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不敢相信一个信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善良群体，一个只为做好人，对国家和社会有百益而无一害的群众性活动，会遭到残酷的打压和迫害。可它却在中国大陆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首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嫉和极度膨胀的私欲，狂妄的心理，挾持整个政府机构，对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肆意的污蔑和攻击，对上亿修炼法轮大法的善良民众進行了残酷的镇压。在面对对师父的诽谤，在面对对大法的不公，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大法修炼者毅然走上天安门，走去政府部门，走入社会各界，向世人讲述大法遭受的不白，大法修炼者遭受的冤屈，揭露欺世的谎言，澄清事实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和平请愿、表达诉求的群体却招来更加严厉的打压和摧残，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邪恶指令的驱使下，一双双罪恶之手伸向了大法徒。

师父说：“这万古大罪，这恶贯满穹宇的大罪，使众大穹一切神都震怒了！”（《精進要旨三》〈向世间转轮〉）

我曾四次遭邪党绑架，非法关押长达二十一年半，期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酷刑的摧残，人格的侮辱。当我回忆过往的惨烈时，原本在邪恶面前不曾掉过眼泪的我，却忍不住一次次的泪如泉涌。我为师尊为了众生耗尽一切的慈悲苦度而落泪，为大法的洪大而震撼，为同修的坚忍不屈而惊叹。几经犹豫，我终于拿起笔来，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法系统的黑暗的骇世听闻的一幕揭示出来，以唤醒更多世人的良知，从谎言的欺骗中走出来，真正认识大法，认识大法修炼者这一善良群体。

一、喜得大法

我叫李文明，又名李明一，原在甘肃省兰州机车厂上班。修炼大法前，我是一个名利心很重的人，厂里的东西经常往家拿。报销费用时，尽量能多报就多报，经常夹带一些本不该报销的一同报了。身体还患有多种疾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都患有慢性病，每到秋冬季节，咳喘不止，慢性胃肠炎时常困扰着我，经常出现腰部酸痛，四肢乏力，精神萎靡等症状，慢性鼻火、咽炎更是一年四季伴着我。我也曾练过其它一些功法，但都不见效，甚至还去过名山大川寻找名师，却不得而返。

一九九六年，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师父的高深法理一下就吸引了我，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意义。我是含着泪水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的，从此，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坚信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师父，从那时起，我就认定了我要跟随师父一修到底。

我身上的多种疾病神奇的消失了，精神状况相比以前判若两人。我把以前从厂里拿家的东西又拿回了厂里，把本该报销的单据也销毁了，作为我以前多报销费用的补偿。事事处处对照大法检点自己的言行，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大道。

二、证实大法 承受二十几年残酷迫害

（一）“四·二五”上访 讲清真相

由于原甘肃省政法委书记洛桑·灵智多杰在公开场合污蔑大法是“X教”，省内各地还出现了骚扰、驱赶大法学员炼功、非法抄家等现象。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大概是这一天），兰州及省内外地学员到省政府上访，要求政府纠正洛桑不负责任的胡说，并要求政府提供一个不受干扰的炼功环境。

我当时作为五名学员代表之一参与了情况反映。省政府的一个负责人说：洛桑的讲话是他个人行为，不代表政府，对于群众性的炼功活动，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但是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各地都发生了高音骚扰、水车驱赶学员炼功的现象，且愈演愈烈，甚至还出现了抓人的现象（随即又放了）。

五月的一天，兰州的学员又到省委去上访，我又一次作为五名学员代表之一参与了情况反映。省委的一个秘书长接待了我们，他的态度很强硬，对骚扰、驱赶学员炼功的事情避而不谈，把“四·二五”大法学员和平上访说成是“围攻中南海”，要我们认清形势，遵守“法律”。

可是，大家并没有被他的强硬吓倒，之后几天，都有学员到省委上访。

（二）“七•二零”遭绑架和看守所迫害

在厂里值班时遭绑架和抄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我正在厂里值夜班，兰州市七里河区公安分局派出十多人到兰州机车厂值班室绑架了我，他们非法查抄了值班室和我的家，抄走大量的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之后把我关押在下西园仙客来宾馆一楼角落的一个房间里。当时，兰州市有袁江、葛俊英、彭健、彭波、于進芳、汪章秀、郗丽琳、文仕学、曹军、史晓泉、华金川等二十多名大法学员遭绑架，分别关在明珠饭店、陇保山庄等不同地方。公安局抽调两个防暴大队的警察和市公安局一处和各区公安分局一科的警察日夜看守。

二十天后，他们放了一些学员，把袁江（后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被迫害离世，时年二十九岁）、葛俊英、彭健、彭波、于進芳、汪章秀和我七人集中在人民饭店，他们包了一层楼，抽调了一个防暴大队和市公安局一处的警察，日夜对我们“攻关”，要我们“反省”，强制“转化”长达半年，企图让我们放弃正信。之后又变更强制措施，由原工作单位带回监视居住。

到北京上访 被捕

每个星期三的下午，还要求我们到市公安局一处参加邪恶的“学习”。时近过年，我趁单位对我监管有所松动，便乘坐兰州到北京的122次列车，去北京上访。在京的同修把我接到了昌平区回龙观一处租住的房间里。在这里，每天進出的同修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到这里拿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或条幅，到天安门广场去证实大法。

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纠正了自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所犯的错误，在明慧网上做了严正声明。之后的两三天里，我一直在参与写横幅、条幅。后来这个租住点被恶人发现，北京回龙观派出所的警察包围了这里，把所有的同修和不断到来的同修都抓了，大约有四、五十人。警察把我们带到了回龙观派出所，把我们几个男同修打翻在地，他们用穿着皮鞋的脚在我们的头上，身上乱踹，脚在我们的头上、脸上不停的跐，邪恶之势很凶。

当时北京的冬天，天空一片灰蒙蒙的，阴霾遮住了太阳，地上一层厚厚的黑尘，我们几个的头上、脸上、身上都被腻的黑黢黢的，警察还让我们脱光了上衣抱冰块。尽管邪恶的手段非常狠毒，可我们没有一个被吓住的，不但没有被吓住，而且还没有感觉到疼，神奇的是抱过冰块的腹部却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尽管是腊月的天气，一点冷的感觉都没有。我当时便悟到，我们所承受的不过是表现在表面形式上的凶残，而实质的东西，师尊都为我们承受了，泪水止不住的夺眶而出。关在房间里的同修，有许多是女同修在往外冲，在声援我们，在营救我们，在向他们讨说法。就这样他们才停止对我们的毒打，大家开始集体绝食，背《论语》，抗议他们对我们非法抓捕。

又过了一天，他们开始陆续对我们非法审讯，有的同修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就被关在了北京的看守所。我被带到兰州驻京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怕我走脱，用手铐把我铐在一个沙发上，第二天把我交给了前去接我的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的一个队长和兰州机车厂保卫处处长。

在兰州西果园看守所

由于是年三十，北京市规定所有外来人员不能在京滞留，所以他们连夜带我乘飞机，回到兰州中川机场。一下飞机，直接把我劫持到西果园兰州市看守所。当时是深夜十二点多，整个天空漆黑一片，只能看到看守所有几点灯光在闪烁。

由于兰州的西果园看守所是依山而建，监舍在较低洼的地方。通往那里是一路下坡，下坡的尽头是一道铁门，门的上方是岗楼，岗楼上有可供射击的枪眼。整个环境阴森恐怖，铁门“吱呀”的打开，進入监院，房屋的建筑是窑洞式的，片石砌成的。一个监舍通常关押二十到三十人不等，多时甚至达到四十多人，拥挤不堪，吃喝拉撒皆在其中，空气令人窒息。有的监舍只一层通铺，所以，有的人只能打地铺睡在床下，且头脚颠倒侧身才能躺下；有时夜间起来上厕所，便再也找不到自己可躺卧的地方。看守所里老鼠、虱子随处可见。有些人浑身长满了疥疮，由于医疗条件极差，没有药物治疗，只有脱光了（衣服），在太阳底下暴晒来杀菌；有的皮肉都烂穿了，成了一个穿透的洞，骨头清晰可见。

这里每天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夏天是拣大板瓜子，任务量大时是每人一天一麻袋，有的完不成任务，要加班加点的拣，困了用手去揉眼睛；由于卫生条件极差，有眼睛被弄瞎的。冬天是剥瓜子仁。每人一大海碗，有把牙齿嗑豁的，有把指甲盖剥掉的，真是惨不忍睹，完不成任务还要挨打、体罚。经常有被打死的，一般都作为“正常死亡”处理了。光打人的手法，他们称为各种“菜”，就有一百零八道，每一道就是一种打人手法。

我在被非法关押近三个月时，对来看守所非法审讯我的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的何波、魏东等指出：关押我的期限将满三个月，若再关押属超期关押，是违法的。在关押到九十七天时，他们对我改变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

当我走出看守所后，听说那时妻子肖彦红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平安台劳教所女队非法关押。我便找到厂里说明情况，开具证明，要求接见妻子。当我来到平安台劳教所见到肖彦红时，只见她面目黢黑，且身体显得有些臃肿，原本她不是这样的。见到她的一刻，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就这样，短暂的会见结束了。

（三）非法劳教 酷刑折磨

悼念姚宝荣 被捕

二零零零年五月的一天，我听到同修姚宝荣被安宁区公安分局的恶警迫害致死，迅速赶到七里河同修张菊秀家中，到了张同修家，已有几位同修在那里。由于同修姚宝荣的父母有意让姚宝荣生前的好友见最后一面，我当即提议，我们打出悼念的横幅来，就在太平间前开一个追悼会。

由于“犹大”的出卖，我再次被七里河公安分局的恶警席明杰等绑架，将我劫持到七里河公安分局滞留室置留四十八小时后，转到西果园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一天。期间我一直绝食，绝水抗议。要求约见兰州市政法委书记。由于绝食绝水我几乎虚脱，整天坐在床上下不了地，看守所警察苗主管多次给市公安局一处打电话要求尽快处理。结果却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之前关押的二十三天未算在其中。

我由兰州机车厂一名同事陪同，被恶警何波与另外一名年轻的警察、司机劫持到平安台劳教所，由于之前长时间绝食绝水，身体极度虚弱，加上一路上汽车的颠簸，我几乎要休克了。在路上，那位年轻的警察悄声对我说：我敢说这场对法轮功的打压超不过三年。我为这位年轻的警察欣慰，他是我遇到警察中的第一个明白人。到了劳教所，我被分到了三大队二中队。

在三大队二中队的五个月里，我一次次绝食反迫害，他们不让我炼功，我炼功，包夹人就推我，搡我，使我炼不了功，后来我半夜跑到值班警察窗下炼功，他们不敢对我动手，怕惊动了警察，就向值班警察打报告。警察看到后，又强行将我抬到监舍。绝食期间，中队长张全兴派出七个吸毒犯包夹我，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到了秋天，我开始拉肚子不止，最多时一夜要上厕所十几次，白天也要七、八次。人明显的消瘦下去了，可精神状态很好，每天还可拉上架子车，上山去导弹营的营房平地。后来这事被指导员段继平知道了，他叫吸毒犯把我压倒，用铁勺将我的牙齿撬开强行灌药，我的牙齿都被他们撬豁了，也没有灌進去，最后药都洒掉了。就这样持续了四十多天。

还有一次他们把我身上装的印有师父《洪吟》的小册子在我睡觉时偷去了，这是我每天要看、背记的内容，我再次绝食抗议，绝食到十几天时，劳教所所长曾令峰来了，他看了我之后，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我被转到了一中队，紧接着又从一中队转到五大队。

在一中队时，我的一件羊毛衫被一检查行包的吸毒犯抢去，当时警察就在跟前。那件羊毛衫是我岳父、岳母从新疆来平安台看妻子和我时买的，不曾想却被吸毒犯抢走，而且是当着警察的面抢走的。我把此事反映给了管理科戴兴隆科长，结果他装傻充愣，不管此事。

来到五大队，他们往往把最脏最累的活分配给大法学员去做。有次积肥，要把厕所里的大便拉到地里和上土，打成方垛发酵，要我们几个大法弟子来干。眼看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两只手弄的脏兮兮的都是粪便，却不给我们水洗手。正在犹豫，同修宋延昭见了，对我说：这东西并不很脏，比起现在有些人的人心差远了。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当即放下了怕脏的心，抓起馒头吃了起来。

还有一次，从水渠里用桶提水浇地，监工的吸毒犯马有三手提木棍，要求我们要跑起来，动作稍慢一些，棍棒就打在身上，我心想，不能配合邪恶的指使，便慢悠悠的提水。我被他打了一棒，就过去和他理论起来，他没敢再打我。在一次管理科考核“五化”制度时，大法学员都不背，当考到同修陆保良时，陆保良明确的告诉管理科长戴兴隆：“大法弟子不背‘五化’制度。”

在劳教所首次看到“天安门自焚”伪案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晚上七点，大队通知有“重要新闻”，要求集体看电视。我被两名包夹人员强行带到第一排，压到地上坐下。我知道又是邪恶对大法的造谣和诽谤，便坐在地上闭目养神。谁知恶警却授意包夹人翻我的眼皮，抠我的眼睛，我和他们撕扭在了一起。这时，电视里播出“天安门自焚”伪案。同修申世勇当即站出来，澄清自杀是有罪的，大法对修炼者要求不允许杀生和自杀，当即揭穿“自焚者”不是大法修炼者。申世勇被恶警强行带到大队办公室，用很细的绳子扎起来，达一个多小时。这时同修柴强也站起来，和他们讲道理。

“天安门自焚”伪案播出后，平安台劳教所又开始了对大法修炼者更加残忍的打压。在邪警大队长马武的暗中指使下，他们把金吉林长期一只手从两腿之间穿过，和另一只手铐在一起，使他不能站立行走。把王茂林双手背铐吊在晾衣服的铁丝上，指使吸毒犯用拳头猛击王茂林的腹部，致使王茂林大小便失禁。

钱世光之死

钱世光当时已经六十岁了。他们把钱世光打得脸部变形，几次住院。信念纯真坚定的钱世光每到人多处或遇其他大队经过时，便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好！”声音洪亮，响彻天宇，震慑了邪恶，唤醒着众生。为此，钱世光随之又会招来一顿毒打，但他矢志不移。钱世光曾说：不论在哪里，我都要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在外面时，钱世光随身装有大法真相资料，装着刻有“法轮大法好”的图章。走到那里，大法真相便讲到那里；走到那里，大法真相图章就盖到那里。曾有一次在发真相资料时，遭遇恶人。钱世光发正念与恶人对峙四个多小时，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驱离了恶人，得以走脱。

后来他被绑架到龚家湾洗脑班。他在生命垂危、口不能言、卧床不起时，仍不忘整点用树枝作的手杖敲击床架，提醒同修整点发正念。钱世光做事一向认真，背诵师尊的经文时，从不落下每一个标点符号，他常说师父经文中的标点符号也是法，对法要有一颗敬仰的心。后在龚家湾洗脑班长期遭受迫害，钱世光去世了。

宋延昭之死

宋延昭被打的脸部变形，五根肋骨被打骨折。恶警却要求他每天出工时拉上架子车，架子车上坐有四、五个病号，一直要拉到地里。五大队是种植大棚蔬菜的，一到大棚，便由恶警包平指示两个包夹犯人把宋延昭双手吊在大棚的铁丝上毒打。当我们提出宋延昭的肋骨被打骨折，要求到医院去做检查时，却遭到康士成、王文昌、包平等恶警更加残酷的迫害。康士成对宋延昭说：听说你的肋骨骨折了，来，我们给你治。随之，他们把宋延昭掀翻在地，用手在宋延昭骨折的部位，使劲挤压，致使宋延昭发出撕心裂肺般痛苦的叫声。

同修张露禅质问他们：你们怎么可以对一个骨折的人这样呢？却招来一个黄姓警察流氓般的嘲弄：张露禅，我看你这个大学白上了，你不知道按摩对病人是有好处的吗？恶警康士成、王文昌等竟扬言：我就不信他们不怕死。宋延昭一直到被迫害致死，始终坚守对大法的正信，临失去人的生命时，还在盘腿打坐。

宋延昭被迫害致死后，恶警马武被免去大队长职务，调到二大队任副大队长。五大队的教导员也被调往其它大队。康士成不再猖狂，王文昌去了劳务点带劳务，包平从大棚的墙上摔下，把腿摔断，遭了报应。

开始发正念反迫害

被评为白银市十佳青年的马君彦也被非法关押在这里（他妻子被非法关押在女队），他曾是白银市电力局领导班子确立的第三梯队人选。他为人谦逊，待人热情、诚恳，口碑极好。电力局的老局长曾多次到平安台看过他。他对大法信念坚定不移。

我被一个绰号叫“小聋子”的吸毒犯拉到厕所里暴打，之后他们几个吸毒犯又将我的双臂平行拉过背部，我的胸腔象撕裂了一般。在我的手腕处使劲缠布条，目的是固定手铐，不使其打滑。他们把手铐挂在了晾衣服的铁丝上，将我两只手的手腕铐在手铐里，使劲捏手铐，目的还是固定死，我就这样两臂平拉过背部反铐着，挂在了铁丝上。当时我的双臂已麻木，失去了知觉。我心想，吸毒犯们所说的“大宽”也不过如此，尽管形式上来的凶猛，可还是能坚持的了。

谁知邪恶的吸毒犯竟拉起手铐跑了起来，我被侧身踮起脚尖和他一样的跑动。晾衣服的铁丝是中间低、两头靠近水泥桩的地方高，到了水泥桩跟前的时候，我脚尖几乎要离地，两臂也痛到骨头里去了。一圈下来，我头上细密的汗珠已渗出。就这样来回的拉跑，我已经浑身瘫软，不能站立，被这样又挂了四十多分钟。放下的时候，他们将我架起，使劲揉搓我的双臂，我才慢慢的恢复了知觉。一连多天，我的手腕双臂都是麻木的。

宋延昭被迫害致死后，整个五大队同修的状态有些低落。在一次打凉水时，我建议几个同修绝食抗议，可同修当时的怕心较重，没有形成集体绝食。

后来外面的同修接见时，传進来明慧编辑部要求大法弟子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邪恶因素。我和同修张峰商议，发正念时，一定要坐起来，做好发正念，同时联系其他同修。记得是早上六点发正念，同修们都主动配合行动起来了。这一举动，又惊动了大队，但这次他们未敢有任何动作。

开始恢复集体炼功

当时我看到同修的正念都起来了，建议大家集体炼功，开创环境。于是，我们开始早上五点炼功。第一天早上炼功，恶人没敢过分阻拦，晚上新任的大队长郑继光把我叫出去，对我说：你只要不公开炼功，你回去睡你的觉，我们对你不作任何处理。我当时就回绝了他，我告诉他：这不可能！我就是因为炼功进来的，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我还要炼！他对我说：李文明，你从台下走到台上，从幕后走到台前，最后到赤膊上阵，走吧。他们把我关在了堆积沙石料的一个小院子里，由四名吸毒犯包夹，抽调两个警察值班。他们把我背铐在床架子上，我开始绝食反迫害。

再次以绝食反迫害

第二天早上，又有几名同修被带進来，和我一样背铐在床头架上。第三天，同修牛万江也被带来。这时劳教所所长曾令峰和几个警察又来到五大队，他们看完之后，一个警察指着我嘲弄般说：这个一看就是个“奸臣”。由于五大队关押了部份大法学员，他们的警力不够，从教育科、管理科抽调了部份警力协助五大队迫害。原三大队大队长也在其中，他当时已经是劳教所的纪委书记。就这样，五大队的生产也处于半停产状态。

有一天，教育科的科长要和我谈话，我说，谈话可以，但必须是平等交谈，否则没有谈的。他们叫吸毒犯搬来把小躺椅，给我泡了杯茶水，我们开始交谈。当然不会有实质性结果，我心里也早有准备（后来悟到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因为我要坚持炼功，开创环境。他们坚持不准炼功，其它方面还好说。

当时和我绝食的还有张峰等人，绝食到了第三天，他们把我们拉到了医院灌食。两个星期后，他们陆续的放了一部份学员，最后又剩我一个人时，他们把我关在了五大队一中队（这个中队劳务去了，房子空着）。他们把我铐在一把椅子上，只能成半蹲状态，又过了一个星期后，把我放开了。

回到二中队，一个姓王的中队长对我说：你剩的时间（指平安台劳教时间）不长了，你好好蹲着，等你出去时，我送你出平安台。我告诉他说：我本来就没有怎样，是你们有些人不想让我好好蹲着。

以后我们又多次反迫害，不参加他们的生产劳动，不点名，不报数，不配合他们的管教工作。直到有一天，大队长郑继光对我说，他要召开一个文明执法座谈会。让五大队所有法轮功学员和他们部份警察参加。

座谈会上，张荣等同修揭露了他们怎样迫害大法弟子，宋延昭是怎样被迫害致死的。在会上，大队长郑继光基本上保证了在他任内不再出现打骂法轮功学员的事情。至此从，五大队环境基本开创出来了。我们可以私下传递师父的经文、学法、背法、互相交流基本不受干扰，有的吸毒人员还帮我们收藏经文。

可还是有不识相的吸毒犯把我藏在身上的经文趁我夜间起夜时偷去，拿到警察那里邀功。我因为和他要经文，扭在了一起，惊动了值夜班的大队长。大队长当即训斥我，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做的有些过激，再没吱声。

随后大队长说：这些你们不是都背下来了吗？还装着干什么？同修申世勇也帮我向教导员雷金平要经文 ，但都没有要回来。我悟到，当时如果自己把心态摆正，不造成那么大惊动，经文是可以要回来的。后来偷我经文的那个吸毒犯，被那晚值班的警察（中队长）找了个借口，痛打了一顿，认为他多事，把他夜间值班的岗位也给换掉了，让他白天跟着大队出工干活。他本来腿上有残疾才让他夜间值班的。这下连值班岗位也丢了，还挨了一顿打。

结束劳教迫害 又被关入精神病院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走出了平安台劳教所，被兰州机车厂去的车接到了厂保卫处，仍然受监视看管，没有自由。

当时我听说我在林家庄的房子要拆迁，就提出要看房子，他们不允许，不让去。我在厂里被非法监管一事，妻子知道后，也给厂领导打去电话询问。在妻子的过问和我本人的抗议下，他们又把我劫持到兰州市七里河区华林坪洗脑班强制洗脑。这里是甘肃省中医康复中心，四楼是关精神病人的，整个窗户和走廊过道是被铁栅栏焊死的，下楼梯口是一个大铁门，整个布局和监舍楼是一样的。他们把这里承包下来作为强制转化大法修炼者的洗脑班。

到了这里，我又一次提出要看林家庄要拆迁的房子，他们还是不允许。为抵制绑架，我开始绝食，后来我发现有走脱的可能，便停止了绝食，我每天都要从窗户观察地形，待体力恢复后，又赶上二零零二年过年，医院里住院的人少，医护人员也都忙着在家过年。我瞅准时机，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大法的保护下，掰断了焊在窗户上的铁栅栏，从四楼跃下，成功走脱。走脱后，兰州市公安局在兰州的各个出口处张贴了悬赏五万元非法抓捕我的告示，又在我住的楼前布控蹲点，到和我关系好的朋友家守候，企图抓我。

（待续）