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末一九九七年初，机缘促成我和丈夫、母亲及七岁的儿子陆续得法。修炼大法后我与母亲多年的顽疾不治而愈，丈夫的一切不良嗜好也全部戒掉，家中往日沉闷的气氛不见了，而是洋溢着幸福与快乐，因为伟大的师尊为我们搭上了回天的梯子。

一、我家就是寺院

一九九八年，当地几个大的炼功点分成了数个学法小组，各组各自集体学法。家里有条件的就提供了学法环境。我们全家人都学大法，自然就是个很好的集体学法点。晚饭后，我把坐垫都摆好，晚上六点会有二十多人到我家集体学法，学完法集体炼静功。同修家的孩子大多都跟着学法，周六周日或假期的白天，会有一组小同修到我们家学法。我对同修们说：大家来了不用拘束，我们家好比寺院，大家来我家就象修行的和尚、尼姑。大家一听都笑了。

清晨，我们分别在学校操场、体育场集体炼动功。记得一天清晨，我们在学校大院子里炼动功，正在抱轮，突然下起了大雨，真是瓢泼大雨，除了几个人去避雨外，其他几十人纹丝不动，在大雨中炼完了动功。那也是在检验每个学员的心性呢！

刚得法那几年，同修们说每天都有提高心性的事情，都摽着劲，遇到矛盾严格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关过的好、过不好，摔摔打打的走了过来。

丈夫是义务辅导员，学大法后真是变了个人，整天高高兴兴的忙碌着，工作之余，他和其他同修经常去农村洪法，把法轮大法福音传遍了附近的村村寨寨。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段美好的修炼景况至今难忘。

二、高压下，我家的门依然为同修敞开

风云突变，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和丈夫与当地同修冲破重重阻力去北京证实法，回来后我俩被单位看起来，为我们办学习班。当时，无论有没有工作单位，只要是学大法的，都被单位和社区人人过筛子后罚款，让本人写保证书、家人作担保，致使原本支持大法弟子修炼的家人全都反过来对弟子们发难，同修都感到压力很大。我们全家人都修炼，同修们有时间就聚到我们家敞开心扉切磋交流，互相鼓励添正念，都知道大法似生命一样珍贵，无论怎样都不能放弃。

打压不断升级。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些同修到一起切磋再去北京证实法。有同修说我们上访无门，国家已经不讲理了，我们就去天安门打横幅证实法。陆续有一些同修来到我家商议去北京的事。一天上午三个教师同修来了，其中一同修哭着说：师父被诽谤，大法被定为某教，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不能无动于衷啊！可是我们要走出去，这单位的领导和家里的老少关挺难过呀。又一同修说：难也得去呀，什么都放下吧，这也是看我们能不能放下生死用生命护法。我说我也去，丈夫说也想去，但有些犹豫的说：此次去不知前景如何，我俩都走，母亲近八十岁了，孩子才十岁谁照顾啊？我说：你放心吧，孩子我姐姐能管，饿不着就行。然后我把母亲孩子叫过来，说：妈，跟你商量个事，现在迫害还在升级，还给法轮功定性了，我俩还要去北京，孩子就得您照顾了。孩子着急的说：爸，让妈一个人去吧，你们都走了，我和姥姥怎么办？母亲沉思了片刻，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说，你俩放心去吧，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一定给你们带好孩子。然后含着泪拿出五百元钱给我。母亲一句有分量的话给了我俩很大的宽慰。次日早晨同修结伴去了北京，这是我和丈夫第三次去北京证实法。

这一次我们地区四十多名同修去北京证实法。我们先向北京民众大量发放真相资料，揭穿中共谎言。几天后我们一些同修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条幅，兑现了誓约。我被抓后因没报姓名三天释放。丈夫被劳教，其他同修有的被劳教、拘留、办学习班、罚款、失去工作，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那时家庭和外部的环境真是举步维艰。单位因为我去北京对我罚款、下岗（失业）。失去了工作，我就和同修大姐配合做、发证实法的资料、贴粘贴，自己买布写“法轮大法好”的小条幅到处挂。被关押的同修陆续回来了，有的同修被教养院强制所谓“转化”了，我们几个同修就不厌其烦的拿着师父的经文一次次找他们交流。可喜的是师父的法叫醒了他们，大部份同修很快的转变过来了，我们地区又有了整体的力量，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度众生。

我家又成了个大寺院，本地的、外地的同修常聚我家切磋交流，吃饭时这几个人吃完另外几个吃。同修被迫害后，有的经济非常困难，我就拿出姐姐给我的钱救济同修。那时真是有难同当啊。真相资料从我家大包進，小包出。丈夫为人非常随和，在邻居间口碑好，相处的也很好，谁都认同他，看见我家许多人出出進進邻居啥也不说，被警察来骚扰时还保护我们，帮我们藏大法书。

我地一组织部部长，迫害大法弟子非常卖力，他家和我家楼挨楼住。记不得那是零几年了，我们地区组织部每年的正月十五都在体育场放礼花。我们事先准备好了一封信，写的都是组织部部长迫害大法弟子的种种恶行，附加真相资料，装在精致的信封里。晚六点，组织部人员和各单位领导都去了体育场，居民也都去看礼花。在这个时间段，我快速的把装真相资料的信封都贴在了组织部长家住的整栋楼的住户门上，他家门上挂的是特殊的大信封。同修就去周围其它的楼发，让邻居都看看那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怎样卖力迫害大法弟子的，让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得因他做的坏事而抬不起头。被停职的同修去他家敲门找他，吓得他和妻子不敢开门。后来他遭报了，好长时间腰疼的不能动。

三、众生在觉醒

我们发资料、送《九评》、挂条幅，在当地和附近农村一遍一遍的发，有的同修开始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

大法弟子全方位的救人，使当地民众由开始仇视大法和大法弟子逐渐明白了真相，转变了态度，接受三退。一天晚上，有二十多同修聚到我们家，有同修提议要公开出去炼功，正当地的环境。有的同修想参与，有的不表态。最后有两组同修准备去公开炼功。记得那是二零零三年正月初八的上午，我们一组五个同修互相鼓励添正念，站在体育场公开炼动功。大约炼了二十多分钟，听一个声音大声的喊：喂，你们几个人别炼了，快回家吧，再炼就抓起来了。喊了一会，我们几人没有动，继续抱轮，过一会，只听脚步声一点点在向我逼近。我依然闭着眼睛，坚持，坚持。感觉人在拍我，我睁开眼一看不是警察，是同修。同修说，那个警察说他今天值班，有人举报我们炼功，他不想抓我们，让我们快走，说如果别的警察知道会把我们抓起来的。同修说走吧，那么多人都看见我们炼功了。就这样，我们回家了。

二零零五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和丈夫开了小店做点小买卖，同修有事自然去小店，三退名单也往那送。一次，有一同修被绑架，三退名单落到了警察手中，同修说出了我和丈夫，市国保警察去小店预谋绑架我们，致使我和丈夫流离失所两个半月。我姐姐和小姑子坐长途车在亲戚处找到了我们，说家里一切都安排好了，组织部说保证不抓你们了，回去吧。我俩都不回去，丈夫说组织部的话不能信，他们一向都是用卑鄙的手段骗人。姐姐看我们不回去，冲出去又哭又闹。看着姐姐和小姑子坐两天车找我们，又困又饿，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俩抱着侥幸的心理，合计也许真的摆平了，被亲情牵制着跟着她俩回家了。第二天，丈夫刚到单位就被绑架到臭名昭著的洗脑班，是我俩不够坚定又害了家人。一次一次的被迫害，我们依然坚守信仰，因为我们生命的根已深深的扎在了大法中。回到家后继续经营小店，来我们小店买东西的人，我们都不放过时机讲真相劝三退，丈夫送货时讲、進货时讲，远近都知道有个学法轮功的店，纷纷来与我们结缘得大法救度。后因没时间经营小店外兑了。

二零一五年五月，诉江大潮涌起，同修们纷纷来我家写诉江状，经常是这拨没走，那拨又来了。丈夫同修每天给我们做中午饭。我们这的所有大法弟子全部用真名实姓向两高邮寄了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单位、派出所、街道盘问时，法轮功学员如实的讲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也使来的人進一步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没有迫害大法弟子。

这些年，由于被迫害，我们家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在钱上也是尽能力为证实法所用。那还是在迫害初期的时候，听一同修说市里有一个证实法的项目缺钱。那时接近年底，我家仅有八百元钱。丈夫说：你把家里的钱给他拿去用在法上，咱们留一百元钱就行，过年的东西已经买完了，没事，下月还开工资。有一对农村夫妻同修被非法判刑，女同修的父母是聋哑人，就一个弟弟还在南方打工，男同修的父母在河北的妹妹家，儿子十六、七岁在外地上学。女同修捎信让给存钱。丈夫对我说：象这样同修咱们必须管，你拿钱去给同修存上。那时我的月工资才1800元，给同修存钱再加上去监狱的花销，工资几乎没剩。还有同修给一些钱物。后来同修家属看到大法弟子这么全力的帮忙，由开始的反对谩骂，后被我们的真诚表现所感动，非常感谢我们，女同修的弟弟感慨的说：你们这些人真好。

丈夫在钱财上看得很淡，常告诉我，只要法上的事，你随便拿钱，不用跟我商量。丈夫对谁都大大方方的。流离失所的我们给钱，请律师我们出钱，同修被关押我们给存钱，给同修买打印机我们拿钱。在我俩的思想中我家的钱就是大法资源。

我和丈夫虽然都修炼，可也时常发生矛盾，互相看不上对方的做法，有时争的还挺激烈。我怕他乱花钱，限制他。越有心，他越瞒着我躲躲藏藏，其实就是去我的利益心。对大法，我这咋修的，争犟时就是自我没放下，用法对照丈夫，不找自己，光找表面原因了。我在外面能宽容大度，在家里为什么不能。这不是表里不一吗，这不是求名心的表现吗。矛盾过后了又后悔没过好这一关。其实家里家外的一切事都是丈夫代劳，什么都不用我操心，还经常给我买爱吃的东西。我应该看他的好处，知道感恩才对呀。我一定在这个利益心上下功夫修去它。现在我俩的退休工资绰绰有余。

转眼走过了二十七年的修炼路，在无助时师父的法开导着我们走出逆境，在家庭巨难中师父把我们从情中拔出来，在没做好时师父没有放弃我们。感恩师父把我们救度！我们夫妻会珍惜这份圣缘，走好最后的路，兑现使命。我们为助师正法而来，带众生圆满而归。

叩拜恩师！

责任编辑：林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