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一日】我就跟他们讲我的故事。一想到年轻的生命即将失去,就想起我“坎坷的过去”。除了跟追求的女孩以外,我还没跟别人讲过悠远绵长的往事:我在国有企业人事部工作多年,让我看到了人可以达到的无耻的程度,我不堪忍受窒息的气氛,在它破产之前就逃了出来……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整理企业管理理念中。我的企业文化理念设计中,每个人都处于以心换心的工作状态中,处于相互的健康的工作气氛中,靠着所有人发挥自己的内在的精神的力量,而不是每个人强迫自己的状态中。 * * * * * * *(接前文) 一生难忘的一次追杀 “610”要下班了,他跟贾坤告别:“还是回家抱老婆睡觉是正事,把事办好啊。” “花和尚”像一只狂暴的狮子在地上蹓着,我的旅游鞋在空中画了一个美丽的弧线砸到我后脑上,“*了个*的,还不承认你是同性恋!” 有人在一旁补充,那种人在市区某某地方聚会,用什么姿势干事;有的不厌其烦地问我是怎么过变态性生活,用的什么姿势和办法。我被挤到茅坑,楼上的下水管一直是漏的,脏水滴滴答答掉到脸上,我的头痛开始发作。 “金刚”跳到茅厕屏蔽墙头上,用脚踩住我脖子,逼我大声说:“我是玻璃,我是鸭子。”我的脸上尽是水,不知脏水还是泪水,反正我心里很委屈。 “我没有!”我最后一次辩解。 “****,警察都说你这种人专门搞性变态!”“花和尚”就等着我说这句话呢。 我彻底放弃了反驳,我对任何时尚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从来没有干过违背传统的事。共产党今日之天下,一遇政治问题就往性方面整,共产党的行为模式是“我说谎,故我在”。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我去抱我的被子,监里唯一一个散了花的被子。在贾坤和“秃鹰”的刻意安排下,号里对我的生活全面封锁。不给我指甲刀用,我就在水泥墙上把指甲磨掉;不给我缝衣针用,我就把所有需要缝的地方系成扣;不给我晾衣绳用,又不让放到铺上,我就把洗过的衣服铺在我身上晾干;我被里的棉花被他们掏掉了一片,我就用线衣线裤填窟窿。我在监狱的日子,狼狈不堪的生活。 被子里比往常多了一个东西,一根差不多两米的细钢丝。“秃鹰”躺在另一端骂:“反共要是不死,我们都没好。”“教兽”在一旁出主意:“把他打死,藏到被垛后面,等下次提审的时候,我出去。” 他说的情况在这个监室真的发生过,以前有个坐班把人打死后藏于被垛里,等发现的时候,尸体都腐烂了。 这么长的钢丝往哪里放啊?我左思右想还是塞到纸盒箱里安全。我偷偷摸摸地蹭到地上,把钢丝圈成一个卷塞了进去。 过了一个小时,我感到搁那也不行,如果有人趁晚上没人值班勒死我怎么办,还是藏在被子里安全。我忙来忙去,不顾旁人的反应,有个人在我屁股上踢了几脚,我也没注意是谁。 第二天我醒了,发现自己没事。“610”来查看,看着我之后恼怒地责骂全部犯人:“你们都他妈的吃点药死了算了!” 又过了两天,我的被子里又多了一根相同的细钢丝,我赶紧去看被子的棉絮,里面的那根还在,我使劲拽想把它弄出来,可是越拉越紧,棉花缠住了它,穿出了被面一截。 我把大部分拽出来,剩下的一截反复地撅,竟然撅折了,它应该是根铁丝,我把它们团成一个团,扔到下水道里。这里的茅坑和下水道相连,共用的通道是一根很粗的管子。 这期间,没有停止对我迫害,各种各样的说法不断创新,贾坤召开“政治扩大会议”,让大家齐心协力“研究”我。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凑到一起,真的造出很多条针对打我的“理论”。 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一边筋疲力尽地躲闪,一边思考我自己的生命,他们继续在晚上不停地扒拉我,我的头痛越发严重,心里开始有死的想法。 “610”对我的惩罚是全监室的米粥变稀,稀到吃了跟没吃一样。有方便面的犯人还行,没有的几乎是天天饿肚子。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多月,大家也向驻检反映。他(驻检)过来看了看,当天早上的粥干稀正常;等他走了以后,又恢复过去。 看守所克扣犯人的伙食,自然在我们当中激起义愤。义愤的一个方向是嫁祸给“权力寻租”的劳动号,另一个方向就是“事件始作俑”的我。我不怕他们义愤,因为义愤归义愤,没吃饱的犯人都在晚饭后放倒不动了。 我就跟他们讲我的故事。一想到年轻的生命即将失去,就想起我“坎坷的过去”。除了跟追求的女孩以外,我还没跟别人讲过悠远绵长的往事: 我在国有企业人事部工作多年,让我看到了人可以达到的无耻的程度,我不堪忍受窒息的气氛,在它破产之前就逃了出来。企业的破产使得最后一任厂长成了老板,这个老板结束了共产党每年派来一个老板的历史,让公然劫掠和肆意侵吞国家资产的行为画上了句号。 我没有能力去做小商贩,因为没有社区和办事处的保护几乎无法生存。我没有能力去做私营企业主,因为不借助政府的不正当行为几乎无法获利。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整理企业管理理念中,为当地的三资企业和南方的私营企业管理出力。 我的企业文化理念设计中,每个人都处于以心换心的工作状态中,处于相互的健康的工作气氛中,靠着所有人发挥自己的内在的精神的力量,而不是每个人强迫自己的状态中。公司的总体利益不是依靠所有员工朝着同一目标奋斗的结果,而是让每个人在其中寻找到自我的目标。“拼命奋斗”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员工工作的目地。那样做基本上就是尔虞我诈、争强好胜而已,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的伤害,也是对整个事业的伤害。 中国的公司都是短命的,这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我想出一个企业内部合理流动的方式,适合于私营的小企业资本家使用。但是中国是一个恶的生态环境,不可能出现有善心的老板,善心意味着竞争力减弱。如果企业破产,大家都没工作了。而如果情况相反,有善心的老板获得的是更大的竞争优势,大家都比着做好,这才可能用上我的管理方法。 后来我的“实践”均宣告失败,我转行设计开发网站,也因为在本市找不到风险投资而告吹。我又转行干销售,我通过实践整合资源,我希望把每一次销售做到战略高度的行为,让企业没有的资源和可能置换的资源间形成,很高标准的,国有企业让地痞流氓霸占着,私营企业主也都是向共产党钻营的窃贼。我在销售中遇到共产党权力机构的人横行市场、不给货款,我把他告上法庭,但是依然无法胜诉,我只能庭外和解了事。 我从事了不下十个行业,了解了中国大量的行业内幕。饲料行业的原料无所不用,医用器械行业的医院采购黑幕,三资企业的财务弄虚作假,中国各种行业的现状令人沮丧。我愤愤然,没有干干净净的从业人员,在我的心里已经认定,没有任何人可能跳出共产党的罪恶,整个中国被共产党彻底玷污,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区分谁占有道德高点,已经失去了固有的说教意义。 我讲着我自己的“一生”,好像是给自己做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他们把我的话当作催眠曲,听着听着身子往下出溜,脑袋还有节奏地晃动,好像很享受的样子。 我越说越气,像我这样五百年不遇的大好人,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他们那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坏人都活着,我心不甘。我死了有什么意义,孙志刚的死提升了中国监管机构的责任心,谭卓的死激发了人民对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愤怒,而我呢,可能只成全了公安给我泼的脏水。 2008年10月24日 已经连续多天大雾弥漫,这里是近郊,理应秋高气爽、蓝天碧空,可是空气污浊得呛人,号里有很多气管不好的犯人,现在都喘不上气来。 千呼万唤起诉书 我正在用手纸擦黑糊糊的鼻孔,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贾坤喝令:“反共,到门口蹲着去!”大家七嘴八舌:“这么早就拉人?”“看看车进来没有?”监里突然有了一点生气。 离窗口最近的那位探了探头,没说话,继续在看。“你看啥呢?”贾坤好像猫嗅到了腥味一样凑上去:“*,有好事不叫我,哎,你看这个身材好啊!”我知道他们在看女犯,只要有女犯出现,不管是替管教嗮被子还是提外审,窗口都会聚上一堆人。 刚才还在突突地乱跳的心,现在安静了下来。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了,每次那种改装过的依维柯死刑车一进来,我就被大家推到门口等死。他们知道那个车里可以执行死刑,但是我比他们知道的更多——这种车经过改装以后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室,中间是一张手术床,旁边有水箱连的水龙头和冰柜,血淋淋的器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取下来。我曾经做过汽车用品的生意,知道这里面的情况。 我浑身是伤,蹲在地上揉搓,想起刚才“610”对大家说的话:“对中国人不能太好了,对他好,他拿你不当人。”多次见过的那个负责送传票的男人过来,兴奋地四处找着:“谁呀?谁呀?我*,就这小子啊!”又说:“你太有才了!”我感觉自己被人当作一只大猩猩,隔着铁栏杆欣赏着。 “快过来啊!”贾坤在催。“大猩猩”走了过去。 “在这签个字!”他命令道。“我有个特殊情况想跟你说说,我不是想给你工作上添麻烦,真的是办案警察的审讯笔录,我都没看过,这样就审判我,在法律程序上不公正啊?”我用的是询问的口气,想跟他探讨一下我的案子。 他当时看了我一分钟,突然大骂我。我向后退了一步,他拿着文书向外走,管教室那边传来愤怒的声音,胖管教过来:“你眼神直勾勾的,不象精神正常,我告诉你好话,你不签也不影响开庭,还会多判你几年。” 我有点后悔,为这多判几年真的不上算。再说了,不给我看笔录也不是办案警察个人能说了算的,那应该是共产党统一的意见,对我的整个审讯过程都体现出共产党的心虚。 我说:“那我就签了吧。”胖管教:“****,警察让你签你就签,我们让你签你不签,你这不是祸害人吗?你就**的欠整。”“他们打我啊。”“打你你就签啊?我们不打你你就不签,***有精神头熊我们,你看我们是熊包啊!” “现在想签还不行了。”刚刚大发雷霆的法院的人平静了一些。他把我的情况签了字以后,吹胡子瞪眼睛地推给我:“按手印!”这种不同形式的安排,是这个体制的常规手段,可以让法官对谁认罪谁不认罪一目了然。 经过漫长的无望的等待,终于等来了起诉书,我的心象飘在空中的一粒尘埃终于落了地。我不期盼政府能够对我的审判正义,我期盼这份刑罚期限早点结束。我从一个开始关心社会评价的俗人,变成一个逃脱苦海的懦夫。 我不是一个对民主意念的坚强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冒牌的民主斗士。 对我百分百信任的人 号里的辱骂声还未静止,“贱贱”凑过来跟我犯腻:“哥,等我的纸送来,你给我念,行吧?”我装着愠怒:“这屋里的人都认字,你怎么只找我呢,你也不傻啊。” 他不认字,嘿嘿地笑着,亲热地搂我。大家跟着起哄:“亲他一下就给你念。”“贱贱”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被弄得哭笑不得,赶忙诺诺地回答:“给你念,给你念。” 这个小子大名叫林海键,有二十四、五岁了,但是由于智力残障,感受不到压力。他来这里长了不少肉,养得白胖胖的,大家当他是五六岁的小孩。我是这个监室他唯一信任的人。你要是当面说他不愁,他就会学着别人的样感叹:“这一辈子啊……”他的智力水平有多高,我不是医生,无法用医学术语明确性表达。 他说话单调且重复、所问非所答,他对自己的案情说不清楚,大家能问出来的,只有没事时他一个人的絮絮叨叨:“两年啊,整整两年,把我关在笼子里,女人啊,看一眼就犯罪……”剩下的大家一样也没弄明白。 平时没人跟他说话,他无聊了就自言自语,大家也乐不得听,那些疯话博得大家愉悦。他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国的语言,说得极溜,听不出破绽。他最拿手的是作诗,他的即兴所作既朗朗上口,又押韵流畅,惊得我瞠目结舌。 平时给他点好吃的,让他管谁叫爹他都毫不含糊,吓得陌生人躲着他走。前些天晚上逼我喝的精液水,最后还是逗着他喝了。那个豆奶瓶里面装着小丹的精液,外观上与豆奶完全一样。大家都爆出狂笑,几天后大家把这事忘了,就跟没发生过一样。 大家常常引诱他说话,他说自己给别人口交,他当时是露宿街头的流浪者。我们猜想这事有可能发生。大家围着他取乐:“贱贱,给小丹口活,七袋方便面怎么样?”“八袋?”“你要不干,大山就上了。”“你们太小气了,我给一箱,这是最高的啦。” “贱贱”歪着个脖子想,想了一会,好像一咬牙,用嘴叼起小丹的那个东西,大家无比的开心,比看拉死犯还要快乐。象他这样的人生在这个社会里,生与死都跟这个世界无关,无人关心他,也无人牵挂他。 我的第一次来货,“贱贱”就跑来帮我,他把东西从铁监栏的缝隙里拽进来,很勤快地帮我找了一个空的纸箱。我很感谢,把一部分食物分给他,以后每次来货,在没被抢之前都尽量给他。 我还把自己的大衣和毛裤给他穿,他就把自己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纸箱底下。我跟他说:“你犯的是杀人案,没有出去的可能,把好衣服都穿了吧。”他对我皱眉头,很烦地说:“你傻。” 再傻的人也都长个心眼。大家常常以“贱贱”为例讽刺我。“贱贱”的杀人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说辞,到底杀了人没有谁都问不明白,所以他这个“杀人犯”要打上引号。我原以为“贱贱”生活在自己的梦里,我们都生活在真实里,我们痛苦,他快乐。但是到了后半夜,他常常惊叫,乱踢一阵,把大家吓醒。大家都不跟他在一起,只有我睡在他旁边,看着他,我在想,是人疯了,还是法律疯了。
(编后语:以上为王先生所记录的自己被看守所关押期间的部分经历,遗憾没有完成。这篇文章是一位好心人偶然看到多年后,终于发给了明慧编辑部。据说王先生的父母几年前过世了,他现在一个人生活,精神状态不好,有时做临工糊口,艰难度日。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今,中共一直将“没有迫害”作为洗脑所用的谎言之一。王先生的遭遇,反映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家属的遭遇。他的文字,真实的记录了当今中国社会的黑暗、残暴、变态,也折射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这场长达二十五年仍在持续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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