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上完大学本科，很幸运的有机会来到海外读书。我想，也许这是给我安排的修炼的路。我知道海外的环境更有利于我的修炼，所以在国外大学毕业后，我毅然决然选择留在海外。

母亲被绑架，积极营救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我象往常一样给国内的母亲同修打电话，却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她了。我一直等到国内的第二天早上，才给父亲（常人）打了电话。我父亲的语气听上去十分颓废，他说昨天下班回家就发现家里没人，门没锁，灯也开着。母亲的卧室明显有被人翻过的痕迹。母亲的书、数据、手机、打印机、计算机都不见了，而且母亲一晚上都没有回家。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一下就凉了，我知道母亲应该是被警察绑架了。

我母亲几年前就被非法劳教过。那次是在一天深夜，警察突然私闯民宅，破门而入，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抄家抓人。母亲被非法拘留期间，有人劝我父亲上派出所要人。但是我父亲胆子小，去了一趟但无功而返。警察还忽悠他说，关几天就会放回来，别再来了。结果左等右等，等来的是非法劳教两年的判决书。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懵懂无知。如今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让当年的事情再次发生，我要尽我的能力去营救我的母亲。

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营救，对营救的事情毫无头绪。我首先联系当地同修，并马上通知了当地的佛学会，让佛学会帮忙转发一下我母亲在大陆被绑架的事情。这样做一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母亲发正念，再一个是想集思广益，看看同修们有没有关于营救的好建议。

当地的同修们听说我家的情况后，都非常的关心我。纷纷主动联系我，并将他们之前参与营救或者被营救的经验告诉了我，使我对营救的事情有了些头绪。有一位曾经被成功营救出来的同修对我说，要尽早的在明慧网、大纪元网上将邪恶所做之事曝光，营救平台的同修会帮助我给国内参与迫害的警察打真相电话。我也可以進行网络征签，将迫害的事在外国也進行一个广泛的曝光。我还可以给外交部、当地议员、驻华大使馆、国际大赦组织写求救信。她还提到当时她就是被国际大赦组织救出来的。她的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让我一下子对营救的事情充满了希望。

给常人家人讲真相

当然，麻烦也是接踵而至。首先就是来自家人（常人）的不配合。由于我身在海外，很多事情还需要在国内的亲人帮忙。这些年来，我父亲知道大法是教人修真向善做好人，但是由于我母亲曾被劳教迫害，胆小的他对我们修炼大法没有支持的态度。这次母亲再次被绑架，又使他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和想法。一开始，他还会去派出所打听母亲的下落。去了几次之后他就开始产生了抵触情绪，不愿再配合我了。他说派出所警察都说了，法轮功的案子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最不好处理，判多判少都是不一定的。家人一律不准接见，只能回去等消息。我父亲还埋怨，说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为啥要跟共产党对着干等等，他说他已经放弃了。

我知道我父亲说的这些丧气话是对我的干扰与考验。首先，我意识到旧势力是想利用我父亲和警察的话来让我产生消极的负面情绪，他们想让我失去信心、放弃营救。我马上识破了旧势力的邪恶伎俩，正念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不给旧势力任何可乘之机。同时彻底清除在我父亲背后操控和干扰他的一切邪恶因素与物质，不许它们利用大法弟子家属来進行干扰迫害。常人也许会在生活的困苦中产生无能为力的负面想法，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真修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用正念去看问题，而绝不能被常人负面情绪所左右。 并且，我们还要用我们的慈悲和善念来引导出常人的正念。所以，我向师父保证，我不会让旧势力得逞，任何形式的干扰都不会影响我营救母亲的决心。

我告诉自己，父亲的埋怨一定是因为他在派出所要人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我安抚他的情绪，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果不其然，他说他去派出所多次，那些警察总是想方设法打发他走，不让他再来，要不就是不理睬他，晾着他，或者冷言冷语的把他怼回去。他说他不想再去那个地方了，他不知道他去派出所要人的意义是什么，感觉去了也没什么用，象傻子一样站在那里。我知道，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作为修炼人，我应该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我能站在他的角度体谅他的不易了。

他之所以产生负面情绪，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看不到希望。这是因为我没有给他讲好真相的缘故。所以，我先针对他的症结，告诉他去派出所要人的意义：修炼法轮大法和拥有法轮功书籍在中国完全是合法行为，目前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这些警察并不能出示任何事实证明我母亲违法了哪一条法律，却绑架、拘禁我母亲，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属于违法行为。他们不是光明正大的，是害怕曝光的，所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止你去派出所要人。

我父亲又问：那你能怎么样？现在中国是由共产党把控。我说：首先我们要告诉这些涉案警察，现在中共颁布了一个规定，每个公检法人员制造的冤假错案，将来要被终身追责。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将来都要为自己所作所为来承担责任的。如果这些警察一意孤行，我们就将他们的行为予以曝光。国际的人权组织对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十分同情，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现在美国已经立法了，将会惩治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这些警察在海外的资产将会被冻结，他们的子女也无法出国。这些贪官贪了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出国过好日子吗？现在，凡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的出国美梦就别做了，有钱也出不了国。在中国呆着吧，他们心里也是惴惴不安，不知道哪天就被共产党当了弃子，最后弄个里外不是人。

当我爸听到我讲的这些，渐渐的平复了心情，还静静的问了一句：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现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收集了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名单、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等身份信息。当恶人的名字放到上面后，他们将无处遁形。当我父亲了解了当今的国际形势，一下对营救我母亲的事有了信心，并表示愿意继续配合我。

我母亲被非法关押期间是不准家属接见的，只有律师可以接见。同修们建议要找一个正义律师去见一见我母亲，了解一下她现在的情况。我找的都是大纪元曾经报导过的比较正面的律师。在联系第一个律师的时候，遇到了很多挫折。我又找了第二个律师，这回成功的约见了这位律师。我父亲去了律师事务所，跟这位律师讲了我母亲的事情。这位律师边听边叹息摇头，他说，他真的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他们真是好样的！但是他对这个国家很失望，根本就是无理可讲。他想帮忙，甚至可以免费给法轮功学员打官司，但是因为之前他帮助过法轮功学员，之后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现在他不敢再接这样的案子了。现在司法局有规定：不能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只能做有罪辩护。他说：法轮功学员是无罪的啊，我怎么能昧着良心给他们做有罪辩护呢！

这次虽然没有成功的请到这位正义律师，但是这也从侧面给我父亲讲了真相，使我父亲对大法产生了敬佩之情和更理性的认识，这些都在无意中改变着他的观念。

这个过程使我意识到，给家人讲清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家人彻底的明白了真相，破除他们头脑中对大法的不解和对中共的惧怕，他们才能更好、更有信心的配合我们反迫害。

在营救过程中去掉自己暴露出的执著心

经过我父亲的多方打听，我们基本了解当天发生的经过。同修提供给我一个数据库，里面是RTC营救平台同修们多年不懈努力总结下来的全国各地派出所、公安局、六一零办公室、公检法人员的电话。我从数据库中找出了相关办公室和警察的电话，整理出来发给明慧网和大纪元曝光。我同时还写了英文的文章在英文明慧网上曝光。

我父亲还打听到，现在实行办案一体化，谁抓的谁审，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收集材料和所谓的“犯罪证据”，派出所将材料递给检察院，由检察院判决。另一位曾经被非法劳教过的同修也跟我说，最佳的营救时间是第一个月，越早营救效果越好。在没判的时候比较好营救出来，等判了就不好救了，等等。听完他们的描述，我无形中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一个月”的期限，产生了对时间的强烈执著。我开始变的有些急躁，每天都在争分夺秒营救我的母亲。我对时间强烈的执著就导致很多事情進展的非常不顺利，所有的事情都被无形的拖住了脚步。

首先，就是我发到明慧网的曝光邮件迟迟没有发出来。这里面有我一个强大的私心，因为我的曝光邮件里面粘贴了很多的警察电话，如果明慧网早点发出来，营救平台的同修能尽早的开展营救、打真相电话。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将相同的邮件给明慧网发了好几遍，还请求当地其他的同修帮我发相同的邮件。虽然最终曝光邪恶的邮件被刊登出来了，但是由于自己强烈的执著心，给明慧网的同修造成了很多重复的工作。在这里也想为自己曾经无知的行为，向明慧网的同修们道歉。

其次，我一直认为我母亲被绑架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不巧的时间点。十二月份正是当地同修开展神韵项目的时候，我联系当地几位RTC平台的同修帮忙打真相电话，但是很多同修想要帮忙却也是分身乏术。与此同时，呼吁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進行营救的事情也出现重重困难。此时赶上是全国议员大洗牌，要重新选举，我根本就无法联系当地议员。我只能先给国际大赦组织，外交部，驻华大使发邮件。然而邮件早早的发出去了，我却迟迟收不到回信，我开始有点坐不住了。要知道十二月份离圣诞节和新年很近了，过年期间收到回信的几率很小，离“一个月”的期限越来越近。

外国人办事速度对中国人来讲有些缓慢，但是我又不敢发邮件催促，怕给外国人造成不好的印象。正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一位外国同修与我交流，说不要对外交部给予太多希望。现在太多人在大陆被迫害了，他们根本管不过来，何况我也不是他们国家的人。我的常人同事也说了相同的话，说现在各国政府更想跟中国政府做生意，收不到回信很正常。这些话无疑是给我浇了一盆凉水。因为有同修曾被国际大赦成功营救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了来自外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施压和营救上。但是长时间看不到回信，又加上周围人对此事的不同见解，使我心里越来越不稳。

我打电话给那位曾经被营救出来的同修，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一丝丝安慰和肯定。然而，她在电话中说：我没有说过国际大赦能保证一定就能把你妈救出来。我僵住，下意识的说了一句：“那我给他们写信是为了什么？不能把人救出来，那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呢？”同修听我说完后，非常严厉的批评我：“你写信是为了讲真相。一切都是为了讲真相救众生。你如果只想着把你妈救出来，那你修的也太低了！”同修的话对我无疑是当头棒喝，尤其那句“你修的也太低了”，更是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内心。但是我知道同修说的是对的。一定是师父看我总是不悟，就借用同修的口来点化我，直截了当的指出了我的问题。

我深深的反思了我自己。首先，我有一颗强烈私心和对母亲的情，我做的一切营救的事都建立在“救我妈”的基础上，我为此而奔波苦恼，伤心欲绝。

我带着一颗强烈的人心做事，是不会被师父和宇宙中的正神认可的，师父也没法替我做主。同修说我“修的太低了”，真是一点错儿都没有。再者，我有很强的做事心。同修们给我介绍了很多成功的营救经验，这些对我十分鼓舞，也让我一度认为，只要我能把这些事儿都做好，那么我母亲被释放是指日可待。我展开了这么多的营救的方式，而且是从多个方面、不同角度去营救，应该总有一个是管用的。我陷入了一种不停的做事儿中，把做事儿当修炼。

此外，我还有做事求结果的心，我急于看到营救的進展和回馈，却忘记了修炼中的提高和在反迫害中讲真相救众生才是我的重大使命。我没有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来思考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这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制造假相干扰，好似所有的事情都陷入了僵局。

并且，我太依赖于常人了，潜意识中觉的这种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影响很大，能对中共邪党有很大的威慑力，他们出面的话，人被释放的几率会很高。我这不是把他们放的太高了吗？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吗？怎么能期待常人来救我们呢？

在这期间，同修还给我转发了几篇明慧网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我提高帮助很大，也一下让我看到了我和同修的差距。同修们在遇到绑架和迫害时，想到的不是害怕和恐惧，而是用正念看问题，把它当做是换一个环境讲真相。因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全面做好三件事，证实法救度众生，结果是救人的路越走越宽。同修始终信师信法，相信师父主掌一切，把一切交由师父安排。同修们的文章提醒了我，我告诉自己，我和我的母亲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的一切都交由师父安排的。我无需操心我母亲的情况，因为无论她在哪里，她都有师父保护，她都有师父给她安排的路，而我有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之路，修炼谁也代替不了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母亲被绑架的事实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并在这个过程中去掉不足和人心，提高自己。

但是即使我意识到了，也决定要做好，可是这个对母亲的情不是说放下当时就能完全放下的。无时无刻不在的思念让我的内心无比痛苦。情到深处时，我就会泪流满面，哭的上气不接下气。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感觉被一个很大很沉石头压着胸口，让我喘不上来气。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此时，我只能通过多学法来增强自己的正念。在读到《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时，我就告诉自己，我现在是在承受很大的痛苦吧？那么我自身的业力就在转化成德，我承受多大转化多大。我要是能去掉这些执著心和情的物质，那我就提高上来了，我的功不就长上来了？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我就坚信，我一定能摆脱情对我的束缚和给我造成的痛苦，我一定能行！

当我坚定正念，加强学法发正念，突然一天早晨起床，我发觉那个折磨我的情和对母亲的担忧消失不见了，感觉就是那个东西离开了我的身体，不再能影响我的情绪了。这是在我母亲被绑架后，我第一次感受到轻松和坦然。我十分感激师父，一定是师父看到我有想提高和做好的心，就帮助我一把，把这个情的物质拿掉了。

但是，第二天我又重复了之前那个状态，内心痛苦压抑。但是这个强度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大了。我继续加强学法，慢慢的就又变好了。这样的状态反复重现了几次，每一次痛苦的强度都会比上一次减轻一些。到最后这个情的物质已经不足以影响和干扰我的正念了。

放下人心，做而不求，但是该做的营救的事项还是要继续。我也在持续的给国际大赦和外国政府写补充材料。尽管只有国际大赦组织给了比较正面的回复，但是我知道，我做这些事情不会没有意义。我给外国政府写的求救信，不是在给外国政府再一次讲真相吗？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严重迫害，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又有一个事实摆在你们面前，你们是要维护民主自由人权？还是不想招惹中共、继续视而不见？在善恶正邪面前默不作声，只想到独善其身，无疑是助长了邪恶的力量。那么我们给西方政府写信，不也是在给西方政府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