的。我们互相挥手再见。

看到车上没人，我想大哭一顿，我想到可能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我才回香港的。因为我只顾救人，学法少，炼功更少，我只注重发正念和救人。我不想回香港，因为认识的人都在大陆。忽然有个声音问我：“你不舒服吗？”是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人。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是个党员，一直往返做生意。

我出了火车站，黄色的大法横幅出现在眼前，金光闪闪，好象在招呼我，我激动的眼泪直流。我向同修走过去，我与他说我们是同修。我先去黄大仙真相点，看看同修是怎样讲真相的，我就知道在香港怎样讲真相了。我接着去了旺角真相点讲真相。

二零一二年七月，青关会开始在香港很多地方挂诬陷大法的横幅，我们的内心受到了最大的冲击和痛苦，每天真相点都是正邪交战。身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何正法成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严峻考验，我们几个到十几个同修走上控告青关会诽谤大法、还师父清白的路……

我们全面向主流社会讲真相，救人，我们写不同的真相信向不同部门的人寄信、邮件、约见等等方式讲真相。直到我感到打官司钱无望的时候，我才想起了我大陆的生意。青关会的出现，我第一次看到邪恶在光天化日之下诬陷大法，我们却不能及时制止和解体邪恶，我感到非常痛苦。

慈悲与威严同在，真相点的同修非常坚定，邪恶不灭，正念不停。案子在香港启动不了，我们也没有放弃，控告江鬼的时候，我们几十个同修就把迫害大法的青关会头目、前特首一起告了。

先生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把东西送光了，钱也送光了，自己的那份送了，为什么别人的一份也送了？他回了一句：“你这么年轻（那时我三十几岁），就不想工作了？”那时我也明白了，先生家是一个大家族，如果我不工作，他无法交代。而且我小孩还小，他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有能力工作的人。我知道，我修炼的路可能要从新安排了。

我心里想：既然要工作，那就進媒体吧。我觉的在大陆训练了十年，可能也有用得上的地方。当同修再叫我的时候，这次我就答应了進媒体工作。我虽然答应了進媒体，但是心里一直复杂不安，有时也找很多理由说服自己：比如赚钱打官司，在救香港人。但我还是选择了進媒体做销售。

我刚進媒体时，两个朋友以为我要去打工了，就说出钱，让我在香港做生意、当老板，我拒绝了。其中一个看到我不想开店，就把买车的钱“送”给了我，因为朋友换了工作的地方，就在家附近，不用开车了。这两个朋友都是我曾经在大陆互相帮助的人。另一个生活来源就是叫以前借钱的人还钱，所以進媒体做销售成了我人生中自己用钱最多的阶段。我当初计划自己在媒体工作六年就离开媒体，但是我还没有修好，没有做出成绩来，如今就将奔向第二个六年了。

我悟到，人修炼成神真的很严肃，那么我就要从做好人做起，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真正修出来。

个人体会，如不对之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