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我身患好几种病：神经衰弱、咽炎、妇科病、乳腺炎等，特别是神经衰弱，晚上睡到十二点左右再无睡意，可是白天又无精打采、昏昏沉沉，老有困倦感，头后常常有根筋抽使我感到很痛苦！经多方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就一天一天在煎熬着，情绪十分低落。

一、幸遇大法

我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什么事也不想落在别人后面。可不知为什么？我怎么拼也挣不到好处。身体被整成这样了还是不服气，总觉的自己的能力不比别人差。一次在先進工作者的评比中，八个人就我一人没被评上（当时因父亲生病，我请假导致的），颁奖大会上，我感到无地自容，以后，我的情绪更加低落。同事看我那疲惫的样子，对我说：现在社会上又传出一种功法--法轮功，这个功法讲了三个字“真、善、忍”叫人放下名和利，按照这三个字做。

当时，我嘴上没说，心里却想，你都快退休了，你当然能放下，可我还年轻呢，想了想还是答应去学学。每天晚上，我俩去边听介绍、边学习动作。

起初还没有书，只听当时的辅导站站长介绍在传授班上自己的见闻。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本《中国法轮功》，他天天给大家读一节师父的讲法。我越听越明白，越听越爱听。啊！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佛家的一种修炼方法，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是一种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既要修又要炼。法轮大法这一法门太好了！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生活中为什么会有苦有难？师父都给讲清楚了。这功我是修定了！

二、实修　证实大法

得法后，我就象一个迷途的孩子，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以后，我们又有了宝书《转法轮》，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了。不仅自己学，我还想把这么好的大法告诉别人，让更多的人也身心受益。

除了上班，整理家务，其余大部份时间，我们就是学法、炼功、弘法。学法的人越来越多，炼功点和学法点也越来越多。迷失的生命被大法清洗后，个个焕然一新。大家不再为自己那个小我去争争斗斗，开始在生活中、工作中、社会上、家庭中实修自己。

单位上，我每天早早上班和同事清扫卫生，做好上课前的准备工作。工作中，尽职尽责，把领导交给的任务完成好，把分给我班的每个孩子教育好。用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去教育孩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课间有时间我就打开音乐，和孩子们炼功，由于孩子的纯真，能量场很强，气氛祥和、宁静；再有时间，我就读读《转法轮》给孩子听。孩子们变的懂事了，互相之间不打架、不骂人了，回家也听话了，有的家长也走入大法修炼。

中国社会大兴请客送礼，每遇到此事，我都拒收。一个在飞机场工作的家长，有一天送给我两斤恒源祥纯毛毛线，我说：“孩子来到我班，我有就义务把孩子教育好，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我会尽力而为。毛线我是不能收，我修炼法轮大法，师父叫我们处处都要做个好人。”家长把毛线带回去了。又有一次，教师节，家长委托幼儿园的一个老师送给我一个漂亮的花瓶。我对那位老师说：“我修大法，不可以收家长礼物。”那个老师说：“你不要，那我也不要她（家长）的东西了。”时间长了，家长没有人送礼了。

但是，我的班级工作开展很是顺利。每到班级有活动时，很多家长主动来帮忙：有帮忙打扫卫生的；有给买来拉花的；有拿照像机给孩子照像的；有来帮忙照像的；有来帮忙布置教室的；还有的为方便家长、学生，使其知道每天的课程，主动给全班学生每人都印了一份课程表，供家长方便使用。在班级工作的开展上，每一次我班都特别顺利，效果也十分满意，赢得校领导和家长的一致好评，这样，不少家长，通过校领导，把孩子送到我班。

在我不再为名利去争斗时，学校却陆续授予我“先進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这时的我也不再为此而感到激动，做人嘛，就应该这样。不知不觉的，我所有的病全都好了，走路一身轻。

在一次颁奖大会上，领完奖刚回来坐下，旁边一位年轻老师悄悄对我说：“王老师，看你上台走路时一身正气！”我说：“这是大法给予我的！”她笑着点了点头。

三、风云突变　心念不换

人们奔走相告着大法的美好，相互传递着福音 。可是，江魔出于妒嫉却掀起一股恶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集团利用国家所有的媒体二十四小时滚动造谣、诽谤师父，诬蔑大法，拼凑了1400例假新闻蒙骗百姓。许多国安、公安、单位领导不断找我们了解法轮功情况，我们都如实告诉他们。因为大法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也是人能看到的，即：学法、炼功、心得交流。大法教人做好人，难道不让做好人，非得做坏人？！

现在想起当年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

1、学校软禁

视权如命的江泽民看到有这么多人炼功（当时有上亿），恨的要命，层层向下施压，强迫上交大法书，写不炼功保证。各单位领导为保乌纱帽，迫于上面的压力，对本单位大法弟子采用盯梢、停止工作、停发工资、软禁等方式施压。

我就是被区委书记强迫校长关在一个仓库里的。每天除上课外都有人监视：下了课，有两位待岗教师陪（实际为盯梢）；午饭，全校教师轮流值班陪着吃饭（还是盯梢）；晚上，有两位男老师在隔壁办公室住，丈夫把孩子安排好后也要陪住（听说为防意外）。下午，放学后，我身边总是有两位男老师“陪着”一起出去买饭。经常听到老师们打趣的对我说：“哎呀！王老师，校长都给你配上警卫了。”我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礼拜天，不但不让我回家，还派老师来值班。这不在激化人家对大法弟子的反感吗？对此，我找到校长说：“修大法是我个人的信仰不应该拖累别人，非要关，就把我自己关在小屋里，让老师们礼拜天在家休息吧！”校长也感到，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没过几天，放我回家了。

2、“出逃”洗脑班　上北京上访

刚结束学校软禁，十二月的澳门回归，教委又下达通知，把我们区十名大法弟子集中办学习班，我们知道，这是害怕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教委又施了一计。

一天，我正在上课时，有人通知我：“王老师，校长来电话找你！”我匆忙安排了一下班级，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把教委通知给我看了看，我明白了他们的目地。我说：“那我得准备一下，给家人说说。”校长说：“没有时间，现在学校的车就拉你回家带行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回到家里，我给丈夫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我的去向，就被拉到一所职专。

那里，一人一个屋，上午所谓“上课”，下午写体会，传授的是西来幽灵马克思的东西，我们不听！更不写感受！坐着浪费时间还不如背一背师尊讲法，我在笔记本上，开始默写师尊的经文。

大概是第三天，教室突然進来了一些人，一看是各校领导、教委有关人员及此片片警。進来后，他们就翻看我们的笔记本。我校副校长来到我身旁，边看边问：“你怎么不做笔记？”我说：“我听不懂讲的什么。”他们看没人做笔记，没趣的走出了教室，直奔宿舍去了。下课了，也该吃午饭了。我们立刻冲出教室，跑向宿舍，预感到他们要来搜大法书，得抓紧藏宝书。我刚進宿舍把缩印本《转法轮》装到口袋里，我校工会主席，匆忙跑上楼来对我说：王老师，你快点把书放好，下边已经开始搜书了。我说：谢谢！我已经放好了！之前他已经看过一遍《转法轮》。

到了食堂，我们等了一会儿，被搜大法书的同修没来吃饭。我们几个又转回来。这些人奇怪的问：“你们怎么不吃饭，回来干什么？”我们说：“她们不吃，我们也不吃！”大家各自回到宿舍。我们的门给锁上了，把饭给递了進来。我们集体绝食抗议。每顿饭，他们把饭递進来，不吃，他们再拿走，顿顿如此。绝食到第三天，我校陪我的那位待岗老师对我说：“刚才，在传达室，我听他们说，你们这些炼功人很多都是以前身体不好，炼功以后好了。国家真不讲理，要上北京你就去吧！我才不怕他们开除我呢！”听了她的话，我很是感动，在那种情况下，她还这么有正义感，我在心中默默祝福她，将来她一定会有福报！下午，趁打水的机会，我“逃出”了洗脑班。

出了洗脑班大门，正好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上车后，司机问我去哪儿？我把自己的遭遇讲给司机听，说想去北京上访。司机劝我：“大姐，这世道，上哪儿讲理啊！去北京还有什么用呢？”我说：“到信访办，那是老百姓诉怨的地方。”洗脑班陆续有四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去了北京，其余都在绝食抗议！洗脑班很快解体。

3、讲真相遭人构陷，入冤狱四年

天安门自焚伪案和1400例谎言播出以后，国内外大法弟子步步剖析，列出一个个疑点，做出光盘向世人发放，揭穿中共一个个谎言，使很多世人明白真相，认清中共的造假行为。但仍有不少人受媒体的造假蒙蔽，相信政府的造假宣传。我在一个小超市发放真相光盘时被店主构陷，冤判四年，关押在省女子监狱。

省女子监狱关押着各种犯人，很多长期家中无人探望，我们在生活上多关心她们，帮她们写写家信。久而久之，她们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从内心知道大法好。以下仅举几例：一个经济犯人和我一起干零工，很喜欢听大法的事。我常常把经文写好给她看。她会背不少经文，一言一行知道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个南方因容流進去的女人，听了真相后，她表示回家后一定找《转法轮》这本书看一看。还有俩人各自要了当地同修的电话号码，决定回家就找同修教学大法。因篇幅有限，我不能一一列举。

四、利用自身环境　救度众生

我是二零零六年结束四年的冤狱回家的。同修给我送来了师尊的讲法，我抓紧学法，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还要做好三件事，肩负救人的使命。我理顺理顺了家务，以缓解丈夫的压力，我边打工边讲真相救人。

同事带我去了一个工厂，工厂主要生产工艺品。進了厂偶遇一位同修，她帮忙把工作很快解决。工艺品厂多是短工，换人很频繁，我与同修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每道工序，保质保量做好，主动清扫车间卫生，利用各种机会向工作人员传播大法福音。我俩相互配合，来一个劝退一个。就连老板娘及其父母都做了三退。

以后我又去了建筑工地、学校食堂、哥哥食品厂工作。建筑工地的人，他们工作很辛苦，生活又比较单调。我们抓住时机讲。听完真相都愿意选择三退，有的索要资料带给家人看；食堂的厨师和帮厨的及老板十来个人，只有一个部队转业的厨师不退，其他的都明白真相同意三退。一位姓杜的厨师，明白真相三退后说：“我家有人也炼，给我讲过好几次了，可我就是不退！”我说：“你真正明白了，你会发自内心感谢你的亲人。”在此，感谢同修此前所做的铺垫。老板因一厨师脚被烫伤，要留我再帮一个月的忙。我爽快答应，老板十分感激。要离开的时候，我把工作服、帽子和手套洗干净、叠好交给他，他接过去说：“你们是来我们这里的第一个。”以前走的人，把所用的物品都归为己有。当我把一本《九评》送给他，叫他三退时，他答应了，并一再嘱咐我注意安全。在此之前，工作中和我一起干活的女人与一男厨师发生了争执，女的生气的放下正在收拾的餐具回家了。我一个人一点点收拾完毕，过后，老板对我说：多多包涵！我笑笑说：“师父要我们做个好人，好人就应该多为别人着想。”走后，他在开会时，给员工又讲了以上的事。大法弟子就应该用自身行为证实大法的美好！

经济条件好一点，我就买了电脑，学会上网及时了解明慧网信息，发送三退名单，还学会手机发短信，拨打语音电话，当地同修也及时给我真相资料。外地的八年，虽然显得忙了一些，但在救人上没留下遗憾。当时，我因工作便利，食品厂的各类人我都有机会接触，给我救人提供很大方便：网络销售的、外出跑业务的、车间主任、生产一线的工人、送货的、发快递的、到厂子找活的、看传达的，多数在听了真相后，都能选择三退。也有个别的不退，也尽力送上真相回家看。每到做台历的时候，车间和传达都是人手一份，传达人员就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我的也放在办公桌上。

我和一个搞研发的工程师在一起办公。一次，她坐在我的椅子上把整本台历看完后，对我说：“大姐，你们法轮功在世界上影响这么大！”我说：“因为法正，影响就一定大！”她说：“法轮功真了不起！”后来，她明白了真相，选择了三退，去了一所高校任职。她离开后，又换了一位，当时，正是周永康落马之时，每天中午，我把网上落马高官信息和三退信息讲给他听，很快，他也退出邪党组织。又有一天，他儿子来厂子玩，刚刚在大学法律系毕业。我讲完了三退的大潮和如何翻墙找真相之事， 他马上同意三退。

二零一五年十月，我辞去外地的工作回到了本地，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我开始与本地同修配合做好三件事。在外地工作的几年，我虽然买了打印机，但没能学会做小册子，只能打一点真相币，所需真相只能靠同修。回来的第二年，我又买了一台好一点的打印机，我学会了打印各种精美的小册子，不仅方便自己救人，也方便其他同修。

其实说起来，起初我也是个电脑盲，有了电脑才学会下载有关资料。当看到技术同修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同修的电脑系统和些技术问题，就想，我们如果能学会不就可以减轻技术同修的负担了吗？，师父看到了我想学技术的这么一颗心，借技术同修的嘴说：其实装机不难，多练练就会了。他反复给我讲装机的程序，一开始，听后大脑蒙蒙的。我和一位近七十来岁的同修说了此事，没想到她反而表示也想尝试。技术同修就给我们边讲边教我们亲自尝试，在同修耐心引导下，终于装机成功。以后，我俩又多次尝试，也曾多次失败，但出现问题就重来，经反复练习，终于学会了装电脑系统了。

在这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我们每迈出一步都离不开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看似巧合，其实都是师尊的铺垫。在此，发自内心道一声：师尊，谢谢您！无论今后的修炼路还有多长，弟子都会精進不怠，完成誓约，兑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