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心未去　被绑架

二零一四年，我地大法弟子与维权律师去洗脑班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洗脑班外喊话要人。有同修被迫害，甚至维权律师、正义人士也遭受了很大的迫害。这事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维权律师、民运人士纷纷发声，谴责中共的暴行，轰动很大。

当我听说大家要再次去洗脑班喊话要人时，怕心出来了，心想：去洗脑班直面警察，肯定没有在家里证实法安全。我就一个人，如果被迫害，没有家人出面请律师营救我，要不要去呢？我考虑了很多。

出发的前一天，我得知有同修已经决定要去了，心想：解体这个邪恶的洗脑班，绝不是几个同修的责任，我也在其中，我也应该负一份责任啊。可我内心还是无法冲破恐惧，那时我感受到走出人真是很难啊。我知道自己应该去，于是我决定去洗脑班要人。当我做出这个决定后，真的想流泪，我终于能放下自我去配合整体了。

出发前的早晨，有两位同修一大早就到我家，表情凝重的跟我说：“能不能不去啊？换别人去不行吗？非得你去吗？”我很奇怪，每次我配合整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同修都是心情愉悦加持我，这次怎么阻止我了呢？同修就说：“我打坐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说：这次把某某某（指我）迫害死。”听了这话，我很震惊。

说实话，在生死面前，我还是没有达到金刚不动。但转念一想：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不能承认，什么都别想，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我与同修交流，同修说：“如果你能不承认邪恶的安排，我们就支持你的决定，全力以赴加持你！”

结果我被绑架了。仔细想来，还是自己的人心没有去干净。

二、放下人心　多救人

省里把这事定为“大案”，省厅督办，各级办案人频繁非法提审我们，多人围攻我。压力像一张巨大的网一样压向我，我和一起被绑架的同修互相鼓励，有师在、有法在，我们一定能走过去。提审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我只讲大法真相，其它的不配合。

办案人反复问：谁组织的、谁叫你参与的，只要提供一个名一个姓都行。我说：我不会说的，我如果说了，别人也会落到和我一样的境遇，别人也会被迫害，这种行为对不修炼的常人都是不齿的，何况修炼人，我不会为自己解脱去出卖别人。

其中还有一个参与提审的办案人，据说对大法弟子修炼群体很有研究，与我辩论了许多话题。我讲自己修炼大法身心受益，遇事找自己哪有问题，不抱怨别人。那人提高嗓门说：“你根本就不会向内找，你要会向内找，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他的话是师父提醒我要找自己，我发现自身存在干事心、显示心、妒嫉心和证实自己的人心，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

后来每次提审后，我都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人心没有放下。有时我为自己放不下人心而难过，无数次的问自己：为什么你不能做到坦然放下，为众生得救着想呢？我发现自己讲真相放不开，是害怕被邪恶抓住把柄加重对我的迫害。

1.给办案人讲真相

一个多月后，办案人给我送非法批捕通知时，我心想以后也许没机会再遇到他们了，不明真相的生命最可怜。当我真正为他们着想的时候，怕心瞬间解体了，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我对他们说：批捕、不批捕对我不重要，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我发自内心的跟他讲：别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否则后果很严重，周永康等中共高官参与迫害的下场多可悲啊，人在做天在看呢。因为时间有限，不能讲太多，我让他翻墙了解真相。他表示同情我，并说自己也不愿干，是临时调来的。

2.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

国保大队长非法提审我时说：你被批捕了，真为你感到惋惜，你在社会上也是能说能干的人，你会被判刑的。他的话我没在意，我想他才是被迫害的对像，于是我平静的说：我知道你并不想参与迫害，是你的上级胁迫你干的，我看到省厅厅长指挥你迫害我们，但是迫害的后果你是要承担的，迫害佛法的罪可是很大啊，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做这样的事，以后再也不要干了。

后来我提出要请律师，国保大队长记下律师的电话时说：这不是北京的律师吗？我不能帮你请北京律师整我们哪；这样吧，你让我办点别的事，我头拱地也给你办到。这个国保队长是公认的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人们都说他很恶。从我与他的接触中，我感到他也有善的一面，这个生命还是有救的。

3.给法院办案人讲真相

二审上诉期间，法院两名办案人来核实情况，我想得把真相讲给他们。我一开口讲真相，他们就呵斥、阻止我。我想：这些人被旧势力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与大法弟子结缘的，如果不了解真相、停止迫害，他们没有未来。我在心里默默求师父帮我。我对他们说：看到你认真工作的样子，我知道你很热爱你的岗位，我也和你一样爱自己的岗位，我参加工作第二年就是“劳模”，连续当了十八年“劳模”，有两年被评为集团的“特等劳模”，直到我被劳教就再也不是劳模了。他们知道我这么优秀，不再排斥我。接着，我说：我就是因为炼法轮功，才被劳教的。我把自己被迫害的经历讲给他们听，他们感到震惊。

三、非法庭审过程中证实大法

1.师父帮我请律师

在非法庭审的法庭上，律师问我：你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是怎样与我联系的？我就将自己被绑架后一直想请律师，先后向看守所狱警、公安局警察、检察院批捕科的办案人要求帮助联系律师，均遭到拒绝；直到开庭前，在检察院办案人某某某的帮助下，才联系到了律师。这段曲折艰难的过程让在场的人很感动。

当我恢复自由后才知道，律师坐在辩护席上背后所承载的压力和难度有多大！朋友告诉我，律师和我们几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我请的律师也赶来声援，同样遭遇了绑架、殴打，诊断为脑震荡，后来警察逼迫他写“悔过书”，强令他不再参与这件事。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们的正念下，这位律师坚持了一个律师的职业操守，接受了我的委托。我知道这是我有心证实大法，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师父帮我请了这位律师。

2.第一次非法庭审

第一次庭审历经了三天时间。开庭前，为防止法庭以各种借口阻止律师介入，律师与我商量签订一个“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某某律师的授权”的协议。我回来后得知，律师同样签了一个“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某某当事人辩护的义务”的协议，并交给合议庭。律师一直信守承诺，直到在庭审时，因他手机振动了一下，便被法庭强制取消辩护资格。

休庭后回到监室，我情绪低落，因为再开庭，我就没有律师帮我辩护了。我向内找，这是我的依赖心导致的结果，在法庭上，我没把自己摆在主角的位置上。在我消沉的时候，律师在被取消辩护资格的情况下，冲破阻力来看守所见我。隔着几层玻璃窗，他向我招手。他告诉我，不要害怕，因他手机振动一下就被法庭强制取消辩护资格的违法事在网上曝光，点击率六万。

我想我们就是来揭露邪恶、制止迫害的，通过这件事，能让更多的民众看到邪党的本质，这不正是我们要的吗？这是师父让我从被迫害的思维跳出来，点醒我大法弟子是在救人，怕什么呢？！我顿时茅塞顿开，知道了自己该怎么做。

3.第二次庭审 我做主角

再次开庭时，因邪党怕迫害曝光，选在一个很偏僻农村小镇法庭开庭。在三个多小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怎样把真相讲给众生、怎样证实好法。刚开庭，我就举手表示：我的律师被你们强制取消辩护资格，这没有法律依据，你们是违法的；我的另一位律师，你们以他没有通知律所为由剥夺他的辩护权，那是对我不负责任，为什么开庭之前你们不调查清楚，那么长时间你们不核实，却在开庭之际以此为由剥夺他的辩护权，这是侵犯我的合法权益。

法庭不顾我的抗议，强行推進程序。为了不让审判长敲槌阻止我说话，我按起诉书的内容逐条辩护法轮功不是邪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等问题。在提审时，有个办案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洗脑班与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也没在那里呆过，你也不是那个地区的，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喊话。从他的问话中反映出很多人对法轮功这个群体是不了解的，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大法弟子都会站出来发声，反对这件事情。所以好多警察跟我说，我们被抓以后，他们的手机都被海外大法弟子打爆了，这也是我去洗脑班喊话的原因。

我继续说，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我们与律师有违法行为。这些维权律师不是我们几个老太太拿几个小钱就能收买、能利用的了的，那是他们了解大法弟子群体是现今社会道德层面较高的人群，也看到了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的人权灾难，依据现行法律而发出的正义之声。

与我一起被绑架的三位同修，我们互相配合从不同角度讲真相。

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审判长问我还有话说吗？我想我一定把握好讲真相机会，省里政法委、“610”、公安厅还有检察院和法院的人都在楼上看庭审录像。我起身拿起麦克风对着摄像头讲：在这里，你们能听到大法弟子说几句心里话，对我、对你们也都是难得的机会。这十六年间，我与中国数千万大法弟子一样，经历了被绑架、关押、劳教迫害，强制转化、酷刑折磨，巨难中，我和我的同修没有倒下，秉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坚守走到了今天。也正是我们的坚持，才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并以各种方式给予支持……

我还说了在我处境很艰难的时候，看守所有名警察问我是什么案子進来的，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于是她对监室里其他人说：你们这屋的人都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進来的，就这法轮功没干坏事，你们不要欺负她。我并不是因这个警察为我说话，我就恭维她。她用自己的思维在考虑问题，不是上级让她怎么干，她就怎么干，上级说什么她就信什么。在和大法弟子的接触中，她用理性判断大法弟子都是什么样的人。还有许多普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以后，用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大法弟子的支持。

最后，我再次表明希望在座的能去了解真相，能给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我和我的同修都盼望着那一天，法轮功悠扬的炼功音乐能够重新在中国大地响起；我和我的同修能够在公园、广场，林荫道上自由的炼功；不再有暴力绑架；不再有警察殴打；不再有强制转化，这一天终将到来。

我发自肺腑的陈述完毕后，其他同修也从不同角度做了陈述。法警要求我们在庭审记录上签字，我们都没配合。从法庭出来，押送我们的几个法警，他们一直在庭内旁听。他说：我很担心你们，没有一个律师到庭，你们几个老太太不得鼠迷（意思是认怂、害怕）了，没想到你们几个老太太这么有精神头，这么能说；某某（指我），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咋这么能说，咋这么有口才。旁边的女法警说：她是营业员，当然能说了。我说：卖货和今天讲话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了。

四、整体配合　破除邪恶

庭审结束，我们几位大法弟子被冤判两年。监室里的一个女孩问我：给法轮功量刑怎么没有标准呢，你们的某同修在早市发几页真相资料就被判了四年，你们某同修在街上发个碟就判五年，你们这么大的案子，才判两年。我说：外面的大法弟子一直在全力以赴的营救我们。

同修们先后为我请过四位律师，每次律师来，我都能感应到。同修说我有功能了，其实不是，是外面同修全力配合律师，发正念的巨大能量包裹着我。每次律师来，外面同修都会付出巨大的人力财力，我很珍惜与律师的会见。有一位律师来会见，我们谈了六个小时，直到看守所警察来阻止才停止。

一审开庭，邪恶为阻止同修去，调集了大量警力沿途布置了很多关卡。正值北方最冷的季节，同修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突破邪恶的层层关卡参与营救。有的开自家车去，有的坐大客车去，有的打出租去。周围市、县、还有农村的同修从四面八方赶到庭审现场周围发正念。很多同修被带進派出所盘查身份，并通知当地公安，同修回家后都被骚扰了。全省大部份同修都在开庭时发正念，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师父在另外空间清除邪恶，并在空中打出“正法”两个字。

二审裁定下来，看守所要送我们去监狱。同修们整体配合解体邪恶，看守所送了三次都没送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强的怕心，怕進监狱，怕被强制转化，怕吃苦承受，怕自己的路走不正会给修炼留下污点等等。这时同修把《二零一五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传進来了，我就在号里抓紧背，能把前半部讲法熟练的背出来。每天夜里，我长时间发正念，我想自己无论在哪里，都要证实法、反迫害、救人，其它什么都不想。

怕心逐渐修下去了。最后一次看守所送我们去监狱时，我看到另两位同修的状态也很轻松，大家整体升华上来了。就在我们等去监狱的车的时候，警察接了一个电话，说大雪封道不送了，其实当时地上只有薄薄的一层小雪。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们，同修们全力配合解体了邪恶的安排。

这两年中，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当需要证实法时，师父加持我、给我智慧；当我迷茫时，师父用法理点化我；当我消沉时，师父鼓励我。被非法批捕后，我梦见我的家比过去大了三、四倍，富丽堂皇、金光闪闪。开庭后，梦到自己通过口试、众多面试考官的考核，上了大学，并告诉我，你只是有读大学的资格，但是要毕业还需继续努力。

我走出黑窝后，心中满怀感恩，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同修的一路正念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