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单位大门口贴了一张很大的所谓“揭批”法轮功的宣传单，我看到后马上就给它撕下来了，还被带到厂长办公室谈话，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不允许杀生，自杀是有罪的，电视上宣传的都是假的、伪造的，是栽赃陷害。

还有一次，单位开大会，保卫科的科长说：“今年我们厂也没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了。”我一听是针对法轮功的那我得说句话了，我站起来说：“科长，法轮功学员去北京是去上访，上访是公民的权利！”当时各科领导都在，他感到很没面子，脸色马上就变了，说了一句：“散会！”

由于我在法轮功的问题上不与他们保持一致，他们就想把我送到省里的洗脑班去。

二零零二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六点多钟，我地派出所警察来敲门，当时我和我母亲两人在家，我问他们是谁？有什么事？他说是X大队的，找我有事，让我开门。我母亲让他出示证件，否则不开。他没拿出来只是一直敲门，我们就不开门，我在家里一直发正念。到八点上班时间，我给我科长打了电话，问他们找我干什么，他说是想让我去省里的“学习班”学习学习。我说我不去，我说我兢兢业业干好工作，为厂里做出那么多的贡献，你们就这么对待我，善恶有报，你们这样做是要遭报应的，然后我就挂了。

之后，我单位来了好几个领导，X大队警察也来了好几个，他们在我家楼下叫嚷，又找来消防队用的升降梯，说再不开门就要从我家窗户上来把我抓去。我母亲着急的不得了，她就给我地公安的领导打电话，说这里是我名下的房子，我女儿又没有犯法，这么多警察在我家楼下叫嚷，邻居们都在看热闹。我母亲说我在这儿当了三十年的大夫，对我家造成极坏的影响，我要告他们骚扰民宅。最后，派出所也怕影响太坏，所以他们才没敢進一步行动，就一直僵持着。

我母亲赶快做饭，说不论怎样先吃饱了再说，到了中午我们还是不开门，他们大部份退了，只留下一、二人在我家楼下守着。我们吃完饭，我母亲让我赶紧走，她在侧边窗户与他们说话，引开他们的注意力，我母亲只留下五十元钱，把家里的其余现金和银行卡让我带着。

刚好中午，有邻居上下楼，我就跑出去打了出租车，来到一同修家。我与同修说了情况，说我得离开本地。她帮我买了些毛巾、牙刷，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就坐车离开了家乡。

这边我母亲与我单位公安科的那人聊了一会天，问那人多大岁数，是否要喝水等，过了一会儿她估计我已经走了，就回屋里看看，一看我出去时门都没关，赶紧把大门关上。然后她想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已经离开家了，否则汽车、火车站一封，我离开就困难了，所以母亲把家里窗帘拉上，那天晚上单位和公安的派人把我家楼房两头的单元门都把守上了，为了让我争取时间离开，母亲三天没出门。

到第三天，楼上邻居问她需要什么，她说让邻居把楼下卖苹果的大个子叫来，帮她买两斤苹果，又让卖苹果的帮忙买了点青菜。

我离开后打电话给一朋友，让他告诉我母亲我已经离开了，这我母亲才放心。

又过了一天，我单位部长、公安警察等人来我家敲门，我母亲这才开开门让他们進来，他们问我人呢？我母亲说你们那么多人在楼下守着都没看住，我一老人家不睡觉吗？我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走了的？那帮人一看也问不出来啥，就无奈的走了。

我被迫流离在外，我母亲说我不能回家了，那就一定得家外有家。因母亲是医生，而且毕业于名牌大学，在医院工作了三十年，二十年前办理了退休。那时候刚好她的一个同事也是内退了，要去外地打工，过两天就走，母亲问了问去哪里，跟人家说：给我也买张票吧！同事以为她开玩笑，问：“你真的还是假的？”她说：“我什么时候说假话？”就这样，母亲为了我也离开了家，去了外地。

刚开始母亲在一家妇产医院里做B超医生，刚去外地生活不太适应，生病了，别人劝她赶快回家吧，她也不说什么，打着吊瓶，心里想着必须坚持！没过多久，她租好房子，让我来和她一起生活。我也不放心她一个人，就来到她所在的地方，找了份工作，虽然挣钱不多，但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能够互相照顾。过了两年我们买了一个二手房，两室一厅，在这个城市安了家，达到母亲说的“家外有家”。

二零一五年的一天，我与另外几名同修去赶集，发资料劝“三退”，结果在我们发完资料回到车跟前时，那位开车同修被一公安截住了，我们几个都被带到一派出所。

当天晚上，我母亲看我很晚还没回，就给和我一起去的同修打电话，她听见不是同修的声音，是一男的接的，就料到不好我们出事了，她赶紧收拾家里的东西，都快十二点了，把两台打印机、电脑和大法书包好都转移了，那天晚上外面下大雨，她忙活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她穿的棉袄棉裤都汗湿了，心里想着不能让人家来看到。还有的资料她等到晚上十一、二点时拿到外面僻静的地方去烧。七十多岁的老人，手又抖，一个人心里又害怕，但为了我也得干呀。

再后来，母亲又和另一同修的母亲去抓我们的公安局要人，去了之后一看那里层层把守根本不让進，她看见一工作人员進去时，也跟着進去了，那些人还往外撵母亲，她看到墙上写着“为人民服务，警民一家人”，她说：“你们把墙上这些字先擦掉，我就出去，什么‘警民一家人’？我一个老太太，你们怕什么，是因为你们抓了我女儿，我才来找你们的，不然我来这里干什么！”后来那些人态度才好点，才有人接待。

母亲一共去了三次，每次去都据理力争，跟人家讲道理，要求放人。还有两次带了我的衣服想让办案人员带到看守所，结果不是亲属送不進去，等到我们开庭的那天，那个办案人员才说衣服没送進去，问还要不要，我母亲说：“当然要了，我们老百姓生活不富裕，我们还要穿呢。”那人说那你等着我去拉来，等那人开车拉来时，天降大雨，瓢泼似的，我母亲一看说：这是有冤屈呀，老天都不平呀！当时雨水太大，根本没法卸下来，她就上了那人的车让拉到汽车站，又坐汽车把我的衣服拿回家。这一路的辛苦是不必说的！

我在看守所时，母亲给我寄了足够的钱，我账上的钱当时最多，后来我被非法判了三年送到监狱，母亲几乎每个月一次的家属会见都来看我，连监狱警察都说：你们法轮功的人不象其他罪犯的家属，你们進了监狱还对你们这么好！我说因为她们知道我们是好人，知道我们是窦娥冤。

后来，我又被中共迫害一次，被关了一年，我母亲被公安人员刁难，连拘留证都去找了几次才拿到。受的累和委屈母亲从来不对我说。

记得有一次，我母亲与公安人员说：“你们知道什么是母亲吗？母亲是儿女头顶上的天，是儿女身后的山，天，要为她们遮风挡雨。山，要能让她们靠的住。”那些警察听后都心服口服。我能走到今天，非常感谢我的母亲，是她的一路陪伴和支持。

现在，我母亲八十岁了，因为维护大法弟子得了福报，如今身体硬朗，头发不白，满口牙齿全是自己的，走路生风，说话中气足的很。

（责任编辑：林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